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個農民到跻身官階，馬千齡如何實作人生逆襲，讓兒子主政甯夏

公元1912年，這一年還有一個稱謂：民國元年。

這年的8月21日，當時叫做甯夏府城的銀川，忽然來了一支穿着土黃色新式軍裝的軍隊，引起了人們的慌亂。

去年，辛亥革命之中，清王朝派來鎮壓革命起義的西軍占領甯夏府城之後，大肆搶掠，濫殺無辜，把整個甯夏搞得雞犬不甯，讓甯夏的人民很受傷害。雖然過去了一年，但人們依然談西軍而色變，有的人甚至還會發抖。

今天進城的這支軍隊，和去年在甯夏搶掠燒殺的西軍穿着打扮非常相似。城内兩旁看熱鬧的居民們瞪大了眼睛，進入銀川，驚恐中帶着疑惑。人們三三兩兩地低聲議論着，猜測着這是一支什麼樣的軍隊，來到這裡的目的何在。

這支部隊，叫做昭武軍。率領這支部隊的人，叫馬福祥，是民國北洋政府任命的首任甯夏鎮守使，甯夏的軍政長官。

清朝在地方設省，省下設府，甯夏為府，隸屬于甘肅省。民國初年，建制沒有變，改府為道，甯夏府城即後來的銀川。

前來上任，馬福祥帶着自己的武裝——昭武軍十三營。昭武營的騎兵營長是他的侄子馬鴻賓，副營長是他的兒子馬鴻逵。他們三人坐鎮銀川統治甯夏的曆史由此開始，時間長達三十七年。他們三人就是後來有名的“甯夏三馬”。

是以馬鴻逵擔任甯夏省國民政府主席的時候，每每大發脾氣，總是指着他的軍政要員們大罵：“你們初來的時候，穿的麻鞋拉的棍，天下是我的先人打下來的。”

而馬福祥在他的《訓誡子侄書》中這樣說：“惟是我家之昌，基之者吾父，大之者仲兄，成之者則予之力居多焉。”

這樣的評價是比較客觀公允的。

“吾宗之居韓家集陽窪山，曆數世矣，世業商農，無讀書者，自曾祖以上不能考其派系。”馬福祥的家庭隻是甘肅河州（今臨夏）城西韓家集陽窪山的一個普通回族農家，他母親韓氏系漢族女子，沒有顯赫的家族背景。

馬家作為一個累世務農的家庭，發迹的轉機是從馬福祥的父親馬千齡開始的，由馬千齡給打下了基礎，而馬福祥的二哥馬福祿帶動了家族的發達。

這就需要從馬千齡先說起。

清朝末期，朝廷腐敗，經濟凋敝，民生困苦。早年馬千齡和其他人一樣，繼承家業，務農為生。也和其他農民一樣，在家庭逐漸陷入困頓的境地，馬千齡開始遠赴青藏高原做一些小生意，他需要通過經商來改善家境。

河州是一個古絲綢之路上的商貿集散地，絲綢之路、唐蕃古道、甘川古道在這裡交彙縱橫，是黃土高原農區與青藏高原牧區“茶馬互市”的中心，商賈雲集之地，被稱為“中國西部旱碼頭”。而藏區群衆的主要生産生活用品都依賴從這裡的輸入。生活在這裡的農民尤其是回民，有着先天的經商優勢和經驗，經常在務農之餘，把諸如布匹、火柴、茶葉等生活所需物品，運往藏區販賣，再從藏區販運一些皮毛、藥材、馬匹、牛羊等至蘭州等地，從中賺取利潤。

馬千齡也是這樣，“間或入蕃貿易”。他常去今天的海西州一帶做生意。海西州現在是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北鄰甘肅省酒泉市，西接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南與今玉樹、果洛藏族自治州相連，東與海北、海南藏族自治州相毗鄰，一直是青、甘、新、藏四省區交往的中心地帶，曾是通往西域的古“絲綢之路”輔道。

馬千齡善謀略，會一些拳腳功夫，仗義疏财的性格，但他前期生意做得并不太成功。據說，有一年，馬千齡帶着貨物前往海西做生意，碰到了一個器宇不凡的年輕人尤務。當時尤務剛結婚，帶新娘回海西。二人馬上相逢，相談甚歡，成了朋友，一路結伴而行。進入大珞珈山，在一個人煙稀少的小山谷裡，忽然沖出一夥土匪，包圍了尤務，自稱是尤務的仇家。土匪讓尤務的随從散開，隻要尤務夫婦的命。馬千齡出門經商一般都帶着防身所用的兵器，此刻路見不平，憤然出手，帶着同伴躍馬殺奔過去，一刀砍翻了領頭的土匪，打鬥中馬千齡的背上挨了一刀，血滲出了一大片，馬千齡不但沒有退縮反而更加勇猛，其餘土匪四散而逃。救了尤務，這成了馬千齡的轉機。尤務其實是青海湖畔的一個蒙古族部落的頭人。從此，馬千齡做生意總會受到尤務的幫助，而且他行俠仗義的事情很快在草原上傳開了，很多人願意和他做生意，甚至還主動上門同他做生意。馬家的生意逐漸做得風生水起，竟然發達了，逐漸發展成為河州顯富。

同治元年（1862年），爆發了震動全國的西北回民反清運動。馬千齡的老家河州也有人起兵反清，為首的人叫馬占鳌。馬占鳌是馬千齡的侄女婿。

作為有錢人的馬千齡，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保家護财。

剛開始馬千齡并不支援也不參加起義，認為這是帶着大家往火坑裡跳，遲早要把大家害得家破人亡。他也搞了一個民團，隻為自己看家護院。

這樣并沒有得到完全的安全，危險還是意外地到來了。陝西起義民軍“十八大營”在紛争之中敗退至黃河南岸大西鄉中川會，準備攻掠對岸馬家所在的官亭縣。馬千齡得知這一消息，十分着急，因為面對“十八大營”，河州首當其沖。

馬千齡審時度勢，主動參加了起義，在馬占鳌軍中任參贊軍務，充任馬占鳌的謀師，為馬占鳌出謀劃策。為支援起義軍事活動，馬千齡很舍得花錢，動辄耗财巨萬。

馬千齡又親自前往勸阻“十八大營”攻打官亭，見到對方首領，分析利害，一張巧嘴居然成功地勸說首領打消了攻掠官亭的念頭。回來後馬千齡又勸說馬占鳌布兵野外，形成震懾之勢，迫使“十八大營”離境而走。因為關鍵時刻能夠挺身而出，避免了鄉裡遭受塗炭，得以保境安全，馬千齡受到鄉裡百姓的感念和稱道。也很好地保護了家财不受侵害。

同治六年（1867年），陝甘總督左宗棠提兵一萬二千，自東向西，鎮壓西北反清運動。當時西北反清武裝以甯夏金積堡馬化龍部隊力量最強，左宗棠指揮清軍攻破金積，鎮壓了馬化龍之後，揮師西南，軍分三路，圍攻河州地區馬占鳌上司的民軍。初期，面對清軍四十營的優勢兵力和先進的火器，河州民軍同清軍數次激戰全部敗北，狄道、康家崖等關口先後失守，湘軍總兵傅先宗率部進駐河州廣河縣太子寺（今廣河縣政府所在地），太子寺是最後一道關口。

馬千齡勸馬占鳌投降：“被圍到了撐不下去才投降，實在是不明智啊。”馬占鳌和馬千齡分析了形勢，決定打一個勝仗再投降。

在關鍵的會攻太子寺一役中，馬占鳌出奇兵制勝，實施“黑虎掏心”戰術，先切斷清軍糧道，擾亂清軍軍心，然後派先行官馬海晏率敢死隊五百槍手，每人還帶一根木椽子、一壺水和一塊土坯，深夜摸入清軍陣地，以土坯支立木椽，圍着木椽邊澆水邊砌土坯，利用深冬季節滴水成冰的寒冷，一夜之間在清軍陣地中間築成營壘三座。清早醒來的清軍大為震驚，即對三座堡壘發起猛攻，馬海晏安排所部槍手輪番更換裝壓子彈連續射擊，緻使清軍死傷無數，不能靠近，湘軍總兵傅先宗也在戰鬥中被擊斃。統帥陣亡，軍心大亂，馬占鳌從外面率衆圍攻，内外夾攻之下，清軍大敗。四十營湘軍全線動搖，河州民軍連續反攻，一直将清軍逼退到三甲集。清軍潰敗，民軍大受鼓舞，紛紛要求乘勝攻擊設在安定（今定西）的左宗棠大營，殺死左宗棠雪恨。

馬占鳌卻召集各首領開會，提出投降清廷的意向。初戰告捷之際，本應乘勝追擊，馬占鳌卻突然提出投降的意見，讓大家感到驚愕，一時有主戰的，也有主降的，意見不一緻。馬千齡及時站了出來，支援了馬占鳌。他還出面，對大家進行了勸說，讓民軍頭目都認識到，一時的勝利不能改變敵我力量懸殊的根本形勢，看不到最終勝利的希望。最終大多數人贊成乘勝投降清軍。

于是馬占鳌指令部隊停止進攻清軍，讓部下“以後種地的還種地，做買賣的還做買賣”。他自己腳穿草鞋，自縛鐵索，親赴左宗棠大營乞降。左宗棠倍加安慰，當夜左宗棠又在自己的卧室裡單獨召見馬占鳌，竟是一夜歡談，随即将馬占鳌的部隊整編為三旗馬隊，授馬占鳌為督帶兼中旗管帶，并報請清廷受予六品軍功頂戴。

馬千齡因為勸降有功，被左宗棠稱贊為“良回”，也受到重賞。

馬占鳌從反清的領袖人物轉變成為效力清廷的官員，加入劉錦棠西進“平叛的隊伍”，并強令各鄉村收交槍械，先後向左宗棠的軍隊呈繳馬匹四千多匹，槍矛等兵器一萬四千多件，納糧一百萬斛，幫助清軍撲滅了河州、西甯地區的農民起義，又受賞三品封典，授五品花翎頂戴。

馬千齡也受到封賞，被封為藍翎都司，雖然有名無權，沒有軍職，但擺脫了平常百姓的身份，跻身官階，也算當上官了。

受封後的馬千齡回鄉居住 ，他看到馬占鳌父子通過依附官府而成為河州顯赫的家族，實作了人生逆襲。于是他決定不再讓自己的兒子們走傳統的人生道路，而是緻力于讀書習武，希望他們能夠通過科舉仕進，進身官府。

馬千齡有四個兒子：馬福财、馬福祿、馬福壽、馬福祥。

若幹年後，二子馬福祿高中武進士，四子馬福祿在北洋政府中擔任了甯夏鎮守使，主政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