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形勢脆弱平衡，世界經濟失穩滞脹

2021年，世界經濟在駐足中尋求新路。2022年，多重危機疊加及其蔓延或許進一步對世界體系的邊緣、半邊緣地區産生嚴重影響

文｜葛天任、張明、鄭聯盛、楊曉晨

2021年，世界經濟在駐足中尋求新路。2022年，多重危機疊加及其蔓延或許進一步對世界體系的邊緣、半邊緣地區産生嚴重影響。據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實時資料，截至2021年1月2日上午7時，全球疫情感染人數為2.89億餘人，死亡人數達544萬餘人。

全球疫情第三年，自然雜志發表相關論文指出，文化價值作為重要變量對人類做出超越自身狹隘認知局限的選擇構成重要且關鍵的影響。毫無疑問，人類意識到這一點是實作認知超越的第一步。希望仍在于人類的自我超越與團結合作。

在觀察和思考全球政治經濟那些最為深刻變化之時，思想文化的重要性也日益顯現出來。本文建構了一種“思想-政治-經濟”的分析架構，并是以而更進一步認識到，目前最為根本且急迫的問題乃在于那些仍然富有争議的思想文化、信念觀念在超乎尋常地左右全球政治、影響全球經濟。人類需要破解認知迷霧，團結起來應對危機。為此，本文将先後總結全球思想文化、全球政治和全球經濟的新變化，剖析其深層次原因和内在邏輯，展望其未來趨勢并指出2022年應注意的重要事件或關鍵時點。

2021年全球政治經濟回顧

1、歐美思想文化：回歸、反思與修複

2021年全球思想文化領域繼續呈現出三種新變化：西方社會思潮進一步回歸保守主義，歐美主流知識界對資本主義及其社會制度進行反思，英美左翼進步主義與呼籲建設新社會主義的聲音持續擴大。

第一，随着疫情反複及其管控的加強，歐美社會大衆所展現的右翼保守主義思潮伴随疫情蔓延而四處擴散。歐美社交媒體所反映的言論、行動與事件充滿了保守傾向，這種傾向藉由歐美政客和右翼媒體的擴散傳播而進一步演化為一股社會思潮。由于其推動政策議程和政治生态變化方面的巨大作用而應得到高度重視。例如，2021年初的美國國會山暴亂、英國北愛爾蘭城市騷亂，從荷蘭、比利時蔓延到幾乎全歐洲的因反對“封控”而發生的遊行示威乃至集體行動等。

第二，關于對資本主義及其社會制度的反思方面，大量作品包括影視文學作品出版。2021年，反映美國中産階級郊區破碎化問題的電視劇《東城夢魇》熱播，布魯金斯學會的李成主任指出美國社會心理文化層面的沖擊要更為重要。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出版新書《資本與意識形态》并撰文呼籲邁向新社會主義。随後，美國著名學者大衛·哈維對皮凱蒂的新書做出了嚴肅批評，這意味着皮凱蒂的新書很快得到英美左翼學術界的關注和回應。

此外，2021年底，著名左翼哲學家齊澤克發表新作《天上大亂》，意指歐美意識形态領域出現了嚴重分化、對立和混亂。2021年是曆史不再終結的又一年。皮尤研究中心報告指出隻有17%的人認為美國的“民主”值得效仿，而23%的人認為美國的“民主”從來不是什麼好例子。美國政治學家福山在《外交政策》、《經濟學人》等雜志發表關于美國權力衰落的有社會影響力的分析，将美國國内政治定格為更加急迫和重要之事，這方面《經濟學人》雜志走的似乎更遠，建立了關于美國權力與民主分析的專欄，其關于世界民主衰退的系列年度報告要更加具有影響力，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将美國的民主劃入“有缺陷的民主”一類，實際上更多地透露出它所代表的英美中上階層的普遍焦慮及建設性批評，顯然這并未觸及問題的本質和要害。對其本質問題的批評，具有熟知中國文化背景的加拿大女王大學著名規劃與文化學者梁鶴年先生于2021年底前出版的繁體字版新書《西方文明的未來》要更加深入、透徹。

第三，在英美深厚的、二戰後未曾遭遇真正重大挑戰的資本主義體制及其自由民主意識形态面臨空前的挑戰，這不僅表現在社會騷亂、右翼民粹思潮興起與知識界的反思，還表現在英美左翼“進步主義”力量及其矯正與修複國内政治問題的持續努力與聲音的不斷擴大。美國民主黨獨立參選人桑德斯号召一場改變美國的政治革命，他拒絕企業捐贈、依靠小額群眾捐款、引發大量美國青年學生的追随。此外，英國工黨上司者科爾賓在牛津大學辯論社公開表達“社會主義絕對行的通”的願景，加之牛津大學的獨特地位及其影響力，這場辯論透過新媒體得到廣泛地傳播。

2、全球政治體系的深度調整與脆弱平衡

在2020年，全球政治有三個非常重要的新變化值得注意，這些變化主要來自英美、歐盟、俄羅斯、日韓等主要國家的外交政策調整與國内政治形勢的分析之上。全球政治格局仍然在脆弱的經濟中保持着難得的平衡，盡管這種平衡仍然面臨着全球不平等所帶來的社會政治變革的暗流與挑戰。

第一，美國調整其外交政策，并以對華關系調整為其外交政策主軸。南京大學朱峰團隊指出，“美歐關系有所拉近，中美俄和美歐俄戰略三角關系的調整将對美俄關系未來産生影響。”拜登政府放棄特朗普政府的所謂“蠻權力”，而采取所謂“巧權力”，但其效果有限。中國社科院周琪研究員指出，美國在強化既定戰略的同時，調整了其近期對華政策，強調所謂競争戰略，并通過拉攏盟友共同遏制中國實作其戰略目标。2021年，中美開展了阿拉斯加會談、天津會談、蘇黎世會談，引發全世界關注。三次會談中，中國站在人類與自身未來發展的立場上，對中美關系給出了明确的底線并展現了最大善意。盡管美國持續炒作新疆問題、台海問題，并就冬奧會進行所謂“外交抵制”，召開所謂“世界民主峰會”，然而其産生的效果實際上并非如某些觀察人士所言的那麼大。正如布魯金斯學會李成主任所言，“拜登在外交上不是在緩和對抗和沖突，而是四面樹敵。他沒有把更多的資源和重心真正用在國内，可謂敗筆累累。尤其是與中國的關系上，不僅沒有好轉，而且是繼續惡化。”美國外交政策團隊的傲慢、偏見和短視引發的對華政策誤判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顯然，盡管華盛頓決策團隊看到了美國國内問題的嚴重性，但其對政黨政治與國内情況估計不僅是不夠的，甚至是缺乏強力手段的，尤其是缺乏空間次元是其最大的估計不足。美國民主名額連續下滑，其中政治文化名額、政府職能名額呈現明顯地、持續的下降。拜登政府的所謂“大基建”，雖然号稱是大号版的“羅斯福計劃”，即包括社保、醫保改革在内的一攬子财政投資計劃，而最終被兩黨政治所大幅度擠壓。

第二，在全球政治的新變化下，歐盟強調戰略自主但變數仍值得高度重視。2021年，德國前總理默克爾離任，盡管獲得了國内的高度贊譽，但德國的未來外交政策及其在歐盟所扮演的角色卻蒙上了一層迷霧。德國社民黨主席舒爾茨擔任新總理組閣，其中綠黨主席貝爾波克大機率出任外長，後者以對華強硬聞名。此外，法國總統馬克龍雖然倡導“戴高樂主義”，就歐洲獨立防務提出強硬口号，在對華政策方面堅持獨立自主，但澳洲撕毀與法國之間的核潛艇協定導緻法國召回駐美、駐澳大使，盡管事件得到降溫處理，但影響無疑深遠。同時，法國國内的地方大選中，右翼保守勢力回歸，引發法國對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2021年，唯獨英國在繼續其“全球英國”的對外政策同時，仍然“明智地”選擇加強其與亞洲太平洋地區的經貿往來，但英國仍将面臨蘇格蘭獨立、北愛爾蘭離心的挑戰。2019年年初，筆者曾撰文指出，英國将采取安全向西，經濟向東的政策，目前正一步一步得到印證。2021年，俄羅斯總統普京發表年度國情咨文，烏克蘭問題再度成為美俄、俄歐關系的關鍵問題。俄美關系雖有緩和迹象，但并無實質改變。俄羅斯強調進一步加強與亞洲的經貿關系，尤其是中俄關系。

3、全球經濟滞漲與全球不平等程度繼續加深

2021年全球經濟的最大變量是各國持續釋放大量流動性。無論贊同抑或反對，美聯儲在全球經濟中扮演的角色都事關全局。盡管拜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但短期補貼低收入階層有利于促進消費，不能解決貧富差距過大問題。全球應對疫情和各種經濟問題，各國采取“無痛療法”，以犧牲長期利益來彌補短期損失。這無助于全球經濟走出長期停滞的局面，甚至加劇了邊緣和半邊緣國家的經濟失衡，引發社會與政治動蕩。

2022年12月12日釋出的《世界不平等報告2022》指出，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在減小，國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卻在增大，盡管收入差距因國家而異，且通常取決于政府的政策選擇。包括美國、印度、俄羅斯在内的一些國家内部的貧富差距在2021年有大幅度擴大。2021年全球成年人的平均收入為2.34萬美元，淨資産為10.26萬美元。在全球收入配置設定中，前10%的人年均收入為12.21萬美元，而底層50%的人每年隻賺3920美元，前者的年收入是後者的31倍之多。與收入相比，财富不平等更為明顯，世界上最富有的10%的人擁有全球75%的财富，其中約2750名億萬富翁擁有全球3.5%的财富，高于1995年的1%，而底層50%的人口所占财富為2%。顯然，筆者同意該報告的觀點，即盡管不平等是全球性的，但是各國内部的收入和财富差異并非不可避免，能否避免隻是政治性的選擇。

2021年，大規模刺激政策導緻的不隻是全球大宗商品持續上漲，全球住房價格尤其是美國、歐洲的住房價格快速上漲。據英國房地産資訊公司萊坊地産（Knight Frank）釋出的《全球房價指數》資料分析報告顯示，從2020年三季度到2021年三季度的12個月内，全球56個主要國家總體房價漲幅為9.6%（以實際漲幅為标準）。大規模刺激、住房價格的上漲與本來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一起，很有可能引發新一輪的經濟與社會動蕩，加劇住房金融化的社會負面後果。

4、全球政治經濟形勢惡化的根源是全球上司力赤字嚴重

總而言之，全球思想文化領域的回歸與反思，促進了全球政治的内部調整與外部轉向，這不僅沒有帶來全球經濟走出長期大停滞的格局，反而引發新一輪的全球通脹，雖然短期刺激計劃對發達國家的普通群眾生活有所緩解，但全球不平等的狀況不僅沒有好轉反而有所加深與蔓延，住房價格繼續高企，引發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向負面狀況繼續演化。這主要是由于兩大原因所導緻：

第一，全球上司力赤字嚴重。2020年是人類面臨非常嚴重的全球疫情的危機時刻，疫苗民族主義阻礙全球有效治理的形成，人類需要團結以共克時艱。面對危機，全球上司力急需重塑，全球的思想文化領域的反思還沒有擴充到全球治理層面。

第二，作為全球最大發達經濟體和最有政治影響力的國家，美國本應該為目前世界上司力赤字負責，然而美國決策層卻仍然抱有狹隘過時的“冷戰”思維，在全球數字化的21世紀運用以鄰為壑的19世紀國際戰略思維，導緻全球化程序面臨解組風險，其所推動的國家間聯盟與重組，不僅放棄了戰後美國羅斯福總統所建立的全球偉大理想，而且正在引導世界走向危險的邊緣。

美國在20年的阿富汗戰争中以失敗結局而倉皇撤軍，在面對國内外沖突中轉向選擇性收縮戰略，但是這樣的國際權力的真空時刻對世界和人類文明未來而言，是完全不負責的做法。這種缺乏通盤考慮的短視的收縮戰略，不僅執行困難，而且難以奏效，最終将導緻全球上司赤字嚴重，從根本上危及美國自身長遠利益。其所根植的對中國發展的戰略誤判，完全是美國全球精英上司階層的傲慢與偏見所緻，而非因美國國家利益之所緻。他們才是導緻中美關系波動和所謂“第二次冷戰”的始作俑者，他們與自己祖輩所擁有的建立戰後國際秩序的偉大理想和寬廣胸懷相比，不知差距幾何。

一個令人不安的例子是，仍以冷戰思維觀察目前美中關系問題的傳媒曆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活躍在各種“全球智庫”和媒體論壇之上，他廣泛接受采訪，認為所謂“第二次冷戰”是中國主動挑起，其數年間出版的書籍數量驚人，而其書籍多為拼湊、觀點前後沖突。能言善辯是這一派人物的共同特質，唯恐天下不亂則是他們擷取眼球和利潤的工具，而後果卻要由中美兩國人民和全世界來承擔。

作者均為中國科技大學國際金融研究院全球經濟與國際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編輯：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