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對衛生部部長錢信忠發了火，他說：“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毛澤東
毛澤東的發火是有原因的，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百廢待興，有限的醫療資源大都集中在城市，農村醫療和醫藥匮乏的狀況一直是黨和國家焦慮的問題。盡管衛生部曾多次組織巡回醫療隊下農村基層巡診，但這種流動性的醫療措施隻有“雨過地皮濕”的效果，還是解決不了農村看病難的根本問題。
6月26日這天，錢信忠向毛澤東彙報工作時說，中國有140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進階醫務人員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隻有10%在農村，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隻占25%，城市則占去了75%。這也難怪毛澤東會發火。
于是毛澤東果斷作出訓示：“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
由于這天是6月26日，是以這個訓示又被稱為“六二六”訓示。
“六二六”訓示
一個多月後，毛澤東又召見了錢信忠等人，他說：“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讀那麼多書，高小畢業生學3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
毛澤東的訓示發出以後，國家開始大力扶持有條件的公社迅速建立衛生院，同時衛生部着手組織對農村有一點文化的青年進行醫學教育訓練。于是“赤腳醫生”這個群體誕生了，而其中最出名的，當屬王桂珍。
1944年，王桂珍出生于上海市川沙縣（今屬浦東新區）江鎮大溝村的一個貧農家庭。1958年，王桂珍國小畢業後，便在鎮上一家紡織廠做了3年的紡織女工，由于她勤奮好學，很快便掌握了擋車技術，并在同年進廠的學徒中第一個轉為正式勞工，還在1960年加入了共青團。
“六二六”訓示下達以後，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在1965年夏天辦了一個醫學速成教育訓練班，用來培養半農半醫的農村衛生員。招收學員也有一定的标準：必須是貧下中農家庭出身，政治上表現好，還必須有國小畢業以上的教育程度。檔案下到大溝村以後，村黨支部一緻認為王桂珍正好符合上述條件，便決定送她去學習。
王桂珍（右）
1965年12月，21歲的王桂珍走進了教育訓練班的大門，教育訓練班的學習時間隻有4個月，為了讓學員們掌握幾年才能學完的醫學知識和一般治病方法，速成班的課程安排得特别緊，這對于連中學都沒上過的王桂珍來說，挑戰特别大，她完全搞不懂那些“大于”、“小于”的符号和化學元素。
但王桂珍學習非常刻苦，她在晚上10點熄燈後，仍然經常打着手電筒在被窩裡看書，她還從别人那裡借來醫學書籍，像螞蟻啃骨頭那樣一點一滴地學習，碰到不認識的字就翻字典或求教那些教育程度高于自己的人，有時為了背誦一個醫學名詞，她經常半夜三更還爬起來翻書。
4個月的學習結束後，王桂珍成了速成班中學得最好的學員，她回到了村裡，成為了一名鄉村醫生。但一開始村民們都不敢讓王桂珍看病，大家覺得當一個醫生要學好幾年，但她才學了4個月，醫術真的能行嗎？
有一次一個村民牙痛，王桂珍主動提出要給他針灸，但他卻不敢讓王桂珍紮，王桂珍就先給自己紮，病人這才不害怕了。王桂珍給病人把針紮下去後，病人說果然不痛了。以後這個病人就成了王桂珍的義務宣傳員，漸漸地找王桂珍看病的人也多了起來。
王桂珍為村民看病
“一根銀針、一把草藥”是王桂珍的兩樣法寶，她在村邊的一塊坡地上種了100多種中草藥，并想出了各種土洋結合的辦法，讓身邊的老百姓少花錢也能治病。
王桂珍雖然是鄉村醫生，但并不是脫産的，平時她也要赤腳下田勞作。是以經常會出現這種情況：王桂珍正在水田裡勞動時，被叫去給病人治病，她來不及洗去腳上的泥，于是赤着腳就過去了，看完病後繼續回來下田幹活。
久而久之，大家送給了王桂珍一個“赤腳醫生”的稱号，就是說王桂珍既要勞動也要行醫，這充分說明了大家對她對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的肯定。
但有些幹部對此不太了解，他們認為這個稱呼是對王桂珍的一種諷刺，有一次市裡的一個幹部來到村裡，聽說了“赤腳醫生”後，很生氣地對村裡的幹部說：“怎麼能這樣稱呼一個學雷鋒的模範人物呢？今後不許這樣叫！”
當時的赤腳醫生
但村民們卻不管這些，他們繼續這麼叫，就這樣“赤腳醫生”這個稱号知道的人越來越多，王桂珍的名氣也越來越大。
1968年9月，當時中國最具政治影響力的《紅旗》雜志發表了一篇名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調查報告，專門介紹了王桂珍的事迹。《人民日報》、《文彙報》等各大報刊也紛紛進行了轉載，王桂珍很快被全國人民所熟知，“赤腳醫生”這一名稱也得到了廣泛認同，此後公社衛生員一律被稱為“赤腳醫生”。
這年9月，毛澤東也看到了這篇文章，他非常高興，并在《紅旗》雜志該篇文章的眉頭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
赤腳醫生的宣傳畫
王桂珍出名以後，全國各地的來信非常多，有要向她學習的，有問醫求藥的，甚至還有求愛的，各地來村裡參觀學習的人也非常多，公社還為此成立了專門的接待小組。王桂珍的身背藥箱的照片還被印在了當時上海市的糧票上。
1969年國慶，王桂珍應邀到北京參加了建國20周年的國慶觀禮活動，并受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切接見。更讓她感到驚喜的是，她在天安門城樓上看到了赤腳醫生方隊，這個方隊由近千名肩背藥箱、背負鬥笠、挽着褲腿、打着赤腳的年輕農村姑娘組成。王桂珍使勁地為她們鼓掌，手痛了也不覺得，這一刻她深深地為自己所從事的事業而感到驕傲。
從北京回來不久，王桂珍就被任命為江鎮公社黨委副書記，分管醫療衛生和婦女工作。1972年，王桂珍到上海中醫學院進修1年；1973年，她又到北京中醫學院進修；1974年5月，王桂珍作為中國赤腳醫生的代表，出席了在瑞士日内瓦召開的第27屆世界衛生大會，并在會上作了兩次發言。
1975年9月，以王桂珍為原型的電影《春苗》在全國上映了，影片講述了婦女隊長春苗主動請纓到公社衛生院學習，并在學成後回村擔任赤腳醫生的故事。電影上映後，王桂珍的名氣更大了，來村裡參觀和找她看病的人更多了，有時候她已經勞累了一天，還要在晚上接待一些參觀團到深夜。
《春苗》
也是這一年，已經身患重病的周恩來考慮到衛生部上司班子成員大都年事已高，缺乏基層工作經驗，也沒有貧下中農代表，是以他在病床上提名王桂珍到衛生部擔任上司職務。
這年12月，正在村裡給人看病的王桂珍突然接到了一個來自上海市委的電話，通知她去北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結束以後，中央組織部的人找她談話，她才得知自己已經被調到衛生部工作，不能回上海了。
按照周恩來的設想，王桂珍的工作應貫徹“三三制”，即每年中4月個月在中央衛生部工作，4個月在川沙縣衛生局工作，4個月在基層工作，來到衛生部以後，她被任命為部裡黨的核心小組成員（相當于副部級幹部），兼任防治局副局長，具體分管農村衛生、食品衛生、婦幼保健等方面，組織上還專門給她安排了一個秘書。
王桂珍
當時王桂珍才31歲，這在國務院人員構成中是相當年輕的了。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任婦幼保健司司長，王桂珍和她的辦公室相連，兩人平時的關系很不錯。
有一次鄧穎超和林佳楣在食堂吃飯時碰到王桂珍，兩人還特意問他：“你們南方人吃的是大米，在北方天天吃饅頭習慣嗎? ”
王桂珍回答說：“我們農村人吃慣了苦，沒有問題。”
王桂珍平時的工作非常繁忙，她既要批閱檔案、參加會議，還要會見外賓，出席各種聚會。她深感責任重大，于是在業餘時間學起了國語和英語，有時也會坐不住，主動去打掃庭園，這時秘書就會過來對她說：“您是上司，有公務人員在，怎麼還幹這個活？”
這時的王桂珍雖然已是副部級幹部，但她卻從來沒有拿過國家一分錢的工資，她還是原來的江鎮公社農民戶口，她的收入就是大溝大隊的工分，她一年的工分是3000個，一個工分隻有7分錢，是以她一年的收隻有210元。這些工資确實不夠她在北京生活，盡管衛生部一天補貼她5毛錢，但她也隻能揀最便宜的菜吃，像菠菜、豆腐，中午再吃兩個窩窩頭。
即便如此，王桂珍的錢依然不夠用，她隻好經常給丈夫邱水興寫信要錢，當時邱水興到甘肅支邊，工資也很低，但隻要收到王桂珍的信，他就會把自己節衣縮食餘下的一點錢寄過去。正是因為這樣，邱水興一直不知道妻子擔任着副部級上司的職務，直到在送妻子去北京為毛澤東守靈時，他才從機場服務員的口中偶然了解到妻子的身份。
1976年10月，王桂珍被免去了所有黨政職務。1978年，組織上經過研究，決定安排她到川沙縣一家服裝廠當廠醫。這家工廠經營得不好，經常開不出工資，最後倒閉了，王桂珍開始自謀生計，她做過服裝，養過長毛兔，日子過得很艱難。
1987年9月，上級有關組織把王桂珍安排到了江鎮衛生院工作，并把她轉為城鎮戶口，她的丈夫邱水興也從蘭州病退回家，這對長期分居的夫妻終于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1992年春天，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給中國的老百姓帶來了更多的希望，看着家門外日新月異的變化，王桂珍也決定自己創業，她借了6000元錢，買了台印刷機，在自己家的老房子裡辦起了一個印刷廠，并取名為“振興”。
由于王桂珍的知名度和過去長期做好事積累的好人緣，印刷廠很快就打開了局面，生意越來越紅火，印刷機由1台增加到了5台，最多時工廠有20來個勞工日夜加班工作。
1999年，王桂珍在組織的關心下，以幹部待遇在縣社會保障局退休。
現在的王桂珍
如今已經78歲的王桂珍已經過上了小康的生活，她曾說：“感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不僅在政治上給了我生命的春天，而且還給我帶來了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