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桐鄉烏鎮嚴獨鶴圖書館内的嚴獨鶴銅像
嚴獨鶴（1889-1968）先生是中國現代報業史上的一代名編、通俗文學的組稿人兼撰稿者。1914年起就在上海擔任民營報紙《新聞報》副刊《快活林》編輯，1931年任該報副總編兼文藝副刊主編，翌年将副刊更名為《新園林》。上海淪陷後，日軍進入租界，劫收所有報社。他拒絕利誘頂住威脅，乃至憤而辭職，直至抗戰勝利後才回到複刊的《新聞報》履職。1949年《新聞報》停刊，改出《新聞日報》，嚴獨鶴被安排至上海新聞圖書館任副館長。長達30餘年的辦報生涯終告結束，留下了豐碩的寫作成果。
▲望平街上的新聞報館
僅在《新聞報》副刊“談話”欄目，嚴獨鶴幾乎每天都要發表一篇短文，數十年如一日，多達萬餘篇，計數百萬字。凡訂閱《新聞報》的讀者，對副刊上天天出現的獨鶴之名，可謂盡人皆知，無人不曉。除了副刊上發表短文，在《新聞報》和其他報刊上還時有長短不一的散文随筆發表。他還寫過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發表于世界書局的《紅雜志》（後更名為《紅玫瑰》）和其他報刊上，長篇小說《人海夢》則連載于《新聲》雜志上，可惜後來該雜志停刊，未能續完。此外，他還把經他之手發表的張恨水的名著《啼笑因緣》，改編成電影劇本供明星影片公司攝制。可見他大半生跨界于編輯、新聞寫作和文學創作之間，可謂凡有所及，皆有建樹。
▲《獨鶴小說集》
嚴獨鶴在青年時代已有《獨鶴小說集》（世界書局1926年版）、長篇小說《人海夢》（世界書局1928年初版）等問世。但大量散文和副刊上的“談話”欄言論，尚未及結集出版。其孫嚴建平先生也是副刊編輯出身（《新民晚報》原副總編），有着一脈相承的職業情結。他在祖父逝世半個世紀之後，與上海圖書館館員祝淳翔合作選編了《嚴獨鶴文集》，由上海文藝出版社付梓出版。由此使上海現代報業史上一位大咖級人物再現風采，也令當代讀者有機會目擊他大半生的寫作成果。
文集為三卷本，含小說卷、散文卷和雜文卷，但不予序次，以見編選者無分先後、平等視之。文集既為編選，就非全收。如短篇小說僅選六篇，散文、雜文更是舍多選少。編選者并不自作序跋，但每卷均有前人或今人對嚴獨鶴其人其行其文的評述作為附錄，以供參考。
▲《嚴獨鶴文集》
嚴獨鶴 著
嚴建平 祝淳翔 編
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小說卷附錄為世界書局總編、《紅玫瑰》雜志主編趙苕狂寫的《嚴獨鶴君傳》和《〈獨鶴小說集〉序》。其傳言及嚴獨鶴“性嗜小說”，熟讀中西名著。“故其所作，能融冶新舊，自成一家。散見于報紙雜志者至夥。然其意中，雅不欲專以小說鳴于時。居報界垂十年，每發表政論，多主持正義，尤為世所重雲。”寥寥數語，既指出嚴獨鶴對小說的情有獨鐘，又明言其更多緻力于政論而為世人所重。嚴獨鶴的小說頗多傳奇色彩，人物的命運往往大起大落，進而導緻情節跌宕騰挪，不刻意細節的真實。如短篇小說《留學生》裡的吳轶塵，雖有真才實學，卻因缺少資曆難找工作，不得不投靠留洋回來的博士充當槍手，代寫講稿、演說稿和文章，隻得到其十分之二的報酬。但當他得到師母的資助出國留洋回來，又搭上了關系，成為外交總長的妹夫，便官運亨通，今非昔比，拒不接見遠道而來的師母，并把原來與師妹的婚約棄之不顧。在命運由窮至達的過程中，人性非但沒有升華，相反走向異化。小說從世俗價值觀的偏頗，寫到個人道德水準的大幅下降，寓深意于其中。
▲嚴獨鶴與夫人陸蘊玉
長篇小說《人海夢》已發表三十三回，約35萬字。作為一部長篇，無論規模之宏大，人物之衆多，情節之豐富，意義之多元，自然超過短篇。《人海夢》繼承了諷刺小說《儒林外史》和譴責小說的傳統，對清政府統轄下沆瀣一起的政界、學界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刻畫了王觀察、方制台一類官僚頑固保守、老奸巨滑、假道學的醜惡嘴臉，揭示了社會的黑暗腐敗，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社會諷刺小說。同時它也是一部革命小說，塑造了少年英傑華國雄的形象。他在上海求學時就閱讀進步書籍，留學日本時又成為革命黨的骨幹。在武昌起義前，返滬與上海的革命黨人做策應工作。小說也有言情和武俠的内容，實非其側重之處。
1997年有研究者主編了一套鴛鴦蝴蝶派禮拜六小說叢書出版，《人海夢》也列入其中，我認為是不妥的。因為《人海夢》更側重于批判黑暗，塑造正面的革命者形象，而且生動形象地展示了在封建時代末日到來之前，于社會、家庭、個人所發生的舊與新的沖突和蛻變。與一般被視為鴛蝴派的小說有所不同，與所謂“香豔小說”更不可相提并論。當年《人海夢》在世界書局初版時，封面上印有“社會小說”，這才是更恰當的歸類。此外，《人海夢》有兩回寫夢，荒誕奇崛，喻指人海茫茫，變幻無常，頗具象征意味。我認為《人海夢》作為一部寫了辛亥革命前夜的社會世情小說，是可以改編成影視作品供大衆欣賞的。
▲嚴獨鶴題寫的扇面
“散文卷”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編選者按其所涉分成十輯，讀者自可根據個人的興趣愛好按輯搜尋，各取所需。我讀此卷時在想：嚴獨鶴作為一位名聞遐迩的老報人，究竟有何切身的體會可以告訴後之來者？恰好在“報刊”輯翻到《談談報人》一篇。他說：“三十年來，我隻勤勤懇懇做我應做的事，眼看世界上許多變化，一幕幕地在我面前表現着，也仿佛看了一幕極長的戲，而我就是一個替這戲寫說明書的人。”就是說報人不僅是世事的觀察者，而且是一個“說明”者。如果隻看不予說明，就沒有盡到報人的責任。接着他又談了“做報人應有的态度”：一是“清”、二是“慎”、三是“勤”。僅此三點，言簡意赅，要做到卻并不容易。例如“清”指的是“保持一個清潔的心，一個清潔的身”，否則“就不免有飛塵灰沾染上來，是以做報人的，保持清潔，是最重要的”。僅此數語，推而廣之，就夠各行各業的人遵守一輩子的了。
▲嚴獨鶴為中國新聞史泰鬥方漢奇題聯
文集“雜文卷”的内容可謂無所不談，隻能按年代分輯了。所選雜文按年代歸類，啟發我想看看這位專為時代的多幕劇寫說明書的老報人，在每個時代的節點上寫過什麼？在1919年5月10、11日兩天的《新聞報》上他寫到了“五四運動”，卻以“滑稽閑話”為題，把章宗祥、曹汝霖大大開涮了一次。至5月21日又以《新測字：曹章賣國》揭露他們的賣國主義，肯定學生運動。1915年5月9日，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袁世凱經過與日本談判之後，被迫接受日本《二十一條》中的十二條内容。條約簽訂後，全國教育聯合會決定，各校每年以5月9日為“國恥紀念日”舉行紀念，誓雪國恥。嚴獨鶴在10周年之際，發表《國恥紀念日特刊概言》，唯恐人們“淡焉若忘了”。在1930年代他發表過《抗日救國三字訣》《日本事變與中國前途》《五卅紀念》《一·二八紀念》等文章，痛斥日寇侵華暴行和批評當局的不抵抗主義。在1940年代，他發表《紀念碑》一文，重提當年的“八·一三”戰事，肯定八十八師将在虹口建立陣亡将士紀念碑“确是最有紀念的價值”。他寫《七七紀念》，提到“七七紀念是悲慘的，也是雄壯的。要大家想想，怎樣才能使死者沒有遺憾，使生者得到安慰”，對不良的現實環境提出了沉痛的批評。在《勝利兩周年》中更明白指出“今日之下，連乍見高升的國際地位，已無形降落”，“更有誰保得住不野草重生，死灰複燃”。雖然他曾指出報人要用理智統制情感，但面對黑暗，他的義憤還是會溢于言表。這在《失敗主義與A錢無能》等文章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嚴獨鶴（左）與新聞報同僚、漫畫家丁悚合影
嚴獨鶴作為一個主要在舊時代從業的報人，之是以至今仍然值得我們緬懷和尊敬，除了他的敬業精神、聰明才智和對中國報業的傑出貢獻，還在于他不屈服于舊時代強權的壓力。正如範敬宜先生在《獨鶴可以不“獨”矣》中所說：“無論是面對槍口的威脅還是利祿的誘惑，他都保持了一個中國報人的特操，不為所懼，不為所惑，大義凜然，一身正氣。”誠哉斯言！
作者：王紀人
編輯：周怡倩
責任編輯：朱自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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