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就把實行軍銜制度提上了日程。為了給将來的授銜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在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兼總幹部管理部部長羅榮桓等人的努力下，中央軍委在1952年3月的時候出台了《評定各級幹部等級訓示》。将幹部級别劃分為9等21級，也就是俗稱的定級，這次定級為三年後的大授銜提供了主要依據。
也許有朋友會問了，根據職務授銜不行嗎？為什麼非要耗費時間和精力來定級呢？其實這個問題很好回答，我們舉幾個簡單的例子大家就懂了。紅軍時期，有不少師級編制，大家都叫師長，但手下的兵力可能相差好幾倍。段蘇權的黔東獨立師，總兵力僅有800餘人；而蕭華的少共國際師卻有8000多人。同為師級主官，段蘇權的獨立師和蕭華的少共國際師相比，兵力差了整整十倍。
再比如紅四方面軍第11軍第31師，該師成立之初，下轄四個團，如果隻看編制，估計不少朋友都會認為這個師最少也應該有幾千人。但實際上，這隻是一個架子師，全師總兵力不足200人，每個團還不到50人。實際規模和一個加強連差不多。同樣是師級主官，手下兵力相差幾倍甚至十幾倍。如果不定級的話，将來授銜的時候就會出現問題。
正是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是以總幹部部才不惜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對還在軍中任職的幹部進行定級。這次定級由于涉及的人員太多，是以出現了一些特殊情況。1952年3月的一天，羅榮桓親自找時任三野第10兵團副司令員的劉永生談話，問他：“把你定為副軍級，你有沒有意見？”劉永生1927年就參加了紅軍，經曆過土地革命戰争、南方三年遊擊戰争、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身經百戰，多次負傷。
土地革命戰争期間，劉永生先後四次負傷，最嚴重的一次是發生在連城溫坊保衛戰當中。1934年8月，時任福建省軍區警衛營營長的劉永生率部在溫坊和敵軍的一個團展開激戰。他以一個連正面迎敵，自己親率兩個連從側翼迂回，對敵人前後夾擊。敵人陣腳大亂，紅軍趁機反沖鋒。戰鬥中，劉永生右腿中彈，鮮血直流。警衛員見狀，要背他下去，但劉永生讓衛生員簡單包紮了一下，躺在擔架上繼續指揮戰鬥，終于将敵人大部殲滅。
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後，劉永生奉命趕往皖南新四軍總部報到。走到浙江江山的時候，突然接到上級指令，讓他前往南昌。來到南昌後，時任東南分局副書記的曾山親自接見了劉永生，讓他秘密傳回閩西繼續工作，劉永生是以錯過了加入主力部隊的機會。回到閩西後，劉永生出任王濤支隊支隊長，率部多次和敵人作戰。
1945年4月初，劉永生率部前往饒平途中，遭到敵人重兵圍攻。他臨危不懼，指揮部隊英勇拼殺，硬是殺出了一條血路。戰鬥中，劉永生再次負了重傷，休養了好幾個月才康複。解放戰争爆發後，劉永生先後擔任過閩粵贛解放軍總隊總隊長和閩粵贛邊區縱隊司令員等職，率部解放了閩粵贛邊區30餘座縣城。新中國成立後，劉永生出任三野第10兵團副司令，給葉飛當副手，在閩西剿匪中立下了新的戰功。
1952年定級的時候，按照規定“兵團及相當于兵團之二級軍區副司令員、副政治委員：一般應評為副兵團級，個别不适應者應酌情降低。”劉永生作為兵團副司令，理應被評為副兵團級。但他長期在地方部隊任職，手中兵力有限，大仗打得不多，是以軍功不是很顯赫。雖然定級的時候，他是第十兵團副司令員，但建國後才擔任這個職務，時間不長。
劉永生這種情況，該如何定級呢？羅榮桓也犯了難。最後他親自找劉永生談話，征求他的意見。對此劉永生看得很開，坦言給自己定什麼級别都能接受。最終在綜合衡量之後，他被定為副軍級。得知這個結果後，不少老戰友替劉永生鳴不平，讓他去找老上司張鼎丞反映。但劉永生卻說：和已經犧牲的那些戰友們相比，定個副軍級我已經很滿足了。1955年，劉永生被授予少将軍銜，1984年将軍病逝，享年8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