“詩聖”杜甫不僅詩又多又好，且人緣也不錯，所交朋友上至丞相、刺史等高官顯貴，如房琯、嚴武等，下至小官微吏等底層人物，如鄭虔、岑參等，幾乎遍布社會各個階層。在衆多的朋友中，高适是杜甫所倚重的摯友，他對杜甫的幫助最大，對其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之間的關系親疏直接決定了杜甫人生的走向。
杜甫與高适的相遇在開元二十七年(739)，那時節，高适應制舉不中，杜甫舉進士未第，在汶上一見如故，遂成摯交。居梁宋期間兩人經常往來，在長安期間也時有唱和。然而，兩人後面的人生卻大不相同，高适在仕途上一路騰達，杜甫卻一路坎坷。
上元元年(760)，杜甫因經濟拮據向時任彭州牧的高适求助而沒有得到回應。為此杜甫寫了一首《因崔五侍禦寄高彭州一絕》:
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饑寒。
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
表明高适并沒有回應杜甫的求助。上元二年(761)，高适任蜀州刺史，訪杜甫。杜甫作《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當代論才子，如公複幾人。
骅骝開道路，鷹隼出風塵。
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親。
天涯喜相見，披豁對吾真。
可以看出，杜甫對高适的情感依然很深，對其達官厚祿也非常贊賞。寶應元年(762)，杜甫去往綿州，正遇蜀中叛亂，想傳回成都草堂，便又求助高适，《寄高适》: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
詩名惟我共，世事與誰論。
北阙更新主，南星落故園。
定知相見日，爛漫倒芳尊。
高适又沒有回複，杜甫隻能颠沛流離。廣德元年(763)，高适挂帥抵禦吐蕃失利，杜甫寫《王命》《征夫》《西山三首》等詩表達了對百姓生計的憂愁和對統帥援軍的不滿。廣德二年(764)，高适被召回京，杜甫作《奉寄高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
總戎楚蜀應全未，方駕曹劉不啻過。
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将帥憶廉頗。
天涯春色催遲暮，别淚遙添錦水波。
表達了對高适前途和才能的高度評價，充分反映了兩人的深厚友誼。
從杜甫與高适在蜀中的交往看，很多人認為兩人的關系出現了裂痕。其實，這個問題需要站在杜甫和高适兩個人不同的角度去看。杜甫對高适的情感是始終的，覺得兩人一直如當初見面一樣，布衣之交，友誼深厚，知己平等，是以高适給予幫助時就感激，沒有回複時就着急，作戰失敗時就批評，回京受責時就鼓勵。“汶上相逢”的以誠相待和無所顧忌的樸素友情，在杜甫那裡延續下來。但杜甫沒有意識到，地位上的差異和性格上的不同，已經使他和高适的關系不再那麼密切和平等。高适的态度是容易改變的，故《舊唐書》評價他“君子以為義而知變”。由于經曆和身份的懸殊，他對杜甫的感情已經發生了變化，不會再像以前那樣有求必應，也不會有那種心心相印的挂念。
對待于友誼，杜甫的不變和高适的改變，性格使然，無關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