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10 月 30 日，金庸在香港逝世，享年 94 歲。他曾在十七年時間裡，寫出了十五本經典武俠小說，影響了幾代人對武俠和江湖的想象。香港學者林以亮曾說：“凡有中國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俠小說。”金庸的作品為什麼迷人？在一些學者看來，是因為他不斷創新，突破了“武俠”和“英雄傳奇”兩種文類的架構，融入了自己對于曆史、傳統文化的了解和思考。
金庸逝世已三年多，我們分享一篇 1994 年他在北京大學的演講，在這場演講中，金庸沒有提到郭靖黃蓉、喬峰阿朱，而是詳細陳述了自己的曆史觀。
看完之後，或許你會對他家國情懷有更深的了解。
金庸在北大的内部演講
文/金庸
1、我和北大的淵源
現在我是北京大學的一分子了，可以稱大家為同學了。我衷心感謝北京大學給了我很高的榮譽，授予我名譽教授的稱号。
北大是我從小就很仰慕的大學。我的親伯父就是北大的畢業生，故鄉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學問如何，但聽說他是北大畢業生，便都肅然起敬。我念國中時候的班主任也是北大畢業生，他學識淵博，品格崇高，對我很愛護。雖然現在時隔五、六十年了，我還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學在“五四運動”中起了上司作用，整個近代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是與北大師生的重大貢獻分不開的。每當我們想到北大，就會想到開明、開放的蔡元培校長，想到眼光遠大的馬寅初校長，想到許許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學家、作家、學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關系的大學問家們。
北京大學有許多優良的傳統，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對國家、社會的深切關懷；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學術空氣。最近幾年我在牛津大學住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感到，牛津大學自由開放的學術空氣和博大精深的學術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學的老師、學生對于國家、對于社會、對于人民的關懷和犧牲，目前卻大大不及北京大學的師生。
抗戰時期，我考大學，第一志願就是報考西南聯大，西南聯大是由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所大學合辦的。我有幸被錄取了。或許可以說，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過那時因為我沒有錢，西南聯大又在昆明，路途遙遠，沒法子去，是以我不能較早地與北大同學結緣。今天我已作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是以感到莫大的榮幸。
我一生主要從事新聞工作。作為新聞工作者，對每一門學問都須懂得一點，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膚淺。專家、教授則不同了，他們對某一門學問有鑽研，懂得很深。這是兩種不同的接觸知識的方式。
我是新聞工作者，當教授是全然沒有資格的，但幸虧我是“名譽教授”，名譽教授就沒有關系了，話講錯了也無所謂。我下面要講的話，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師和朋友們請教的，這不是客套，在中國學問上要請教最好的老師，當然隻有到北大來，沒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今年春天去過紹興，到蘭亭王羲之以前寫字的地方。那裡的人要我寫字，我說在王羲之的地方怎麼可以寫字呢？但他們非要我寫不可，我隻好寫了八個字：“班門弄斧，蘭亭揮毫。”班門弄斧很狂妄，在蘭亭揮毫就更加狂妄了。這次到北大，說好要作兩次演講，我自己寫了十六個字：“班門弄斧，蘭亭揮毫，草堂題詩……”在大詩人杜甫家裡題詩，第四句是：“北大講學”。
2、中國文明不斷消長
大家希望聽我講小說，其實寫小說并沒有什麼學問，大家喜歡看也就過去了。我對曆史倒是有點興趣。今天我想簡單地講一個問題，就是中華民族如此長期地、不斷地發展壯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規律？
這幾年我常在英國牛津大學，對英國文學、英國曆史和中國曆史很有興趣。大家都知道，英國對二十世紀影響最大的一位曆史學家名叫湯因比，他寫了一部很長很長的《曆史研究》。他在這部書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說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曆史程序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現在仍真正興旺發達的文明隻有兩個，一個是西方的歐美文明，一個是東方的中國文明。
而中國文明曆史悠久且連續不斷，則又是世界唯一的。雖然古代有的文明曆史比中國早，有的文明範圍比中國大，如巴比倫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臘羅馬的文明，但這些文明卻因遇到外力的打擊，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漸衰退、消亡了。
他說：一種文明總會遇到外來的挑戰，如果該文明能很好地應付這個挑戰，就能繼續發展；如果不能很好地應付挑戰，就會衰退，甚至消亡。這裡也有多種情況：一種是遇到強大外族的打擊，整個民族被殺光殺盡，消滅了；一種是民族内部長期僵化，沒有改革，沒有進化，象活的木乃伊，結果衰落了；有的則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還有一種就是分裂，國家内戰不休。
我們的國歌中有一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話是在抗戰前後寫的，它表示了一種憂患意識。那時候我國遭受外族敵人的侵略，處境确實非常危險。在座的各位同學年紀輕，不知道，你們的爸爸媽媽就知道了。我同在座的雷潔瓊大姐、周南社長等都經曆過這段艱難而危險的時刻。
就我看來，我國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險時期有七個：
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戰國時期東西南北受到的外族進攻；
第二是秦漢時期匈奴的進攻，時間長達四百年之久；
第三是魏晉時鮮卑等五胡的進犯，時間也有四百年；
第四是隋唐時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時間約三百年；
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時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時間大概也是四百年；
第六是元、明、清時期蒙古、滿族的侵犯；
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3、中國曆史發展規律
縱觀中國曆史，大概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規律，我們的民族先是統一強盛，後來慢慢腐化，組織力量衰退。此時如果出現一些改革，那麼就會中興，如果改革失敗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麼外族敵人就會入侵。
在外族入侵的時候，我們民族有個很特殊的現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們民族的轉機。以上所講的我們民族七次大的危機，又都是七次大的轉機。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來了之後，我們華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們華夏民族就壯大起來，統一起來。
之後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來了，我們民族再融合，又壯大，如此循環往複。其他國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麼打赢，要是打不赢，這個國家或民族就會垮台。
我們中華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時，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況也很多，但卻很難被征服。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們有一股韌力，一股很頑強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們又很開放，在文化上同它們融合在一起，經過一段時間，大家變成一個民族，我們的民族從此又壯大起來。
我在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獲頒名譽教授時也曾講到這個問題，以及其他一些中國的曆史問題。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覺得我的這些觀念比較新，并讨論為什麼中國可以融合外族，而西方就融合不了。我想其中第一個原因是我國一開始就是農業社會，生産力比較高、技術比較先進，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可以發展文化；
第二個原因是從西周開始，我們已有了一個嚴密的宗法社會制度，後世講到中國封建社會，總認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縛人的思想，很束縛人的行為，其實這種宗法制度也有它的曆史作用，我們民族由于有了嚴密的繼承制度，進而避免了内部的争鬥和戰争。一些遊牧民族本來很強盛，但往往在關鍵的時候鬧分裂。父親死後，他的兩個兒子或者三個兒子搶父親的位子坐，羅馬也有這種情況。
一搶位子，就要打架，就要内亂。本來很強盛的部落、部族或者民族，一分裂，就要自己打自己。
我們民族從西周開始，雖然自己内部鬥争也不斷有，但基本上還是遵循世襲制度，即父親死了，嫡長子繼位，這是當時中華民族發展的一個重要制度。一個社會的基本法律制度固定了，社會就會很穩定，内部鬥争就會大大減少，這也是民族強盛的重要環節。
還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我們對外族是很開放的。從曆史上看，中國很長很長的時候是外族統治的，如北魏。其實隋唐也有很大很大的少數民族的成份，主要是鮮卑人。
有一個情況不知各位想到沒有，我的小說中寫過一個人叫“獨孤求敗”。獨孤求敗很驕傲，他一生與人比劍比武從沒有輸過，是以他改個名叫求敗，希望失敗一次，但卻總沒有敗過。這個“獨孤”就是鮮卑人。
“鮮卑”這兩個字，有些學者說“西伯利亞”就是“鮮卑利亞”，鮮卑人原本住在西伯利亞那一帶。但這不是很一緻的意見。
北周的時候，有個人叫獨孤信，他有很多女兒，其中大女兒嫁給了北周的皇帝，第四個女兒嫁給了唐高祖的父親，第七個女兒嫁給了隋文帝。是以唐高祖和隋炀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則應叫隋炀帝為表叔。
他們都有鮮卑的血統。唐太宗李世民的媽媽姓窦，是鮮卑人。唐太宗的皇後姓長孫，長孫和窦都是鮮卑人的姓。皇後的哥哥長孫無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鮮卑人了。據我初步統計，唐朝宰相至少有兩三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鮮卑人。
那時候說“胡人”就像我們現在說“洋人”一樣，沒有歧視的意思。在唐朝，有兩三個外國人當“國務院總理”，可見唐朝對外國人一點也不歧視。再說漢朝，漢武帝與匈奴交戰，匈奴分裂投降了。其中一個匈奴王子叫金日磾，很受漢武帝重用。漢武帝死後，他的身後大事交給兩個人，一個是霍光，一個就是金日磾。由此可見，我們民族壯大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開放。
我在武俠小說裡寫了中國國術怎樣厲害，實際上是有些誇張了。中國人不太擅長打仗，與外國人打仗時，輸的多，赢的少，但是我們有耐力，這次打不赢沒關系，我們長期跟你幹，打到後來，外國人會分裂的。如匈奴很厲害，我們打他不過。漢高祖曾在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人圍困，無法脫身。
他的手下便獻了一條妙計，去向匈奴皇後說，漢人漂亮的女人很多，你如果把漢朝皇帝抓來，把漢人打垮了，俘虜了大批漢人中的漂亮女人，你這個皇後就要糟糕了。匈奴皇後中了這個詭計，便退兵了。匈奴後來分為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漢朝，北匈奴則向西走，一部分到了英國，以至滅亡了整個西羅馬帝國。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國抵抗住了，投降了，另外一半卻把整個歐洲打垮了。
隋唐時期的突厥也是如此，他們分為東突厥和西突厥。東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慢慢地被華夏民族所融合。西突厥則向西行，來到了土耳其。後來土耳其把東羅馬帝國打垮了，把整個君士坦丁堡占了下來，直到現在。
4、中國文明為何落後
是以我們不要一提起曆史就認為我們民族不行，其實我們民族真正不行，隻是 16 世紀以後的三、四百年的事情。
最近我在牛津大學的一次聚餐會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東亞經濟的學者，他和我談到中國經濟的發展前途時說，中國的經濟自古以來就很發達，個人所得一直是全世界第一，隻是到了 16 世紀以後才慢慢被英國趕上去。而國民總收入卻是到了 1820 年才被英國超過。中國國力居世界領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久。
那位學者對中國經濟前途非常樂觀，他說大概到 2020 年時，中國的國民經濟收入又會是全世界第一，并能長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後的四、五十年内沒有任何國家能夠趕得上。我聽了之後很興奮，問他是否有資料？他列舉了很多統計數字。
他是專家，不會随口亂說。我覺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實際上我們中國古代在科學技術方面一直是很先進的，到宋朝尤其先進，大大超過了歐洲。那時我們的科技發明，歐洲是遠遠趕不上的，如造紙、印刷、火藥、羅盤等在宋朝已經非常興旺發達了。現在大家用的鈔票也是中國發明的，在宋朝時代就已經開始使用了。那時我們的金融制度相當先進，貨币的運用相當成熟。
那麼歐洲人什麼時候才開始轉機呢？應該說是到了中國的明朝，從那時起，中國開始落後了。
我想其中原因，一個是政治上的專制，對人民的思想控制很嚴，一點也不自由開放，動不動滿門抄斬，株連九族，吓得人們不敢亂說亂動，全部權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裡。另一個原因就是明朝對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異想天開，實行所謂海禁，把航海的船隻全部燒掉，以為如此一來就能斷絕與倭寇的來往，餓死倭寇。這是對日本完全不了解。這種愚蠢的禁令，當然是永樂皇帝之後、鄭和下西洋之後的事情了。明朝一實行封鎖，整個國力便開始衰退。
與此同時，西方科學卻開始發展，工業革命也開始了。有一個有趣的時間值得注意，那就是 16 世紀初的 1517 年，德國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權威，反對神權控制，就在這個時候，我國明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正德皇帝是個很無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幹了許多荒淫無恥的勾當。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國是很富強的，到了宋朝、元朝也還可以，那時候科學發達交通友善、對外開放。而歐洲正是封閉的時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學術思想不自由。你說地球圍繞太陽轉，他卻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閉的。到了 16 世紀，歐洲自由開放了，科學發明開始了，可中國反而長期封鎖起來了。這是最大的曆史教訓。
5、從中國曆史到人類命運
今天講了這麼多，無非是要大家明确兩個觀念，那就是改革和開放。中華民族之是以這樣壯大，靠的就是改革和開放。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内部要積極進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難，改革成功了，我們的民族就會中興。同時我們還要對外開放，這點更為重要，因為中國人有自信心，我們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強大，外來的武力或外來的文化我們都不害怕。另有一個重要觀念，今天沒有時間詳談。我認為過去的曆史家都說蠻夷戎狄、五胡亂華、蒙古人、滿洲人侵略中華，大好山河淪亡于異族等等，這個觀念要改一改。我想寫幾篇曆史文章，說少數民族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隻是少數派執政，談不上中華亡于異族，隻是“輪流做莊”。滿洲人建立清朝執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這些觀念我在小說中發揮得很多。希望将來寫成學術性文字。
上面我講到的那位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在他初期寫《曆史研究》這部大著作的時候，并沒有非常重視中國。到他快去世的時候，他得出一個結論：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結合。他認為西方文明的優點在于不斷地發明、創造、追求、向外擴張，是“動”的文化，中國文明的優點在于和平，就好像長城，處于守勢，平穩、調和，是“靜”的文化。
現在許多西方學者都認為，地球就這樣大了，無止境地追求、擴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後隻能接受中國的哲學，要平衡、要和諧，民族與民族之間要互相協作，避免戰争。由于科學的發展，核武器的出現，今後的世界大戰将不可思議。一些瘋狂的人也許執意要打核戰争，殊不知，這種戰争的結局将是人類的同歸于盡。
這種可能性不能說沒有，我所接觸到的西方學者目前對打核戰争都不太擔心，他們最擔心的是三個問題：第一是自然資源不斷地被浪費；第二是環境污染；第三是人口爆炸。這三個問題将關系到人類的前途。是以，現在許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國，他們希望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哲學。他們認為中國的平衡、和諧、團結的哲學思想、心理狀态可能是解決整個人類問題的關鍵。
最近牛津有一個十分盛大的宴會，倫敦《泰晤士報》前總編輯李斯·莫格勳爵也參加了，他曾談到，十九世紀世界的經濟中心在倫敦，二十世紀初轉到了紐約，到了戰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則轉到了東京，而二十一世紀肯定要轉到中國。至于這個中心是中國的北京還是上海，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問題，隻要是在中國就很好。
附：2007 年 6 月，金庸再次來到北大，與北大學子暢談中國文化。金庸在此次活動中的部分答問内容，也分享給大家。
1、當今社會依然需要俠風義骨
學生：俠之大者，要有為國為民的俠風義骨。請問在當今社會，俠義還有什麼發展的空間，如果有，會是一種什麼樣的表現呢？
金庸：今天上午我去醫院探望了季羨林先生，他對我說，提到“俠”，中國人和外國人有不同的了解。在德國，如果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與一個七八歲的小孩打架，即便是七八歲的小孩打不過在那裡哭，路過的老太太也不會管。兩個小孩打了兩個小時了，老太太頂多是一盆水潑過去，喊上一句：别打了，吵死了！外國人和中國人的觀念就是不同，這種情形，中國人是一定要去幹預的，認為不公道。但外國人卻認為，強的就是會去打人，弱的人就是要挨打。
武俠精神，在中國，還有日本、南韓、泰國、馬來西亞、越南這些亞洲國家，人們非常接受，認為很有道理，但是西方人就不大接受，他們不明白為什麼俠者就要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俠者，為國為民，這是中國傳統的想法，意思是見到有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看到人民受到欺壓，就要發揚“俠”的精神。現在中國已經很強了，但是如果有人欺負我們，幹預統一台灣或是侵略我們，我們依然要有為國犧牲的精神。
我寫小說，隻是抒發情感，不是主題先行，不會想到什麼主題，再依此寫小說的情節。但總的來說，當今社會依然應該有人主持公道，為社會貢獻力量。非典流行的時候，就有醫生挺身而出，不怕犧牲名譽和地位，去糾正社會上不對的事情，這就是俠義精神。
2、《鹿鼎記》是受魯迅《阿 Q 正傳》啟發
學生：您對韋小寶這一人物進行塑造的時候，是否加入了對現代人的了解？因為他和您其他作品中的人物風格迥異。
金庸：韋小寶這個人物，其實我是受魯迅先生的《阿 Q 正傳》的啟發。在《阿 Q 正傳》中，魯迅先生揭示了中國人的劣根性，阿 Q 的精神勝利法，其實是存在于中國人身上的一個普遍現象。中國人身上還有一些很壞的東西，魯迅先生在《阿 Q 正傳》中沒有提及，我在外國看到許多中國人做得不好，如開店的不交稅，查稅的來了，就去行賄，後來事情搞大了，被政府扣了車，關了店。
另外，還有受賄、做假藥等等，都是不好的事。中國人其實在個性方面是有許多缺陷的，我在《鹿鼎記》中，就是摻入了這些劣根性，是以這本書的正面人物都是壞蛋。
不過，在書的後記中，我也寫到了年輕人切不可學韋小寶。但我沒想到，《鹿鼎記》的社會效果并不好，有讀者就壞壞地說想做韋小寶，于是我就想把小說的結尾修改了，讓他在一次賭博中把全部家産賠光，幾個太太也走了一大半。
但這個想法一出，有讀者就給我寫信，說文學是要講究完整性的，這樣一改，就不完整了，雖然有了教育意義，卻沒有了文學意義，于是我也隻能作罷。但我要提醒年輕人，千萬不要向他學習。
3、“降龍十八掌”内涵是中國哲學
學生：您的小說中，有許多的國術門派，您是怎麼想象出來的？比如九陰真經、降龍十八掌。你會國術嗎？可以比試一下嗎？
金庸：有些國術門派本來就有，像少林、武當。我曾多次去少林寺，一位高僧要教我内功，但我說太麻煩了，就沒去學。其實，我還是有機會的。
當然，一些國術門派是我想象出來的，像降龍十八掌就是我從《易經》中想象出來的。中國的道家，講究的是不能太強，不能打得人家無法還手，降龍十八掌中的第十八招亢龍有悔，講究的就是出手留情，隻用三分力，七分力留着給對方一個悔改的機會。留有餘地，其實是中國的哲學思想。
《易經》講，做什麼事都不要做得過分，否則事物就會向相反的方向發展。中國的哲學講究否極泰來，什麼事發展到最壞的時候，就是該往好的方向走的時候了。相反，什麼事好到頭了，就該往壞的方向走了。《易經》還說，損一點沒有關系，滿招損、謙受益，什麼事不要做到過分、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