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未能抹灭韩愈的光彩

唐晓敏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传统为特色，重点批判的是儒家思想，而韩愈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因此，这一时期韩愈受到批评、批判，是很自然的。

　　当时激烈反传统文化的人，往往对韩愈加以批评。如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即说：“吾人今日所不满昌黎者二事：一曰，文犹师古。虽非典文，然不脱贵族气派，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其结果乃造成新贵族文学。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迄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

　　对韩愈批评最甚的是周作人，他写了多篇批评韩愈的文章，既批评韩愈的道统，也批评韩愈的文章。周作人对韩愈几乎全盘否定，说韩愈“是封建文人的代表，热中躁进，顽固妄诞而胆小，干谒宰相，以势利教儿子，满口礼教”，韩愈文章“实乃虚骄粗犷”,“虽然韩愈号称文起八代之衰，六朝的骈文体也的确被他打倒了，但他的文章，即使最有名的《盘谷序》，据我们看来，也实在作得不好。”甚至说：“我找坏文章,在他的那里找代表”。他还在韩愈文章中挑毛病，如认为《送孟东野序》有所谓文理不通之处。

　　作家废名是周作人的学生，他也像周作人一样，对韩愈加以批评，他认为，将《送董邵南序》选入教材简直是误人子弟。

　　相比之下，鲁迅批评韩愈不那么直接，虽然他对韩愈也不赞赏。鲁迅对唐代传奇非常重视，但传奇在唐代不受尊重，由此他说：“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略带讽刺。

　　不过，这一时期以及此后，也有许多人赞扬韩愈，主要是赞扬韩愈的文章。

　　批评家李健吾说道：“韩愈所有的文章，从散文的立场来看，最是富有散文的节奏。他的行文不平板，他所追求的永远属于一种跌宕起伏的气势。为了得到这种珍贵的反乎诗的节奏，他会在一个冗长的句子下面来一个短促的句子，他会在单调的陈述之中，忽然呈出一种意外的奇突。意思并不多，也并非了不得的新奇。但是什么东西迷诱我们，不忍把他丢开。”他还说：“韩愈文章的成功在乎他的热诚，如托尔斯泰所谓的艺术的真诚。”这应该是很高的评价。

　　吴宓更为韩愈之道辩护，说道：“韩昌黎谓‘文以载道’。此道非仅儒家之道、孔孟之道，实即万事之本源，人生之真理。是故诗以载道，且以布道。人之读诗者，如就灯得光，围炉取暖，顾灯内之光、炉中之热，亦不过宇宙间之光热之一部分，暂寄托于此灯此炉内。纵或放射变形亦终不消灭，惟流转循环，分合隐现而已。由此比喻，可知真理永存不灭。而诗人之载道布道，实有代天受命，参赞化育之功矣。”

　　有趣的是，鲁迅对韩愈没有好感，但有人又将韩愈与鲁迅相提并论。如郭沫若和闻一多就是这样。

　　郭沫若在《写在菜油灯下》就说道：“考虑到在历史上的地位，和那简练、有力、极尽了曲折变化之能事的文体，我感觉着鲁迅有点像‘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

　　闻一多在鲁迅逝世时写道：“鲁迅先生死了，除了满怀的悲痛之外，我们还须以文学史家的眼光来观察他。我们试想一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人物中支配我们最久最深刻，取着一种战斗反抗的态度，使我们一想到他不先想到他的文章而先想到他的人格的，是谁呢？是韩愈。”

　　另有一位外国学者也这样认为：“如果要举出鲁迅在中国历史上与哪一个人有可比性的话,那就应该是韩愈。他们都有聪慧的头脑、掌握词语的卓越能力,激烈的好辩性格和文学创造力;此外他们两个有时都能写得饶有风趣。”

　　张岱年则将胡适比作韩愈，认为胡适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地位与韩愈有类似之处：“韩愈提倡古文,‘文起八代之衰’,取得了巨大成就。胡适提倡白话文,使白话、语体文成为学术上、政治上文章的主要形式,其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还有不少人表示，他们是通过学习韩愈文章而获得写作能力。如蔡尚思曾回忆说：“我在永春中学读书时期，特别注意打好学问基础，先从文学入手，把韩文和部分《史记》、《庄子》等书读得烂熟。熟能生巧，后来到北京应《世界日报》征文，被张恨水评为‘吾知此君研究韩文有年矣’，梅光羲老师也有‘文气极似韩文公’的评语。他们都看出我大受韩文的影响。”

韩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一位文化巨匠。即使在激烈批判儒家的年代，他的光辉也未能抹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