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把实行军衔制度提上了日程。为了给将来的授衔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在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等人的努力下，中央军委在1952年3月的时候出台了《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将干部级别划分为9等21级，也就是俗称的定级，这次定级为三年后的大授衔提供了主要依据。
也许有朋友会问了，根据职务授衔不行吗？为什么非要耗费时间和精力来定级呢？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懂了。红军时期，有不少师级编制，大家都叫师长，但手下的兵力可能相差好几倍。段苏权的黔东独立师，总兵力仅有800余人；而萧华的少共国际师却有8000多人。同为师级主官，段苏权的独立师和萧华的少共国际师相比，兵力差了整整十倍。
再比如红四方面军第11军第31师，该师成立之初，下辖四个团，如果只看编制，估计不少朋友都会认为这个师最少也应该有几千人。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架子师，全师总兵力不足200人，每个团还不到50人。实际规模和一个加强连差不多。同样是师级主官，手下兵力相差几倍甚至十几倍。如果不定级的话，将来授衔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总干部部才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对还在军中任职的干部进行定级。这次定级由于涉及的人员太多，因此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1952年3月的一天，罗荣桓亲自找时任三野第10兵团副司令员的刘永生谈话，问他：“把你定为副军级，你有没有意见？”刘永生1927年就参加了红军，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身经百战，多次负伤。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刘永生先后四次负伤，最严重的一次是发生在连城温坊保卫战当中。1934年8月，时任福建省军区警卫营营长的刘永生率部在温坊和敌军的一个团展开激战。他以一个连正面迎敌，自己亲率两个连从侧翼迂回，对敌人前后夹击。敌人阵脚大乱，红军趁机反冲锋。战斗中，刘永生右腿中弹，鲜血直流。警卫员见状，要背他下去，但刘永生让卫生员简单包扎了一下，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终于将敌人大部歼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永生奉命赶往皖南新四军总部报到。走到浙江江山的时候，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让他前往南昌。来到南昌后，时任东南分局副书记的曾山亲自接见了刘永生，让他秘密返回闽西继续工作，刘永生因此错过了加入主力部队的机会。回到闽西后，刘永生出任王涛支队支队长，率部多次和敌人作战。
1945年4月初，刘永生率部前往饶平途中，遭到敌人重兵围攻。他临危不惧，指挥部队英勇拼杀，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战斗中，刘永生再次负了重伤，休养了好几个月才康复。解放战争爆发后，刘永生先后担任过闽粤赣解放军总队总队长和闽粤赣边区纵队司令员等职，率部解放了闽粤赣边区30余座县城。新中国成立后，刘永生出任三野第10兵团副司令，给叶飞当副手，在闽西剿匪中立下了新的战功。
1952年定级的时候，按照规定“兵团及相当于兵团之二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一般应评为副兵团级，个别不适应者应酌情降低。”刘永生作为兵团副司令，理应被评为副兵团级。但他长期在地方部队任职，手中兵力有限，大仗打得不多，因此军功不是很显赫。虽然定级的时候，他是第十兵团副司令员，但建国后才担任这个职务，时间不长。
刘永生这种情况，该如何定级呢？罗荣桓也犯了难。最后他亲自找刘永生谈话，征求他的意见。对此刘永生看得很开，坦言给自己定什么级别都能接受。最终在综合衡量之后，他被定为副军级。得知这个结果后，不少老战友替刘永生鸣不平，让他去找老领导张鼎丞反映。但刘永生却说：和已经牺牲的那些战友们相比，定个副军级我已经很满足了。1955年，刘永生被授予少将军衔，1984年将军病逝，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