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未能抹滅韓愈的光彩

唐曉敏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反傳統為特色，重點批判的是儒家思想，而韓愈是儒家思想的繼承者，是以，這一時期韓愈受到批評、批判，是很自然的。

　　當時激烈反傳統文化的人，往往對韓愈加以批評。如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即說：“吾人今日所不滿昌黎者二事：一曰，文猶師古。雖非典文，然不脫貴族氣派，尋其内容，遠不若唐代諸小說家之豐富，其結果乃造成新貴族文學。二曰，誤于‘文以載道’之謬見。文學本非載道而設，而自昌黎以迄曾國藩所謂載道之文，不過抄襲孔孟以來極膚淺，極空泛之門面語而已。”

　　對韓愈批評最甚的是周作人，他寫了多篇批評韓愈的文章，既批評韓愈的道統，也批評韓愈的文章。周作人對韓愈幾乎全盤否定，說韓愈“是封建文人的代表，熱中躁進，頑固妄誕而膽小，幹谒宰相，以勢利教兒子，滿口禮教”，韓愈文章“實乃虛驕粗犷”,“雖然韓愈号稱文起八代之衰，六朝的骈文體也的确被他打倒了，但他的文章，即使最有名的《盤谷序》，據我們看來，也實在作得不好。”甚至說：“我找壞文章,在他的那裡找代表”。他還在韓愈文章中挑毛病，如認為《送孟東野序》有所謂文理不通之處。

　　作家廢名是周作人的學生，他也像周作人一樣，對韓愈加以批評，他認為，将《送董邵南序》選入教材簡直是誤人子弟。

　　相比之下，魯迅批評韓愈不那麼直接，雖然他對韓愈也不贊賞。魯迅對唐代傳奇非常重視，但傳奇在唐代不受尊重，由此他說：“論者每訾其卑下，貶之曰‘傳奇’,以别于韓柳輩之高文”，略帶諷刺。

　　不過，這一時期以及此後，也有許多人贊揚韓愈，主要是贊揚韓愈的文章。

　　批評家李健吾說道：“韓愈所有的文章，從散文的立場來看，最是富有散文的節奏。他的行文不平闆，他所追求的永遠屬于一種跌宕起伏的氣勢。為了得到這種珍貴的反乎詩的節奏，他會在一個冗長的句子下面來一個短促的句子，他會在單調的陳述之中，忽然呈出一種意外的奇突。意思并不多，也并非了不得的新奇。但是什麼東西迷誘我們，不忍把他丢開。”他還說：“韓愈文章的成功在乎他的熱誠，如托爾斯泰所謂的藝術的真誠。”這應該是很高的評價。

　　吳宓更為韓愈之道辯護，說道：“韓昌黎謂‘文以載道’。此道非僅儒家之道、孔孟之道，實即萬事之本源，人生之真理。是故詩以載道，且以布道。人之讀詩者，如就燈得光，圍爐取暖，顧燈内之光、爐中之熱，亦不過宇宙間之光熱之一部分，暫寄托于此燈此爐内。縱或放射變形亦終不消滅，惟流轉循環，分合隐現而已。由此比喻，可知真理永存不滅。而詩人之載道布道，實有代天受命，參贊化育之功矣。”

　　有趣的是，魯迅對韓愈沒有好感，但有人又将韓愈與魯迅相提并論。如郭沫若和聞一多就是這樣。

　　郭沫若在《寫在菜油燈下》就說道：“考慮到在曆史上的地位，和那簡練、有力、極盡了曲折變化之能事的文體，我感覺着魯迅有點像‘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

　　聞一多在魯迅逝世時寫道：“魯迅先生死了，除了滿懷的悲痛之外，我們還須以文學史家的眼光來觀察他。我們試想一下，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人物中支配我們最久最深刻，取着一種戰鬥反抗的态度，使我們一想到他不先想到他的文章而先想到他的人格的，是誰呢？是韓愈。”

　　另有一位外國學者也這樣認為：“如果要舉出魯迅在中國曆史上與哪一個人有可比性的話,那就應該是韓愈。他們都有聰慧的頭腦、掌握詞語的卓越能力,激烈的好辯性格和文學創造力;此外他們兩個有時都能寫得饒有風趣。”

　　張岱年則将胡适比作韓愈，認為胡适在中國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地位與韓愈有類似之處：“韓愈提倡古文,‘文起八代之衰’,取得了巨大成就。胡适提倡白話文,使白話、語體文成為學術上、政治上文章的主要形式,其影響是非常重大的。”

　　還有不少人表示，他們是通過學習韓愈文章而獲得寫作能力。如蔡尚思曾回憶說：“我在永春中學讀書時期，特别注意打好學問基礎，先從文學入手，把韓文和部分《史記》、《莊子》等書讀得爛熟。熟能生巧，後來到北京應《世界日報》征文，被張恨水評為‘吾知此君研究韓文有年矣’，梅光羲老師也有‘文氣極似韓文公’的評語。他們都看出我大受韓文的影響。”

韓愈是一個重要的曆史人物，一位文化巨匠。即使在激烈批判儒家的年代，他的光輝也未能抹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