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概要
1、大綱：了解紅軍長征途中黨中央撥亂反正，決定命運的若幹次會議
2、時間跨度：1934年—1936年
3、重要名詞：戰略轉移 通道會議 黎平會議 猴場會議 遵義會議 紮西會議 苟壩會議
4、重要人物：毛澤東 博古 周恩來 張聞天 王稼祥
長征簡述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為儲存革命力量，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追擊，被迫退出中央根據地，實行戰略性轉移，開始長征。
長征是人類曆史上的偉大奇迹，途中中央紅軍共進行了380餘次戰鬥，攻占700多座縣城，犧牲了營以上幹部多達430餘人，平均年齡不到30歲，共擊潰國民黨軍數百個團的進攻，其間共經過14個省，翻越18座大山，跨過24條大河，走過荒草地，翻過白雪山，行程約二萬五千裡，紅一方面軍于1935年10月到達陝北吳起鎮，與陝北紅軍勝利會師。
1936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會甯地區，同紅一方面軍會師。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标志着萬裡長征的勝利結束。
指路明燈
長征的勝利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除了廣大指戰員拼死奮戰和必勝的信念，也源于黨中央不斷地糾正錯誤，統一思想，堅定信心，加強團結的過程。
長征途中，中共中央召開了許多重要會議，留有記錄的就達30多次，這些會議展現着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發揮着集體上司的作用，不斷糾正紅軍前進的方向，不斷同左傾錯誤路線作鬥争，指揮了紅軍長征路上艱苦的戰鬥并獲得最終的勝利。長征路上幾次最重要的會議分述如下。
通道會議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8萬多人離開中央根據地，開始了戰略大轉移。博古、軍事顧問李德希望能與湘西紅二、六軍團會合。
12月上旬，根據當時長征中的實際情況（國民黨已在去湘西的路上布下重兵），毛澤東向中央建議：放棄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
12月11日，中央紅軍占領湖南通道縣城。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這裡召開緊急會議，與會者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等。
會議上毛澤東再次建議放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避免進入敵人的包圍圈，得到大多數與會人員的認可，史稱“通道轉兵”。
此次會議避免了紅軍湘江戰役後更大的損失。
黎平會議
1934年12月15日，紅軍攻占貴州黎平。12月18日由周恩來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對紅軍的下一步戰略方針問題展開激烈争論，周恩來決定采納毛澤東意見，西進渡烏江北上。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張聞天和身為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都認為應該讓毛澤東同志出來進行軍事指揮。
黎平會議可以說是一次關系紅軍命運、中國革命前途的重要會議，會議否定了李德、博古的錯誤主張，采納了毛澤東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思想。黎平會議為後續正式解決軍事指揮路線問題的會議召開奠定了基礎。
猴場會議
1935年1月1日，中央紅軍到達貴州甕安的猴場。中共中央在此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再次建議紅軍應在川黔邊界地區以遵義為中心建立新的根據地，多數與會者贊同這個意見，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不合實際的主張。
猴場會議作出的決議指出：“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加強了中央政治局對軍委的上司，實際上等于開始限制博古、李德的指揮權。猴場會議事實上認可了毛澤東的軍事方針，基本結束“三人團”的軍事指揮權，确立了政治局決定重大問題的原則，為随後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基礎。
會後，紅軍強渡烏江天險，攻占了遵義城，暫時擺脫了敵人，赢得了寶貴的休整期，中共中央上司層面解決軍事指揮問題有了充分的時間。
遵義會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紅軍第五次反“圍剿”與西征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
博古（秦邦憲）首先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但過于強調失敗的客觀原因并為自己開脫。周恩來作副報告，提出紅軍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戰略戰術的錯誤，并主動承擔了責任。
針對博古的總結報告，張聞天首先站出來發言，表示反對。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三人組在軍事指揮上犯下的一系列冒險主義的嚴重錯誤，并揭露他們試圖推脫罪責的想法。這成為遵義會議上的主流意見。
随後，毛澤東就長征以來的各種争論問題作長篇發言，他态度誠懇，論據充分，富有哲理，且有很強的說服力。此後王稼祥的發言，旗幟鮮明地支援毛澤東的意見，嚴厲地批評博古、李德違反民主集中制，在軍事上獨斷專制的惡劣作風，并建議立即改組中央軍事指揮機構，取消李德和博古的軍事指揮權，由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他的提議立即得到了絕大多數與會同志的認同。
遵義會議的召開是曆史的必然，人心所向。遵義會議在黨和紅軍生死攸關的關頭，獨立自主地解決了黨中央的路線群組織問題，結束了“左”傾路線在中央的統治，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為首新的中央上司，在最危急的時刻挽救了中國革命。
紮西會議
1935年2月5日到9日，中央紅軍撤出遵義城進入雲南威信縣，連續召開三次政治局會議，統稱為紮西會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為中央總負責人，通過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讨論并通過由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
紮西會議後，廣大指戰員深刻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中央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實質，充分肯定并了解毛澤東的正确軍事思想，為紅軍取得長征最終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紮西會議調整了中央常委的分工，推舉張聞天為黨中央總負責人，與紅軍實際最高上司人毛澤東互相配合，共同上司全黨全軍開創新局面。紮西會議實際是遵義會議的繼續，是對遵義會議決議的落實。
苟壩會議
1935年2月28日，中央紅軍再次揮師奪取遵義。3月8日，中共中央進駐苟壩；3月10日，張聞天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針對紅一軍團林彪和聶榮臻攻打打鼓新場的建議進行讨論。
3月11日早，周恩來提議繼續開會讨論攻打打鼓新場問題，并和毛澤東一起最終說服與會者放棄這一主張，使紅軍避免遭受新的損失。
3月12日，張聞天在苟壩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軍事小組，代表政治局全權指揮軍事，完成了遵義會議關于改變黨中央最高軍事上司機構的任務。
後續會議
遵義會議以後，紅軍得到了新生，再次成為曾經使敵人聞風喪膽的武裝。在長征勝利以前，還有以下數次重要的會議：
泸定會議：中央決定中央紅軍過雪山與四方面軍會合；
兩河口會議：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央決定紅軍北上陝甘建立根據地；
毛兒蓋會議：中央決定左右兩路紅軍迅速執行北上東進的計劃；
榜羅鎮會議：中央決定紅軍長征的最終落腳點為陝北；
吳起鎮會議：中央政治局在陝西省赤安縣吳起鎮召開會議，分析新形勢，決定黨和紅軍今後的戰略任務是建立西北蘇區，上司全國革命，從此宣告了中央紅軍長征的勝利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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