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婚姻狀态，李世民27歲嫁女白居易37歲脫單，底層終生未婚
根據《獨異志》記載，公元626年玄武門之變後，27歲的李世民為鞏固軍政大權，與52歲時任尚書左仆射的蕭瑀結為兒女親家，李世民将庶長女襄城公主許配給蕭瑀的嫡長子蕭銳。毫無疑問，這一政治聯姻給李淵朝舊臣吃下了一顆定心丸，意義非凡。
同年，虛歲十二歲的襄城公主與蕭銳完婚。抛開政治因素不說，隋唐時期高門大族早婚、早育的情況并不獨此一例，反而十分常見。
為什麼那時的高門大族能夠早婚、早育？
隋朝開皇二年，隋文帝夫婦為次子晉王楊廣選妃，當時十五歲的蕭氏出身梁朝皇室，才貌雙全，被選為楊廣的妻子，而當時的楊廣年僅13歲。
相隔幾十年後，十六歲的李世民明媒正娶十三歲的妻子長孫氏，而其婚前納有通房侍妾，庶出長女襄城公主、嫡出長女長樂公主，前者虛歲十二完婚，後者虛歲十三完婚；此外李世民的外甥女窦胡娘十三歲嫁給長孫皇後的堂兄長孫無傲做續弦夫人等等，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如此看來，不難推斷那時的高門大族之是以能夠早婚早育，離不開足夠的經濟實力、社會名望、政治影響力。
換句話說，有權有勢、有錢有人，對高門大族來說，彩禮、嫁妝不愁，添丁、進口也不怕養不起，既如此早結兩姓之好，既可以壯大家族，形成強大的家族勢力，又可以整合兩家資源，加深彼此親族間的關系紐帶，形成“1+1>2”的政治合力，共同在各方面做大做強，何樂而不為呢？
白居易杜甫詩文中看隋唐婚姻百态，貴族三妻四妾，底層人孤寡一生
整個隋唐時代，是否都是早婚、早育？
可是，若說早婚、早育适用于整個隋唐時代卻有失偏頗了。不管是現代還是古代，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婚姻市場也遵循着基尼系數，存在“貧富”差距。
第一階段：
唐代初年戰亂剛平，社會初定，百廢待興，為促進經濟繁榮和休養生息，自然會鼓勵早婚早育，提高人口。比如李世民就曾在貞觀元年下诏，将民間婚齡定為男子二十歲、女子十五歲，僅比高門大族的慣例低一些。
第二階段：
唐玄宗開元年間，經濟繁榮物質生活水準顯著提高，國富民強，法定婚齡再次下調，降低為男十五歲、女十三歲。
第三階段：
唐代中晚期，由于社會動蕩、土地兼并、經濟變差等原因，貧富差距擴大，自然也深刻地影響了群眾的婚姻狀态，晚婚問題較為突出。唐代中晚期著名詩人白居易寫的“
近代多離亂，婚姻多過期，嫁娶既不早, 生育常苦遲
”便是感慨這種現象。
當然，法令歸法令，社會實情也“
因時制宜、因地制宜
”，根據對唐代墓志的研究發現，唐代女性13-19歲年齡段結婚者占比近75%，23歲以上年齡段結婚的基本沒有；而男性11-25歲年齡段結婚者占比63.4%，38歲以上年齡段結婚的基本沒有。
但是我們知道能在身後留有墓志的大多出自貴族、官宦之家，男性結婚年齡尚且呈現早晚不均的态勢，就不難推測廣大下層庶民恐怕是“
飽的飽死，渴的渴死
”的狀态：有人三妻四妾，有人孤寡一生。
現代人晚婚大多因為生活和工作方式，那古人晚婚是因為什麼？
和現代人崇尚多元化的生活方式而自願選擇單身、丁克不同，古人晚婚大多是由于客觀困難所緻。
其一：窮。女性置辦不起陪奁，男性準備不起聘禮。
如杜甫在《負薪行》寫道：“夔州處女發半華, 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生抱恨長咨嗟。”貧困加戰亂，導緻夔州底層女性終身無法締結姻緣。白居易在《議婚》中書寫得更加直白：“
富家女易嫁, 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 嫁晚孝于姑。
”
其二：高不成、低不就。
代表人物正是多次賦詩評論婚姻問題的白居易。白居易同情貧家女晚婚，但他本人遲至37歲才結婚。在他這個年齡，李世民有兩個孫兒都六七歲了。對比上文列舉的唐代男性婚齡占比區間，白居易也榮幸地跻身最為“老大難”，但是人家有才有名，晚婚純屬眼光高。
個人認為，以白居易為代表的“高不成、低不就”晚婚現象，是魏晉以來“門第血統崇拜症”進一步深化的結果。在重視配偶原生家庭背景的社會氛圍下，門第或實力在上流社會中位居中下遊的士人待價而沽，不急于結婚，以經營仕途為重，希望憑借事業上的成功換取一位出身高門大族的妻子。
白居易出身地方小官僚家庭，父祖均終官于縣令，家世固然比平民百姓強得多，但在貴圈中這樣的家庭排不上号了，正所謂“高不成低不就”，直到唐憲宗元和三年白居易任職左拾遺，方才和一位出身弘農楊氏的楊小姐結婚，算是傍上了高門大族的勢力了。
放大到整個晚唐社會來看，白居易還是大齡男青年中的一位幸運兒，但是那些同個朝代的底層勞動者呢？
他們終日為衣食奔波勞碌，卻依然買不起房、給不起彩禮、結不起婚、生不了娃、無法傳承血脈香火，那無處釋放的精力與怨恨腐化為對朝廷和社會的怨恨，在心裡越積越深，最終難免開出敵意滿滿的人性惡之花。
若幹年後，那殺進長安摧毀大唐國運的黃巢起義軍中一定有他們的身影，他們用起義的方式打破了高門大族的優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