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的抗日戰争中，億萬萬中華兒女或親赴疆場，或毀家纾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他們的實際行動表達了對這片叫做“中華”的土地深沉的愛；數千萬同胞的悲壯犧牲，最終換來了抗戰的勝利；他們中有血灑疆場的抗戰将士、熱血報國的青年師生、冒死報道的戰地記者、揭露細菌戰争的普通醫生……他們都是民族的驕傲，曆史會銘記他們，後人亦會銘記他們，沒有他們的英勇赴死，哪來今天的幸福生活。
王建堂，這位20出頭的曲山鎮青年教師亦是其中的一員；1937年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後，全國抗日熱情一片高漲，王建堂和許多熱血青年一樣，面對日軍鐵蹄在中華大地上肆無忌憚的蹂躏早已是滿腔怒火，下定決心投筆從戎的他和鎮上一百多個志同道合的熱血青年，一起向縣長成雲章（安縣）請纓，上陣殺敵；熱血高漲的他們推舉了王建堂為帶頭人，并給隊伍取名“川西北青年請纓殺敵隊”，後被縣長成雲章改為“安縣特征義勇隊”，駐守在縣城大安遊藝場，準備開過歡送會後就赴前線抗日，但在歡送會現場卻發生了足以讓曆史銘記的一幕。
一份由王建堂父親王者誠寄給兒子王建堂的包裹被縣長成雲章當衆打開，也許他隻是為了讓大家看看一個普普通通的父親都有什麼東西要交給即将上前線的兒子，以此來鼓舞士氣，讓大家到了前線英勇殺敵，報效祖國及家鄉父老。但沒想到包裹裡的東西卻讓他感到熱血沸騰、熱淚盈眶。
一塊大白布做成的旗幟，旗的正中寫着一個鬥大而蒼勁有力的“死”字，“死”字的左右兩側寫着這樣的幾行小字：右邊，“我不願你在我近前盡孝；隻願你在民族上盡忠。”左邊，“國難當頭，日寇猙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本欲服役，奈過年齡，幸吾有子，自覺請纓，賜旗一面，時刻随身，傷時拭血，死後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現場的人們望着這塊旗幟，久久無語，一片沉默，一會兒後，大家群情激昂，掌聲雷鳴，即為這位愛國重義的父親，也為他視死如歸的兒子。
王建堂背負着這塊寄托着父親、川中父老對他們深切渴望的旗幟，奔赴湖南前線，和他的夥伴們一起加入到了第9戰區國民革命軍第29集團軍（川軍，司令王瓒緒兼任44軍軍長）第44軍，被任命為排長，開始了對日作戰。
7年抗戰中，王建堂曆經大小戰鬥上百次，數次擔任敢死隊隊長率領戰士們和日軍血拼，受傷無數，每次都驚心動魄；有一次甚至被一枚子彈打到了胸口，要不是他的上衣口袋裡有一枚有缺口的銀元阻攔，早已重傷甚至犧牲。也是以立功無數，數次受到戰區長官部的嘉獎，甚至連戰區長官司令陳誠都兩次親自給他授予了立功勳章。尤其以1943年秋的一場戰役最為出色。
當時，時任44軍連長的王建堂随部駐紮在洞庭湖畔，與日軍隔湖對峙，當時的川軍物資匮乏，沒有什麼先進的交通工具渡水，但日軍卻有鋼艇。一日黃昏，日軍一個中隊（180人左右）乘坐多艘鋼艇向王建堂部所防守的陣地快速駛來；王建堂果斷下令開火，但日軍的鋼艇十分堅固，幾乎沒有什麼損傷，但當日軍登陸後，我軍的殺傷就十分明顯了，寬闊的灘塗，毫無掩體，日軍完全暴露在我軍的火力之下，槍聲、喊殺聲、爆炸聲響成一片，戰鬥一直持續到次日淩晨，王建堂部幾乎将日軍完全殲滅，還繳獲了三艘鋼艇，而自身的傷亡卻是非常小的。
這個戰績是非常了不得的，要知道抗戰時期，我軍士兵受戰前訓練、物資、夥食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與日軍的力量對比基本是5：1，甚至是7：1，而王建堂能率全連一百多名戰士與日軍一個中隊作戰，并将其幾乎全部殲滅，這是非常了不得的；為此，戰後，長官部再次授予了王建堂甲級勳章一枚。
1949年四川解放前夕，王建堂随部在成都起義，加入了解放軍；1950年2月，王建堂請求退伍還鄉被準許，回到了闊别13載的四川北川縣曲山鎮老家。
英雄歸家，卻沒有享受到應有的待遇，反而被認為是國民黨殘渣餘孽，長期受到歧視；在“鎮反運動”、“十年特殊時期”更是不斷被拉出去批鬥，無權獲得工作；娶妻成家的夢想化為了泡影，甚至長期找不到工作，連糊口都成為了問題，隻能去做苦工，甚至埋死人。
直到粉碎“四人幫”後，才有所改善；1980年9月王建堂被列為社會救濟的孤老，每月給發放15元的生活費，此後的日子裡逐漸增加到23元/每月，但這跟不上日益飛漲的物價，王建堂老人的生活依然無法維持，他甚至還給有關部門寫信反應了此事，但還沒能等到回信的他就于1992年在悲苦中辭世了，享年8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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