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的鄭國曾經也是雄踞一方的強國，但自莊公霸業中衰後，鄭國陷入了長期的政治混亂之中，使得其國力大為損傷，逐漸淪為大國的附庸。
後來崛起的秦、晉、楚等強國都曾積極争奪對鄭國的宗主權，使得鄭國疲于應付。在長期的内外交困下，鄭國社會弊病叢生，如果不進行及時的治理必将産生更嚴重的後果。
就在此時，鄭國出了一位奇才。公元前543年，執政子皮将自己的職位讓給了他一直看好的一位後生——子産。而正是子産通過其二十餘年的努力，使得鄭國的面貌大為改觀，出現了複興的氣象。
偉大之人往往生于憂患
鄭國地處中原腹地，這一地理環境對于鄭國來說既是利好又是危機。利好在于這一地區地勢平坦，土壤肥沃，交通便利，對國家發展極為有利。
而正是這一地形特點使得鄭國在國家安全上無險可守，又被列國觊觎，春秋中期以來，鄭國在秦、晉、楚大國的包圍争奪下疲憊不堪，一度陷入朝晉暮楚的窘境。
由此而來，鄭國不得不對這些大國盡心侍奉，朝貢、觐見、随軍征戰，而鄭國是以隻能加大對國内的剝削，使得國内的社會危機進一步深重。外患已經足以讓人焦頭爛額，鄭國的内憂卻從未消停過。
尤其是鄭穆公之後，其衆多的兒子都争奪君位，使得鄭國政局動蕩。在鄭穆公的多個兒子中，僅上台執政的就有七個，史稱“七穆之亂”。
數十年間，弟弑兄，臣弑君，在子産擔任執政前的23年中，就發生過五次宮廷政變。子産在做執政之前就已經經曆并處理過這些事務，是以對此頗有感觸。
《左傳》記載子産評價當時的時局說：“國小而逼，族大而寵”。他深知，如果不通過一場徹底的改革來改變這一局面，鄭國也就無可救藥了。
子産的前任是子皮，子皮出身顯赫，是三大豪族的領袖人物，有很高的威望。
但年老力衰的子皮對于國家的困境有心無力，隻能将希望寄托在青年才俊的身上。相對于子皮，子産隻是一個小貴族，其人微言輕，但他卻有突出的才華。
子産的父親曾經讨伐蔡國并獲勝，自以為有軍功而洋洋得意。但子産卻說：蔡國是楚國的屬國，讨伐蔡國一定會引起楚國的報複。
而楚國要是伐鄭，晉國必然不會坐視，反而會聯合伐鄭。不出子産所料，不久，晉楚蔡三國聯軍宣布伐鄭，鄭國大敗。
因為子産的精準判斷，使得其在鄭國政界逐漸小有名氣，很快走進子皮的視野之中。
子皮對子産非常欣賞，便将執政的位子傳給了他。初為執政的子産很快迎來了自己的第一個考驗，晉國派使者來到鄭國，指責鄭國“貳于楚”，也就是對晉國不忠心。
子産不卑不亢，和使者據理力争：鄭國是小國，無力保全自己，必然要依附于強國，而晉國作為宗主在鄭國受楚脅迫之時沒能盡到保護屬國的責任，怎麼能反過來指責屬國不忠呢？
晉國使者被子産說的啞口無言，自知理虧，很快就回國了。
而子産以其強硬又調和的外交政策使得鄭國順利擺脫了外交危機，穩定了外部局勢。
此外，針對列國連年征戰，小國夾在中間苦不堪言的局面，子産又積極的響應“弭兵之會”，為鄭國争取到了寶貴的和平時期，使得其能專心應對國内改革。
二十年深耕終換來國家太平
公元前543年，也就是子産擔任執政的第一年，他就着手開始田制改革。西周以來，列國之間都實行的是井田制。
井田制下，九百畝田歸八家農戶種植，每家一百畝，多出來的一百畝是貴族的。
而春秋時期，各國都出現了貴族大量侵占土地的事情，而子産針對這一情況開展了田制改革，重新配置設定土地。
子産通過“伍”這一制度将本來大量為貴族占有的土地配置設定給了農奴，極大的削弱了貴族對土地和農奴的控制權，使得貴族對子産恨得牙癢癢。
當時的民間流傳着歌謠：“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
這裡的民和我們今天所了解的人民不一樣，當時的社會，除了奴隸主貴族與奴隸之外，隻存在少量的自由民，其不構成一個政治力量。
是以，當時的民或者國人是指貴族。貴族出于怨恨就編寫歌謠來罵他，說出了“誰想殺子産，我就去幫他”這種話。
但子産的改革對于當時的社會是非常有利的，使得原本被貴族嚴重剝削的農奴獲得了一定的實際利益，是以大大提高了其生産積極性，提高了生産效率。
除此之外，因為當時的生産力低下，農業生産基本都是“廣種薄收”，也就是機關生産能力不足就靠擴大生産面積來彌補。
而這一做法效率低下，為了提高機關土地生産能力，子産就大修水利工程，發展灌溉農業，提高農業産量。
同時，溝洫還有疏通水患，防澇排洪的作用。這一做法不是子産首創，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經有人在實施了。
當時的執政子驷因為興修水利而引起貴族的嫉恨，結果在政變中喪生，子産的父親也死于那場政變。
貴族之是以反對子驷興修水利，僅僅是因為這些溝洫會占用貴族的田地，引起貴族的不滿。
前輩與父親的死沒有阻礙子産改革的腳步，即使這些貴族攻擊子産，罵他長了蠍子尾巴，釋出對子産的死亡威脅，還辱罵他的父親，也沒有改變他的初心，他依然堅持進行改革。
除了“作封洫”，子産還進行了“作丘賦”改革。丘是一種土地機關，先秦時代九百畝為一井、四井為一邑，四邑為一丘。
也就是說每一丘有十六“井”，他們要為國家提供賦稅，承擔力役。
子産的做丘賦規定：每一丘十六井共一百四十四戶人家要共同出資購買軍馬一匹、牛三頭，然後按畝納稅。
子産進行丘賦改革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春秋時期局勢動蕩，戰亂不休，而想應對這一局面必須擁有強大的軍隊，而要供養軍隊必須有足夠的錢糧。
春秋時期的軍隊主要是由貴族構成，一般人是不能成為戰士的，而這就限制了軍隊的發展。
再加上當時的農奴生活貧困，除了自身能作為役力之外，也隻能提為國家供牛馬等資源。
子産改革後，将征兵的範圍擴大到了這些“野人”（指鄉野地區的農戶），同時向他們征收軍賦。這一政策使得國家财政得以充裕，軍隊得以壯大。
子産的這一改革是向農奴直接征收賦稅及力役，但因為子産在土地制度上的改革照顧了農奴的利益，使得農奴不僅沒有受侵害，反而境遇得到改善，是以，農奴大多是擁護子産改革的。
而之前痛罵子産的貴族在改革進行多年後态度也發生了改變，因為子産的措施刺激了農業生産的發展，雖然最初直接損害了貴族利益，但長期下來貴族的收入反而增加了。
是以，貴族們又給子産編了新歌：“我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
可見，子産改革已經深入人心，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而子産的其他改革措施還包括“鑄刑書”。鄭國在先秦時代是為數不多的一個重視商業的國家，其國家商業經濟十分發達。
但因為在先秦時代中國還沒有成文法，商人的利益往往受到貴族的侵害，非常不利于商業經濟的發展。
而在子産時期，子産通過制定法律條文并以銅鼎的形式對外公布，開中國成文法之先河，對于鄭國社會的發展以及中國社會的進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曆史不是偉人所決定的，但卻深受偉人的影響。子産身處春秋時期的亂局之中，因為鄭國自身的内憂外患，形成了強烈的憂患意識。
正是在這一意識的推動下他不畏艱險堅決推行改革措施，在其執政的二十二年裡使鄭國在危機之中煥發出生機，使其國家逐漸得到恢複并發展。
同時，在其恰當的外交政策影響下，鄭國所面臨的嚴峻的國際形勢也有所緩和，為鄭國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雖然子産的改革并沒有改變鄭國是一個弱國的現狀，同時與後世的商鞅變法相比也還很不徹底，但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可以說是開戰國變法浪潮之先聲，對後世的其他的變法活動影響深遠。
因為子産的突出成就以及其高尚的道德品質，其受到了很多曆史名人的認可，孔子就曾稱其為“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同時，在子産執政時期，其開明的執政方式也受到人們的認可，子産重用賢才，善于聽取建議，對于人們的批評甚至是謾罵他都能接受，使得鄭國的議政之風非常盛行，其政治由此獲得極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