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與霸陵：灞橋傷别處的帝王情懷

霸陵陵區外景。

後元七年（公元前157年）的六月初一，大漢王朝第三任皇帝劉恒在未央宮中病重駕崩，享年47歲。群臣給剛剛去世的劉恒分别奉上廟号“太宗”、谥号“孝文皇帝”，史稱劉恒為漢文帝，便是以其谥号稱之。劉恒去世7天之後的六月初七，他的身骸、棺椁、陪葬器皿也被盡數下葬到了事先營造完成的霸陵園之中。

2021年12月14日，曆經2178年光陰流轉、朝代興替的漢文帝霸陵再次回到公衆視野之中，國家文物局公布陝西省西安市白鹿原的江村大墓才是真正的霸陵所在，元代以來被認為是霸陵的鳳凰嘴，其實并無任何漢代墓葬痕迹。那麼，漢文帝的霸陵究竟為何如此特殊？霸陵的選址究竟有何蹊跷之處？為何直到今天我們才确定他的帝陵究竟在哪裡？一切還需要從漢文帝本人的生平與家族關系談起。

從代王到漢帝

劉恒是漢高祖劉邦的第四子，他生于公元前203年，這一年也正是其父劉邦與西楚霸王項羽進行楚漢戰争的第四年。劉恒的母親薄氏，本為秦漢之際割據今日山西南部的魏王魏豹之妾，在韓信平定魏、趙諸國後，薄氏也被作為俘虜送入劉邦大營織布，因薄氏略有姿色而被劉邦納入宮中。但劉邦對于薄氏，完全沒有對于呂後那樣的政治依賴，更沒有晚年對于戚夫人那樣的情感寵愛。再加上，劉邦在挫敗項羽登基稱帝以後，基本上忙于平定東方的各路異姓諸侯王，更沒有什麼時間關注薄氏與劉恒。

公元前196年，在趙、代之間統領精兵防禦匈奴的陳豨舉兵叛漢并且自封代王，劉邦率領漢、梁、趙、齊、燕、楚等方面的大軍才把陳豨平定，平定代地之後的劉邦，鑒于趙、代之地在韓王信反叛、白登之圍、陳豨之亂中的三次動蕩，因而改異姓諸侯國為同姓諸侯國，将隻有8歲的四子劉恒封為代王，并且把原本隻有代郡、雁門郡的代國擴大，把太原郡也包含了進去。

劉恒之是以被封為代王，并非因為受到偏愛，就在這一年前後，劉邦諸子被大量封王以取代之前的異姓軍功諸侯王。其中，庶長子劉肥被封齊王，庶三子劉如意先後被封代王、趙王都發生在劉恒之前，五子劉恢、六子劉友、七子劉長、八子劉建，則分别在劉恒封代王的同年，被封為梁王、淮陽王、淮南王、燕王，用來取代主動叛漢或被逼叛漢的彭越、英布與盧绾。

公元前195年，劉邦去世之後，從皇後晉位為太後的呂氏主導了西漢初年的政壇，其親生兒子漢惠帝劉盈都受到了壓制，更别提其餘劉邦諸子了。劉如意、劉恢、劉友均被呂後逼死，劉建則被呂後絕後，隻有劉肥、劉恒、劉長幸免于難，其中劉長是呂後一手帶大，劉肥與劉恒則通過明哲保身、低調做人，方才躲過了呂後的屠刀。

呂後去世、呂氏倒台後，劉邦諸子中，隻有劉恒、劉長尚在人世，劉肥諸子劉襄、劉章雖然參與到了倒呂鬥争之中，但劉長、劉襄、劉章均與呂氏家族有一定關聯，而且劉長、劉章均是那種鋒芒外露的強勢性格，以陳平、周勃為代表的漢初軍功貴族，不願意擁立一個與呂氏家族有染且性格強勢的新皇帝，這才選中了勤儉低調的劉恒。

但劉恒也不是看上去那般文弱的主子，在一番慎重抉擇後方才從代國都城晉陽（今山西省太原市）來到了長安。等夏侯嬰與劉興居整理好政變之後的宮廷并擡出天子的法駕後，方才進入未央宮，并且連夜派自己的親信張武、宋昌掌管了長安城的南北軍與宮殿中的禁軍。

從劉恒接受皇位的過程中，其實也能看出劉恒并不是一個甘于接受朝中老臣擺布的人，更不是一個在政治上完全停留在劉邦、呂後基礎上的人。或許正是這樣的魄力才能讓他開創“文景之治”吧，這一點也展現在了他的帝陵選址上。

從灞水到霸陵

中國古代的帝王往往會在登基後便着手帝陵的選址與興建，剛剛成為漢帝的劉恒自然也需要考慮自己駕崩以後的歸宿。然而，兩個尴尬的難題擺在了劉恒的面前：

其一，父親高祖劉邦、兄長惠帝劉盈，已經在渭水北岸自東向西營建了長陵、安陵兩座陵園，劉恒作為劉邦之子，理論上确實應當葬在父親旁邊，但兄長劉盈是平輩，按照周代以來的昭穆制度，自己的陵與兄長的陵該如何安排相對位置，不是一個簡單的事兒。

其二，呂後被安葬在了長陵園内，構成了長陵内的帝後雙陵丘，而且呂後陵還與高祖陵共用一個陵園，并未單獨營造園牆，這就使得劉恒仍舊在世的母親薄氏，很難在長陵内擁有一個合适的位置了。更何況，薄氏、劉恒母子與呂氏、劉盈母子之間不僅談不上源自血脈親屬的那種親近，更有一絲源自政治鬥争的别樣冷冰。

劉恒是勤儉、低調、有一定政治手腕的，更是孝敬母親的，這種孝敬并非單純的血緣親情，父親的冷落與嫡母的壓迫，讓這對母子在長安與晉陽的宮殿中相依為命，互相扶持方能挨過20多年的戰戰兢兢與明槍暗箭。我們甚至可以大膽猜測，像張武、宋昌這樣的代王府親信，很可能也是薄氏教導着劉恒方才籠絡到手的親信，另外薄氏之弟、劉恒之舅薄昭也參與了代王時期的謀劃，母系親屬對于漢帝劉恒而言，至少在他剛剛從代王轉換為漢帝的時刻，是必須依賴的柱石。

漢帝劉恒沒有在父兄營造的長陵、安陵附近繼續營造陵寝，反而是把目光轉移到了長安城東的白鹿原上。白鹿原東接骊山，南鄰終南山，原下便是長安東出聯結中原與荊楚的潼關道與藍田道，“八水繞長安”之中的浐水與灞水分别在白鹿原的東西兩側流淌，自灞水河谷往東南前進便是韓愈寫下“雪擁藍關馬不前”的藍田，再往前走便是秦楚交接的武關，自浐水河谷往南前進便是漢唐時期高士歸隐或别墅選址的好去處。

白鹿原本身不僅具有古代長安東部交通樞紐制高點的要沖地位，更是戰國時期的秦國王室標明的王陵兆域。被賈誼在《過秦論》中概括為“奮六世之餘烈”的奠定秦國霸業基礎的秦王，自秦昭襄王之後，基本上都埋葬在今日白鹿原東北、骊山西麓的秦東陵之中，是以秦始皇才會在骊山北麓營建陵園，秦始皇陵本身也是對秦東陵陵園的承繼。如此具備王氣的長安東部、骊山附近，自然會成為渭水北岸的絕佳替代方案，有了秦的先例，在此營建帝王陵寝就順理成章了。

那麼，劉恒為何不選擇長安城南的秦嶺或長安城西的五丈原呢？原因很簡單，秦嶺山石過于堅硬，五丈原則距離長安城及漢長陵太過遙遠，兩者都不如白鹿原的黃土更加近便，而且依托白鹿原、腳踩灞水河，也符合古人“背山面水”的陰宅選址原則。那麼，白鹿原既能滿足遠離呂後、惠帝母子的目的，又能滿足帝王營建陵寝時的山形風水要求，更有戰國時期的秦王及秦始皇的先例加持，距離皇都長安與高祖長陵的距離都比較近，開挖時的工程量也不算過于巨大，自然成為劉恒選擇帝陵時的不二選擇了。

從陵墓到典故

劉恒一共在位23年，是一個出了名勤儉的皇帝，這也與他在代王時期的坎坷經曆有着分不開的聯系。劉恒畢竟不是成長在深宮之中的皇子，是以更加能夠準确認識到西漢初年國力與民生的疲乏衰弱。西漢王朝剛剛從春秋戰國、秦并天下、反秦戰争、楚漢戰争、劉邦剪滅異姓諸侯王戰争的一連串兵火動蕩中重回脆弱的安定局面，自然不怎麼經得起折騰，是以劉恒便在執政上，沿用了蕭何曹參的政策，采取了“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方針，并且進一步以身作則地執行勤儉持國的政策。

勤儉作風反映到帝陵營造上，漢文帝的霸陵，是唯一一個不起封土墳丘的帝陵，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緻了元代以後對于霸陵帝陵大墓究竟在什麼位置的誤認。以時任陝西巡撫畢沅為代表的清朝人，單純隻能從地貌上找一個鳳凰嘴作為霸陵帝陵大墓之所在，也是沒有封土導緻的。另外從剛剛得到認證的江村大墓（霸陵帝陵）陪葬坑中，我們發現，霸陵是能用陶制品，就不用金制品，墓中陪葬的貴重金銀器要遠遠少于其他西漢關中帝陵。而劉恒之母薄太後的南陵在貴重陪葬品的數量上就與其他同級别墓葬相差不多，遠比劉恒本人多得多，這既是劉恒節儉薄葬的明證，也是劉恒孝心侍母的展現。

標明了位置，還需要標明一個名字。西漢帝陵在命名時往往采用選址地的地名，直接作為帝陵陵名。漢高祖劉邦的長陵是因為當地古稱“長平”，漢武帝劉徹的茂陵也是因為當地古稱“茂鄉”，漢宣帝劉詢的杜陵則是因為當地就是先秦時期的杜國所在。是以，漢文帝劉恒的霸陵其實就是因為它在灞水旁邊而得名霸陵。此時的西漢帝國，遠沒有之後的曆代王朝那樣，追求一些吉祥如意、天命永祚的用意，隻要地名中含有一定的吉祥寓意，沒那麼差，就會直接拿來用作帝陵的名稱。

西漢帝陵營造之後，往往會在帝陵旁設定長安城的衛星城——陵邑，或者幹脆把縣名改作陵名。經常出現在唐宋詩詞當中的“五陵”便是指漢高祖劉邦長陵、漢惠帝劉盈安陵、漢景帝劉啟陽陵、漢武帝劉徹茂陵、漢昭帝劉弗陵平陵所構成的5座規模最大的縣邑。霸陵在修成以後，所在地原本的芷陽縣也便被改為霸陵縣，霸陵由此成為一個縣名，與灞橋、灞水共同融入到漢唐時期形成的典故之中，被千年傳唱。霸陵醉尉、霸陵傷别、灞橋折柳便是霸陵、灞橋、灞水所在地區的交通要沖地位背景下才能形成的典故。

霸陵醉尉是指，一個不知名的霸陵縣尉在一次喝醉酒後的夜間，攔截了剛剛從霸陵縣境内田間好友處吃完酒歸來的李廣将軍，此時的李廣因為一次軍事失敗而被貶為庶民，霸陵縣尉雖然自己也在工作時間吃了酒，但嚴格執行漢律中對于夜間禁止通行的禁令，硬是不讓李廣通行，還嘲諷李廣隻是曾經的将軍。李廣在再度擔任将軍職務後，特地在出發前調走了這名可憐的縣尉，并借故把他斬首于陣前，公報私仇。“霸陵醉尉”由此成為一個典故，被後世文人讨論。

比起霸陵醉尉，霸陵傷别與灞橋折柳可能就更加著名一些了，二者均是因為灞水的交通樞紐地位，使得此處成為漢唐時期在京人士對友人出京任官、流放、歸鄉時送别的最遠處，傳回長安之人與離開長安之人，往往在霸陵之下、灞水之畔的灞橋之上，拜别對方。一邊是與曾經經常見面的友人就此天各一方，一邊是離開熱鬧的長安後獨自上路的孤單身影，不知灞水旁的柳樹曾經被折成多少象征着折返留戀之情的柳枝，年年柳色，霸陵傷别，也不知曾經開創文景之治的漢文帝劉恒泉下有知的話，又以怎樣的心态見證着這兩千年來無數次的灞橋折柳。想必灞橋上的文人，也會在别離前後，睹物感懷，感慨一番漢文帝曾經的治國韬略吧？

視覺 I 楊曉東

編輯 I 許然

稽核 I 劉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