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考古學而言，2021年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一年。這一年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一百周年，也是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敦煌研究院發表關于敦煌學研究重要講話兩周年，還是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關于中國考古學重要成績及其意義重要講話一周年。2021年10月17日，仰韶文化發現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紀念大會在河南省三門峽市舉行。大會宣讀了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賀信，習近平同志在賀信中殷切希望廣大考古工作者增強曆史使命感和責任感，發揚嚴謹求實、艱苦奮鬥、敬業奉獻的優良傳統，繼續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展示中華文明風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實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講話和賀信精神為新時代廣大考古工作者更好地開展考古學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國考古學站在新的起點上，正在開啟一個學科發展的黃金時代，中國考古學的春天已經到來。
2021年的中國考古學界十分活躍，中國考古學在學術史回顧、理論方法探讨、史前與曆史考古及實證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豐碩成績。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這一标志性事件推動下，關于考古學史、考古學理論與方法、中國考古學特色風格氣派等問題的研究，成為重要特色。這些豐碩成績顯然不可能在一篇短文中得到完整準确的反映。鑒于許多重要考古發現或以簡報等形式發表于專業刊物，或以論證會、新聞報道、年度評選等形式由媒體及時釋出，本文對上述兩方面内容均未加涉及，而隻選取若幹具有共通性、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加以概述，很多精彩内容隻能割愛，不當之處敬請專家指正。
百年回顧與未來展望引人注目
100年來，幾代考古人筚路藍縷、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2021年10月18日，“第三屆中國考古學大會”開幕式上公布的“百年百大考古發現”對其中的主要成就進行了集中展示，北京周口店遺址等100項考古發現入選。在新石器時代考古發現中，與中華文明起源和各地文明化程序密切相關的重要遺址多數入選，這反映了中華文明起源研究和與之相關的考古遺址的工作得到了重視和加強。在新的曆史節點，回顧重要成就、總結豐富經驗、提煉有益啟示、明确學科定位、錨定學術方向，成為不少學者重點關注的内容。
第一，百年考古的重要成就。100年的考古學實踐重建了中國史前史，極大豐富和完善了有文獻以來曆史時代的中國曆史。陳星燦認為，我們紀念仰韶文化發現100年，是因為它的發現與研究曆程從側面反映了中國現代考古學探本求源、揭示中華文明發展脈絡和輝煌成就的百年曆程。劉慶柱認為，中國特色考古學的提出與實踐是百年中國考古學發展的必然，是中國近代史發展的必然，是中國曆史學優秀傳統發展的必然。王巍認為，一百年來，幾代中國考古學者薪火相傳、繼往開來，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鞠躬盡瘁、砥砺前行。陳勝前、王紅博認為，考古學的三個不同源頭與發展脈絡形成考古學術史的基本結構，影響了當代考古學理論方法的格局。
百年考古重要成就的總結也展現在學術著作出版方面。《2020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國家文物局主編，文物出版社）收入2020年共34項考古新發現，系統闡釋了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夏鼐日記·考古編》（全4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是中國現代學術發展史、新中國考古學史和夏鼐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考古學家眼中的中華文明起源》（陳星燦主編，文物出版社）收集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考古學界關于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反映了中國考古學界有關中國文明起源探索的過程和樣貌。《中國考古學百年史（1921—2021）》（全12冊，王偉光名譽主編，王巍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把百年來的中國考古學分為四部分，某種意義上是一部中國考古學研究的百科全書。
第二，百年考古的豐富經驗。郭明建認為，中國考古在發展中形成的一系列優秀傳統建構起中國考古工作者的從業規範與精神脊梁，其中包括針對重要遺址、以領隊為主導、持續性發掘的工作模式等。魏興濤認為仰韶文化研究仍有許多方面有待深化，其中對文明化相關問題的深入探讨應當是今後的重點。賈笑冰認為，紅山文化的發現對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發揮了引領作用。韓建業認為，彩陶蘊含中華文化“密碼”，彩陶在前文明社會具有特殊文化和社會功能，“彩陶之路”的真實圖景值得繼續探索。
第三，百年考古的啟示。王巍認為，加強對考古資料的闡釋才能充分實作考古學的社會價值，多學科融合是考古學發展的必由之路。劉慶柱認為，百年來中國考古學的發現與研究揭示了中華5000多年不斷裂文明史，其不斷裂的曆史原因就是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的文化自信。陳淳認為，中國考古學在海量材料的資訊提煉、整合和科學闡釋上任重道遠。李新偉認為，考古學對中華文明起源的科學探索得到了一個重要結論，那就是中華文明的形成在遼闊的地理背景中展開，經曆了各地區多元發展、互相碰撞最終融合為一體的宏大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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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學者通過對著名前輩考古學家的緬懷，總結了百年考古。趙大旺認為，向達、勞榦、石璋如在艱苦條件中取得突出成就，在中國近代敦煌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敦煌學是向達與夏鼐學術領域的交彙點，也是兩位先生建立深厚學誼的重要媒介。湯惠生認為，紀念夏鼐，回顧夏鼐的馬克思主義考古學體系，就是在發揚老吏斷獄般嚴謹的考信和實證精神、實事求是的科學态度，以及通天徹地百科全書般的學術眼界。陳偉駒認為，夏鼐與蘇秉琦對中國文化起源多元說認識的方法、契機、依賴的材料及系統程度不盡相同，但為認識中國文化起源多元性都作出了獨特貢獻。王巍指出，安金槐發現和研究了鄭州商城，也在夏文化研究方面作出突出貢獻。
第四，百年考古的發展前景。朱乃誠認為，中國考古學在揭示中華古代文化與文明以連續發展和傳承優秀文化傳統、揭示中華文化基因、展示和建構中華民族曆史與中華文明瑰寶方面，将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裴世東認為，運用大陸考古成果和曆史研究成果可以向國際社會展示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展示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冉宏林認為，中國考古學将在實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堅定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高崇文認為，在前輩多年辛勤打造的基礎上，需要進一步揭示楚文化在大陸古代文明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潛偉認為，考古科技工作已經取得一定進步，但還缺乏共同的學術綱領和學術規範。最近幾十年來，中國南方舊石器時代考古新發現不斷增多。王幼平認為，與中國北方及舊大陸西側的研究相比，仍須深入探讨、全面複原中國南方早期人類與社會發展史。喬玉認為，考古學家的工作并不局限于複原過去，還必須解釋曆史是如何發展的，文化遺産的意義在哪裡，這種意義能為當今的群眾提供什麼。
理論與方法探讨成為熱點
與百年考古回顧和展望緊密相關的，是對學科理論方法的濃厚興趣。這方面的研究重點圍繞中國考古學的特色、風格與氣派，中國考古學的認識論、方法論、學科建設，考古學與曆史學的關系，西方學術範式或概念在中國的适用性，考古學理論創新等問題展開。
第一，新時代中國考古學的特色、風格與氣派。經過數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中國考古學已經形成了鮮明的特色、獨特的風格、宏闊的氣派。應如何認識其曆史程序和豐富内涵？餘西雲認為，到20世紀80年代前期，中國考古學完成了向曆史唯物論的嬗變，開啟了實事求是的社會曆史重建之路，形成了考古學的中國學派。湯惠生認為，洋為中用、古為今用仍是我們需要高揚的大旗。韓建業認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可以概括為：有着鮮明的曆史學目标，以考古學文化譜系梳理方法揭示中華文明發展脈絡始終是考古學研究的主流，始終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考古學研究的指導思想。劉慶柱、南韓河表示，曆史考古研究必須重視考古學文化與古代曆史文獻的密切結合，這既是中國考古學的重要特色，也是它與史前考古的最大差別。陳淳認為，中國考古學隻有放到世界背景中才能展現它的民族性。徐良高認為，唯有認清并擺脫傳統的文獻導向的“證經補史”思維方式，以考古學為本位，走“考古寫史”之路，才能建構科學的中國上古史。趙賓福認為，中國考古學經曆的一百年發展曆程，實際上就是不斷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考古學的過程。何努認為，中國考古學派的本質是曆史話語體系下的考古學，特色是本土性與史料傾向，特色性的方法論是以考古證據鍊為主股，配合文獻證據鍊股，輔以人類學證據鍊股，擰成一條有機聯系的“三股證據鍊繩”。
第二，考古學的認識論、方法論、學術史。考古學是一門怎樣的學科，它在新時代的發展趨勢是什麼？宋江甯将考古學的核心了解為一個以田野考古為基礎的、開放的知識體系和學科系統，其性質為綜合學科，各分支學科為交叉學科。王益人認為，考古學問題歸根結底是哲學問題、邏輯問題，要回歸到人類本身上來，回歸到人類生活、人類與自然發展規律上來。施勁松認為，多學科融合、理論建設、不同文明的比較研究，應是中國考古學發展的三個重要方面。袁廣闊認為，在中原新石器時代考古的研究上，田野考古、考古類型學的研究方法十分重要。
第三，考古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劉慶柱認為，考古學與文獻史學密切結合是中國曆史學的學術傳統、優勢與特色。蔔憲群認為，曆史學與考古學融合發展，不是合二為一，而是兩者共同促進和培育新的學科生長點。陳恒認為，考古學與史前史并不能互相替代，考古學雖然在整體上有了很大發展，但要想将考古成果用于世界史前史研究，還有一段距離。楊博認為，考古學和曆史學是曆史科學兩個獨立的主要組成部分，二者融合發展的根本任務是“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施勁松認為，探尋中國的起源、形成和發展，展現的正是中國考古學的特色，這個問題需要不同學科共同應對。
第四，研究方法、基本概念、學科發展反思。陸青玉、王琦等認為，20世紀中晚期，大陸部分學者開始嘗試使用源自歐美考古界的陶器岩相學分析方法，但截至目前，仍缺少比較成熟的研究案例。周玉端、李英華認為，近年來，“舊石器技術研究”在不少研究中得到運用，但存在對技術學研究的粗淺模仿，進而帶來研究方法和研究結論的誤導。張立東、李立遠認為，黃河考古是傳統考古、黃河曆史和地質考古的交叉學科。桑栎認為，應該通過考古學的本體論研究，解決綜合研究滞後、學科發展不均衡的現象。白雲翔提出，城市手工業考古作為城市考古和手工業考古的交叉研究領域，既是深化城市考古的需要，也是推進手工業考古的需要。
史前考古研究亮點頻出
史前考古與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直接相關。2021年度，相關研究涉及人類早期生業方式、物質文化、聚落與社會複雜化、宗教與藝術、族群交往與文化交流等方面。
第一，人類早期生業方式。2021年，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浙江浦江上山遺址入選全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趙志軍認為，稻作農業起源或稻作農業形成過程中的初始階段可以追溯到距今一萬年前的上山文化時期。鐘華、王濤等認為，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成體系的農業經濟在該地區尚未完全發展起來。曹建恩認為，新石器時代内蒙古中南部諸考古學文化的經濟形态主要表現為狩獵采集與農業的互動共生。常經宇認為，仰韶時代晚期榆林地區存在多樣的肉食資源政策，龍山時代晚期采取了因地制宜的家畜飼養政策。劉一婷、李婷等認為，廟底溝遺址廟底溝文化時期先民以飼養家豬為主，針對不同的動物采取不同的利用政策。劉莉、李永強等認為，丁村仰韶文化遺址的釀酒方法可代表仰韶文化核心地區6000年前釀酒技術的發展狀态。鄭曉蕖、邵棟等認為，馬家浜文化發展至晚期，水稻尺寸出現明顯增長，稻作農業逐漸成為主要農業部門。
第二，物質文化。宋博、陳全家等認為，河南西峽倉房坡頭舊石器地點具有小石器文化傳統，該地點可能形成于晚更新世早期。李意願認為，澧水流域及華南地區晚更新世早中期遺址的舊石器文化有了新發展，這一時期的舊石器文化進入了承前啟後、持續發展的新階段。樊溫泉、賀存定等認為，廟底溝遺址具有石器加工場和專門化的特點，其中的石器以農業工具為主。栾豐實、武昊等認為，兩城鎮遺址的石器生産已經脫離家庭手工業的生産階段，進入更為複雜的專業化生産時期。董小帥、李秀輝認為，甘肅地區出土先秦時期銅器樣品的遺址分布在洮河流域及河西走廊地區，文化屬性以齊家文化和四壩文化為主。
陶器的發明通常被視為人類社會由舊石器時代發展到新石器時代的标志之一。錢耀鵬、穆瓊潔認為，以中原地區為代表的華北平原應是大陸史前陶窯的最早發源地之一。郭子月認為，裴李崗文化三期瓦窯嘴遺址中的磨光薄胎黑陶标志着裴李崗文化的制陶工藝達到了一個高峰。彭小軍認為，陶器成型技術類型在新石器時代中期形成有規律的空間分布特征。蘇明辰、宋海超等認為，廟底溝、西王村及廟底溝二期文化這三個時期的陶器在制作技術上基本一脈相承。徐昭峰、王凱凱認為，大口尊的傳播反映出新石器時代晚期海岱、太湖、中原和江漢地區文化間的交流。陳晖、荊志淳發現，雖然材料和制作技術存在部分差異性，但盤龍城陶器器形和裝飾卻竭力保持與中原的一緻性，反映出對中原文化觀念和身份的認同。
第三，聚落、城址與社會複雜化。張弛認為，白音長汗遺址環壕圍合的聚落是興隆窪文化最小的社會單元，興隆窪文化時期應是氏族—部落社會。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認為，雙槐樹遺址與周邊分布的多個遺址共同構成規模巨大的聚落遺址群。2021年10月9日，雞叫城遺址考古發掘專家現場會在湖南澧縣召開。專家認為，此次發掘揭示出的大型木建構築F63有助于了解長江流域史前建築形式。張國碩、張婷等認為，中國早期城址城牆結構既有一緻性，也存在着明顯複雜性、多樣性、區域性特點。
聚落形态的變化反映了社會複雜化程度的差異。陳雪飛認為，裴李崗文化處于一個基本平等的社會階段，但在賈湖聚落出現了類似于巫師或氏族首領等社會地位高于其他人的職業。秦存譽認為，裴李崗文化中尚未出現階層和貧富分化，賈湖聚落已經出現掌管宗教祭祀的巫師。馬蕭林認為，仰韶文化的社會形态在廟底溝期完成了從簡單的平等社會到複雜社會的重要轉變。陳雍認為，進入文明門檻的良渚社會具有三個早期國家特征：按地域組織起來的政治社會、複雜社會分層和權力等級系統。田偉認為，不能完全排除周家莊遺址為舜都所在的可能性。
第四，宗教與藝術。韓建業認為，裴李崗時代開始出現有共同葬俗、排列有序的公共墓地—族葬墓地，這是當時黃河流域祖先崇拜觀念加強的反映。裴李崗時代邁開中國文明起源的第一步。李新偉認為，廟底溝類型時期存在的魚鳥組合圖像反映了神鳥在魚體内完成孕育生長的薩滿式化生觀念。彩繪陶為陶寺文化等級身份的重要标志。王仁湘認為，良渚文化中可能已經有了四神信仰。何努認為，玉琮不僅是良渚文化的宗教法器，更是良渚國家政體推行的“國家認同”的象征圖形符号。王仁湘認為，方菱額花是中國古代文明史前期動物神的固定神性辨別，在史前末期它還曾是人神的神性辨別。
第五，族群交往與文化交流。蔡金英認為，磁山文化第三期時裴李崗文化北進的勢力更加強烈，使三期的文化面貌發生顯著變化，在裴李崗文化北上的同時磁山文化也有部分因素南下到裴李崗文化地區。崔宗亮認為，裴李崗文化的許多因素被北辛—大汶口繼承，并加以改造、創新，進而影響中華文化的發展以及中華文明的誕生。戴向明認為，仰韶時期陝晉豫鄰境地區聚落興衰、社會複雜化發展與晉南鹽業資源利用之間可能存在密切聯系。薛新明認為，廟底溝文化曾經強力向外擴張，與北方文化發生交流與融合，對後來的發展趨勢具有重要影響。賈笑冰認為，在以排他為主旋律的族群擴張中，紅山先民從物質層面的融合發展到精神層面的認同。羅詩謙認為，山東地區龍山文化晚期素面陶鬲的出現時間、地域甚至形制的高度一緻說明其或許與大規模族群遷移有關。韓建業認為，早期東西文化交流大約發端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為之後“絲綢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栾豐實認為，陝北和晉南地區龍山時代的玉器存在着較強的共性特征，屬于同一個大的玉器系統。邵晶認為，距今約4000年前後石峁文化和後石家河文化之間存在文化因素交流互動迹象。
曆史時期考古研究穩步推進
2021年的曆史時期考古，似可從政治活動與統治思想、經濟與社會生活、器物制造技術、宗教與藝術、社會交往與文化交流等方面略加介紹。
第一，政治活動與統治思想。陳絜認為，武丁王蔔辭地名系統、花東子蔔辭地名系統及商末王蔔辭地名系統之間存在的大量重疊現象對于晚商政治地理的勾畫複原具有重要價值。晁福林認為，周人由周初二王谥号引申出的“文武之道”治國理念在不同時代需求下發揮了鞏固政權的作用。随州棗樹林曾國貴族墓地出土的曾公求編鐘，引發學界關于“康宮”問題的重思。杜勇認為，曾公求編鐘銘文措辭不合周初的時代特征，難以依據它來判斷“康宮”的時代和性質。楊理勝認為，曾公求是東周時期冊命制度仍然延續的證據。劉彬徽認為楚曆的歲首為冬，以建醜為正。黃尚明、關曉武認為，曾國的紀年法始終尊奉周正。陳偉認為，西漢初年中國的法律形成刑法與民法兩分的顯著結構。何有祖認為，老官山M1∶118、158木牍反映了漢武帝時期官府對市場交易加強監管以保障“占缗令”有效實施的史實。
第二，經濟與社會生活。朱鳳瀚認為，二裡崗下層文化一、二期與二裡頭文化晚期墓葬的随葬器物組合有明顯差別，陶器形制特征多有不同，展現出兩者在類型上的重要差異。陳暢認為，鶴壁劉莊墓地布局展現先商人群和白燕四期文化人群、東下馮文化人群共建的五個層級的社會關系，展現了二裡頭時期親屬關系和禮制同為社會控制的重要手段。劉亦方、張東認為，鄭州商城内城是早商時期城市的核心功能區，中北部的曆代城市衙署區也發現有殘破的早商夯土基址，暗示了該區域在早商時期的重要性。何毓靈認為，洹北商城四周的方形遺迹是“城壕”，北商城與殷墟的水系展現了因地制宜、高效利用的原則。周志清認為，磨石随葬是金沙遺址常見的喪葬習俗，是古蜀社會階層分化的産物。徐良高探讨了豐鎬手工業生産組織、管理方式。張天宇認為，葉家山曾侯墓墓地M111早于M28。嚴志斌認為，罍與鐘是蜀人禮樂文化的最重要象征，二者的擁有者是蜀文化社會中的上層權貴。許衛紅認為，秦都鹹陽城北區手工業遺存分布顯示出“兩城并列”布局特點，總體承擔的行政職能偏于經濟管理。
第三，器物制造技術。王慶鑄、郭俊峰等認為，高放射性鉛同位素資料反映了商代不同時期銅器的資源同源性。李文靜、朱劍等認為，殷墟原始瓷在化學元素組成、岩相特征上與南方産品有顯著差異。黎婉欣認為，商後期和西周早期青銅器上的人獸結合紋飾或造型可能形成和沿用于淮河流域至長江中遊地區并于殷墟文化二期以前北傳。李朵認為，湖南及其鄰近地區出土的晚商至西周時期青銅器，實際上屬于兩種年代相繼、特征不同的青銅器群，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和曆史背景。張吉、郜向平等認為，荥陽官莊遺址近年發掘的部分鑄銅遺物與春秋早期中原各諸侯國青銅器的合金技術面貌近同。劉祥宇認為，成都平原及其周邊區域出土的雙耳銅罍是受中原地區和“邊緣”地區影響而産生的，其産地均應為本地。南普恒、賈堯等認為，分水嶺墓地M269和M270出土銅器主要為鉛錫青銅合金以分鑄法鑄造成型，鉛料來源在春秋中期發生顯著變化。
2021年，三星堆遺址祭祀區考古取得的重要成果再次震動世人。田劍波認為，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圓眼直喙歧冠或無冠的鳥形飾可能是從長江中遊輸入或仿制于長江中遊的同類器。魯昊、付宛璐等認為，三星堆玉石器材質的組合和比例符合四川地區閃石玉的成礦原理，具備原料“就地取材”的條件，玉料選取與器形具有一定相關性。郭建波、田灏等認為，分鑄和各種連接配接工藝在三星堆青銅器的鑄造上得到廣泛應用，通過多次澆注在各部件間形成穩固的機械連接配接，是青銅神樹等形狀複雜的器物得以成功鑄造的技術保障。
第四，宗教與藝術。嚴志斌認為兩周銅器銘文中有遣器、赴器和行器，這些器銘都與喪葬活動有關。劉钊認為，具有濃厚數術色彩的《山海經》是在地理架構下雜糅多種内容的綜合性圖書。韋正、吳嬌認為，從平城時代到洛陽時代再到邺城時代，北中國東部地區的墓葬文化既連續發展又有變化乃至突破。吳小龍認為，墓志銘是記錄古人喪葬禮俗的重要載體，蘊含着豐富的喪葬文化。李梅田認為，漢唐時期的墓室壁畫具有明确的叙事特征。狄小蔔認為，滕州出土的漢畫像石内容是當時人們對古代生活的真實寫照。龐政認為，安陽西高穴M2出土的畫像石雕刻精美多附帶榜題，具有較高藝術價值。趙聲良認為，隋朝敦煌壁畫中以色彩的細膩變化表現奇妙的光感，展現了當時畫家旺盛的創造力。
佛教造像與摩崖石刻等研究頗受關注。黃盼認為，近年來各地陸續出土大批集中埋藏的佛像可以分為三類。魏永傑認為，得益于交通便利因素，北朝時期盂縣地區的造像活動呈現繁榮景象。弓雨晨、王樂樂等認為，受自然與人文因素的影響，全國石窟類文物在各地區分布不均衡且聚集程度較高。張小剛認為，唐宋時期敦煌十分流行龍王信仰。董華鋒認為，唐宋時期川渝地區摩崖題刻中儲存的古代瘟疫材料反映出瘟疫與佛教之間的複雜互動關系。
第五，社會交往與文化交流。龐小霞認為，下王崗二裡頭文化遺存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是二裡頭文化向鄂豫陝交界區域逐漸擴張的結果。孫卓認為，二裡頭第三、四期中原文化對江漢地區的擴張為之後二裡崗階段該區域的文化格局形成奠定了基礎。曹玮認為，漢中盆地的銅器來源于盤龍城，漢中盆地的商代青銅器是二裡崗時期商人向外擴張的結果。王子今認為，兩漢時期内地與河西地區之間實作了經濟、文化、思想方面的聯系和互鑒。張德芳指出，漢王朝建立的數十個連綿不斷的驿站館舍保障了絲綢之路的正常通行。王音認為，曹魏、孫吳宗室墓在墓室形制上表現出較強共性，在随葬器物和墓内設施方面存在一定文化交流。
以上所舉隻是2021年中國考古學重要成績的一個側影。除此之外，中國考古人在國際合作、學術交流、公共考古、隊伍建設等方面都取得不俗成績。這些成績既是對中國考古百年的最好總結，也為中國考古開啟第二個百年奮鬥新征程奠定了紮實基礎。
（因篇幅原因，本報告相關論文名稱及出處等資訊一概從略）
（作者機關：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史學部）
編輯：賈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