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譜纂修的特點與曆史回顧
1．民間家譜纂修将始祖追溯至黃帝的發轫
司馬遷《史記》中的《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和《三代世表》等篇目，較為詳細地記錄了黃帝、颛顼、帝喾、堯、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自始祖以下的曆代世系。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說：“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在司馬遷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記載夏、商、周三代世系是以當時的“譜牒舊聞”為依據的。從《史記》中世系追溯的最早人物來看，《五帝本紀》起自黃帝，《夏本紀》的前溯也至黃帝止，這與司馬遷所說的“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相符，表明司馬遷所依據的譜牒資料的終極追溯人物應該就是黃帝。
不能否認，家譜除了具備對血緣關系的認定這一最基本的功能以外，另一個意義還在于家譜具有溝通個人及家族與漢民族乃至整個中華文明曆史的功能，有利于增加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凝聚力。通過這種系譜的追溯，使自己及其族群的存在，認同于傳說時代就已經起步的中華文明輝煌的曆史。這就是中國家譜中所記錄的得姓祖，或者說對系譜的終極追溯往往直指黃帝或遠古時代先賢的發轫。如吳姓家譜大多奉太伯或季劄為始祖。有季劄可前溯到太伯，而太伯是周文王長子，姬姓，與黃帝同姓，由太伯可前溯到黃帝。至明代，淩迪知認為“五帝三王，無非出自黃帝之後”，應該是“萬千一本，萬派一脈”，于是就編了一本《古今萬姓通譜》。在他看來，天下萬姓都是黃帝一人所分，天下萬姓皆出于黃帝一人之身。家譜對系譜的這種終極追溯，使得家譜成為個體作為中國人，作為華夏民族成員的正統性的依據。
家譜在姓氏探源上，不少家族将姓源上溯到黃帝軒轅氏或炎帝神農氏。且不說黃帝、炎帝是傳說中的兩個曆史人物，即使存在的話，這種溯源也是姓氏探源上的誤區。所謂“人文初祖”或“中華民族是炎黃子孫”，隻是一種文化認同，而并非存在血緣上的關系。中國古代的姓氏有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各個家族在不斷地遷徙繁衍，分化集合，再加上民族的融合，姓氏上的血緣關系已經淡化，要想從血緣關系上找到近現代某個家族的姓氏與遠古時代某個家族的姓氏之間的聯系則是不可能的。
2．周代宗法制度是一種建築在血緣關系基礎上的等級制度
出于維護宗法制度的需要，記載血緣關系親疏、嫡庶長幼的家譜在周代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周代家譜發展的一個重要标志就是國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譜的制度，設立專人負責周天子王室家譜的記錄與管理。據《周禮·春官》的記載，小史是掌管譜牒的官員，專門負責訂立王室的世系、區分王室成員的長幼次序與嫡庶親疏。各諸侯國也都設有專門的官員管理諸侯國王室的譜牒和家務事務。
周代還出現了我國最早的譜學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禮記》中的《帝系篇》。《世本》分為《帝王譜》、《諸侯譜》、《卿大夫譜》、《氏姓篇》、《谥發篇》等十五篇，記載了自黃帝至春秋戰國曆代帝王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遷居本末等其他事迹，是一本萬姓統譜式的譜牒著作。相傳為荀子編修的《春秋公子血脈譜》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以“譜”為名的宗族史籍（已佚），其中“血脈”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譜作為血緣系譜的特點。西周時期确立的宗法制度，實際上是一種建築在血緣關系基礎上的等級制度，我們至今還可以從儲存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中的清代玉牒中看出這種遺存。清代玉牒的纂修展現了嚴格的等級尊卑觀念與封建綱常倫理，它表現在皇族命名、排列順序及編修方法等多方面。如玉牒以努爾哈赤之父塔克世為本支，稱為宗室，入于黃冊；以塔克世的叔伯兄弟為旁支，稱為覺羅，入于紅冊，分别用黃、紅绫包裹皮藏。除了記載帝系及皇族繁衍脈絡外，更是展現出皇室不同等級所享有的權力。
3．魏晉以來以維護門第為主要任務的官方譜學的形成與消亡
魏晉至隋唐時期是中國家譜發展的繁盛時期。鄭樵《通志·氏族略》稱：“自隋唐以上，官為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于簿狀；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當時從選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譜為憑，家譜在社會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見一斑。
魏晉南北朝時期家譜發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國家設立了譜局和譜官，專門從事譜牒的編修和保管工作。他們掌修的譜牒有二種，一種是屬譜，這是皇帝的家譜；另一種是諸王世譜，收錄的是同姓諸侯的世系譜籍。譜局對百官族姓呈送的私修家譜加以考核、審定後，收藏在譜局中，成為官方承認的官籍，稱為“簿狀”。如清代史學家錢大昕所說：“六朝最重門第，百家之譜，皆上于史部。”
家譜受到如此重視，與當時門閥士族勢力的發展密切相關。自東漢以來，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強大的勢力，長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職，如袁紹、楊震都是一門四世三公，其結果使門第觀念開始形成。曹魏建立後，在選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由于評定人物等級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擔任，本應以德、才為考核标準的評定演變為以門第高下為評定标準的流弊，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加速了門閥士族勢力的形成。門閥士族憑借自己的出身門第，逐漸成為擁有強大的公權力并享有經濟和文化優越地位的特權階層。門閥士族所擁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對門第的追逐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庶族以士族為榮，想跻身士族，采用合族通譜的方法，或用權勢或金錢收買士族成員，以達到成為士族的目的。為了維護門第，士庶族之間是絕對不允許通婚的。凡是談婚論嫁，須檢視家譜，隻有閥閱相當，才能通婚。由于譜牒在政治與社會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當時一些庶族為了提高門第而不擇手段，最常見的方法就是僞造家譜世系、冒充士族。
鄭樵說：“譜系之學，莫盛于唐。” 唐朝是官修家譜最發達的王朝之一。唐代政府設立專門機構先後組織編修了數部大型譜牒著作，之是以多次編制官修譜牒，其原因也還是出于對門第的追逐。唐朝建立時，由于科舉制的實行，士族的政治特權已經失去，但依然享有很高的社會聲望，勢力猶存。貞觀五年（631），唐太宗指令高士廉等編撰《氏族志》，并不諱言“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 的意圖，經修訂後的《氏族志》，将李姓皇族列為第一等，外戚列為第二等，使原列為第一等的山東崔氏屈居第三。武則天統治時期，朝廷又下令編撰《姓氏錄》，新修的《姓氏錄》将原為庶族的武姓列為第一等，其餘的以官職高下為等級标準，使得大批庶族都升為了士族，是以《姓氏錄》也受到了山東舊士族的抵制，且嘲笑其為“勳格”。
唐末五代時期，戰亂頻繁，門閥制度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大批舊士族成員被殺，譜牒也遭到焚毀，魏晉以來以維護門第為主要任務的官方譜學也随之而消亡。
4．宋代以來的家譜向“尊祖敬宗收族”的倫理道德教化功能轉變
宋代的家譜是在一片廢墟上重建立立起來的。蘇洵稱“蓋自唐衰，譜學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于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 即為當時寫照。由于沒有譜牒的記錄，家族世系易造成“失憶”或“斷層”，正如宋代大理學家張載所說：“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加之魏晉時期“士庶之際，實自天隔”的局面已經不複存在，官員的選拔也無需再檢視譜牒。是以自宋以降，家譜逐漸從官府、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家譜的編纂亦由過去的社會政治功能向“尊祖敬宗收族”的倫理道德教化功能轉變。即如歐陽修所稱：“族譜之作，是以推其本，聯其文，而尊尊親親之道存焉。”宋朝統治者把家譜視為“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大力提倡私修家譜，這在客觀上推動了當時私修家譜的發展和繁榮。歐陽修、蘇洵分别編修了《歐陽氏譜圖》、《蘇氏族譜》，總結前人修譜章法，創立了較完整的修譜體例，成為影響後世修譜的最基本的體例格局。
明清時代，盛行私家修譜，很多家譜仿正史、方志的體例進行編修，家譜的體例更趨于完整。從“歐蘇譜例”所包括的譜序、譜例、世系圖、世系錄、先世考辨等五項内容，擴充為得姓源流、遷徙情況、世系圖錄、祠堂墳墓、族規家訓、傳記藝文等類目。明清家譜，不少采用“大宗之法”，出現了追溯世系動辄幾十世的統譜。随着修譜的普及與人口的增加，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家譜纂修中編造世系、攀附遠祖、冒認曆代同姓名人的現象時有發生。清代乾隆時期的“譜禁” 與《四庫全書總目》删并譜牒類目，應該說與防止宗族通過遠引祖先而通譜聯宗以危害社會穩定的動因有關。
以上通過對家譜發展曆史的扼要追溯，可以看出植根于中國宗法社會的家譜中“攀附”與“杜撰”弊端産生的一些端倪。
二、家譜世系人物中“攀附”與“杜撰”現象探析
《禮記·祭統》雲：“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也。唯賢者能之。”可見，隐惡揚善的寫法在曆史上早已有之。反映在修譜上，即是“行賤名惡有玷家聲者不書”的規則。家譜凡例中都規定了“不書”的标準，諸如不道、亂倫、亂宗、絕義、辱先等等，其結果是使得家譜中隻見正人君子而沒有奸邪小人。許多家譜為了炫耀家族的聲望以提升家族的地位，甚或不惜杜撰世系、攀附顯貴而“自誣其祖”，以緻在譜序上經常可以看到口誅筆伐的現象。如宋汪逵《玉山汪氏族譜序》：“或者妄引名族，自表于世者，誣祖之罪大矣！”元洪模《洪氏大宗譜序》：“嘗歎近世故家大族，不知追崇本始，譜牒不修，至宗族貧賤者棄之而不顧，附會門第，以他人為己祖，誇耀于世。”明周尚文《周氏宗譜例》：“近世作譜者，好高門第，妄援古之聞望為族。殊不知作譜本以尊祖敬宗，卻援他人之祖宗為祖宗… …。”清孫锵鳴《鯉岙重修陳氏宗譜序》：“然以餘所見今日之譜，無法殆甚。不考源流，棄是其祖，一也；濫引華膴，冒非其祖，二也；多張官閥，不應古制，三也；虛列傳贊，半歸赝作，四也。”
家譜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家族得姓、遷徙、分布、派别、世系、人物、事迹、藝文等家族發展史的綜合記錄。家譜中攀附與杜撰現象通常圍繞世系人物展開，如恩榮錄、世系圖等，而僞托名人序跋亦為常見。
1． 僞托名人序跋
譜序主要記述修譜的意義、緣起、目的、家族的曆史淵源及遷徙經曆、修譜人員構成、曆次修譜概況等内容。在譜序中，常可見到名流碩彥撰寫的序文，如歐陽修、蘇洵、朱熹、文天祥等人的序文在各姓家譜之中最為常見。在為數衆多的名人譜序中，有相當數量其實并非出于名人之手，而是編譜者的假托與僞造。如民國《義門陳氏大同宗譜》收錄了一篇朱熹的序文，署“龍圖閣大學士朱熹晦庵氏拜書”，然而朱熹并未當過龍圖閣大學士。幾乎同樣的序文又分别出現在周肇豐《周氏合修宗譜》和泉州《劉氏宗譜》之中。與《義門陳氏大同宗譜》相比，《周氏合修宗譜》和《劉氏宗譜》的所謂序文在最後加了一句：“噫！世之去祖未遠，問其所自而懵然者，有愧于周（劉）氏多矣。”此外最大的不同，就是序文中提及的姓氏的不同和落款時間的差異了。這些僞托的名人譜序，往往會在年代、官職、稱謂等處顯現出假托的痕迹。
2．杜撰“恩榮錄”
恩榮錄又稱告身、诰敕、賜谕等，内容主要是曆代皇帝對家族成員的褒獎或封贈文字，如敕書、诏命、賜詩、禦制匾聯、谥文等，此外還包括地方官員的贈谕文字。編輯恩榮錄的目的，是通過炫耀朝廷對家族及家族成員的表彰和獎勵，顯示家族的地位和身份。是以，修譜過程中，各家族都盡力搜羅相關内容。對帝王、顯貴文字的過度追逐，亦使得“恩榮錄”出現了造假現象。如民國《潘山頭洪氏宗譜》首例“宋驸馬顯宗公遺像”。所附“驸馬洪顯宗敕命一道”，題為“大宋鹹淳乙醜年十月十五日诏下之寶”雲：“洪顯宗才貌無雙，朕以嬌娥宮主賜配，招為驸馬之職。”并将其列入外紀始祖。按“鹹淳乙醜”，即鹹淳元年（1265），為宋度宗年号。景定五年（1264）十月二十六日，理宗去世，趙禥即位，是為度宗。次年改元，趙禥年僅26歲。史載宋度宗于鹹淳十年（1274）七月去世，僅留下三個尚未成年的兒子，又何來“嬌娥宮主賜配”？《潘山頭洪氏宗譜》将“公主”改作“宮主”，稱謂不明，于史無據；所指“才貌無雙”的驸馬“洪顯宗”，更是子虛烏有。
3． 世系中攀附名人
世系是家譜的主體，分為圖、錄兩部分。圖又稱世表、世系表、世系圖等，是以圖表形式記錄家庭成員的世系并反映家族成員的血緣關系。世系中的攀附、冒認曆史名人為祖先的現象在家譜中最為常見。不少家族尊奉的“外紀始祖”，遠者追溯三皇五帝，甚至奉盤古、雷震子等神話人物為始祖；列為“始遷祖”者，亦多為忠臣顯貴，或是在社會上有良好聲譽的名士，平民百姓則很少見載。曆史上的大奸大惡之人如秦桧之流，家譜中根本沒有他們的名字。如朱姓皆以朱熹為先，包氏皆拜包拯為祖；凡王氏者所稱始祖，不曰派出琅琊，即曰支分太原，并溯源于周靈王太子晉。有的家譜甚至将前代的同姓名人一概網羅，都納入本家族的世系之中。如貴州《清河張氏宗譜》中，張良、張飛、張九齡、張載等曆代名人都納入世系之中，如此之多的簪笏蟬聯的體面先祖，牽強附會，常令後人難以置信。
三、晚清學者王棻的譜學理念及世系人物辨僞示例
杭州圖書館館藏稿本《柔橋王氏宗譜》，為清鹹豐九年（1859）王棻纂修。王棻，字子莊。号柔橋，浙江黃岩人。其為清代晚期知名學者，著述頗豐。王棻治譜嚴謹，不但遵循了“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這一史則，尤其是對本族世系人物的“辨僞”，更為中國傳統宗族社會修譜活動所鮮見。
1．“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史則在家譜纂修中的應用
第一，“無考者略之，疑者阙之”，“必據實直書，使後人有所考” 概言之，即對記載家族世系、先祖遷徙行迹的文獻史料，務必鑒别真僞信疑。凡證之鑿鑿、據實可信者，方可确認為家族信史傳之後世，此謂“信以傳信”；若文獻不足征信，傳聞頗多疑問，則當阙如存疑。王棻在《柔橋王氏家譜》卷末中的“辨誤、存疑”，正是為曆來史家所稱道的“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遺法在家譜中的應用。
第二，“本族世系遞傳，不紀遠祖，不附名門”。不少姓氏家族的始祖追溯到漢晉甚至夏商，以後子孫繁衍、支分派别形成蔚為壯觀的姓氏家族，這也是造成遠祖牽引，附會失據的原因之一。鑒于此，王棻在纂修《柔橋王氏宗譜》時，“五世以上旁遷者，略不備載。五世以後，始據實詳書”。實際上采用的是“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為家族的始祖，避免了家譜中常見的“徒矜閥閱，自紊其宗，自誣其祖”的弊病。
第三，“不以地望為高，不以聲華為貴，不以寒微為恥，不以攀附為榮”。王棻在《譜序》中批評了民間宗譜“失其本系，辄攀古人之顯者而祖之，系無所承，即向壁虛造不可知之人，以實之傳、贊、志、銘、诔之屬，必假當世之名人以榮之，用相誇耀于流俗”之風；對自己本族《蕭奧王氏族譜》“遠附三槐之胄，兼誇貳室之榮”的現象，指出其“叙述不明，未可依據”。王棻的《柔橋王氏宗譜》，即是在這種譜學理念下完成的。
2． 王棻對本族老譜世系人物辨僞示例
王棻在确定本系始祖時，沒有簡單地沿襲舊譜陳說，而是對舊譜的世系人物進行了質疑與辨僞。他在《柔橋王氏宗譜》卷末“辨誤、存疑”的“始遷考”中，對纂修于乾隆十三年、道光十五年的《蕭奧王氏族譜》提出了“四疑五誤”的嚴密考證。
《蕭奧王氏族譜》将“王右嶽”列為第一世時曰：“右嶽，字彥靈，号寄安。兵部侍郎晉國公祐之侄，宦遊于台之南，蔔居蕭奧。生于晉天福丙申二月三十日午時。娶三坑盛提學公女。合葬聖水山。”王棻的考證是建立在史籍基礎上的。按《宋史·王旦傳》曰：“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曾祖言，黎陽令。祖徹，左拾遺。父祐，尚書兵部侍郎。”王棻綜核史文上下七世一十五人，并無王右嶽其人，此為疑點之一；王右嶽既為晉國公王祐之侄，則必系唐左拾遺王徹之孫，但老譜不稱其祖而稱其叔，此為疑點之二；老譜中的花信風《譜序》又以王右嶽為晉國公之從侄，此為疑點之三；既雲宦遊必有名爵，而老譜未錄其官，此為疑點之四。繼而王棻又進一步考核其年代，通過檢閱《通鑒綱目》得知“天福丙申”系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史載“天福丙申，僅有十一、十二兩月”，而老譜稱王右嶽“生于晉天福丙申二月”，其誤一；老譜稱王右嶽“娶三坑盛提學公女”，王棻通過查考《黃岩縣志》及《太平縣志》，得知所謂“三坑盛提學公”，即“盛象翁，字景則，号聖泉，三坑人。延佑間薦為平陽學正”，而“延佑”則為元代元仁宗年号，以緻“今以宋初之人而娶元人之女，亦可笑甚矣！”其誤二。此後，他又對第八世王成子的驸馬身份提出質疑。舊譜載：“成子，字廷玉，号金峰。宋甯宗時，恭聖仁烈韓皇後之公主敕為慧明恭順驸馬。”合葬聖水山。”王棻曰：“案《宋史》高、孝、光、甯四朝女皆早亡，惟理宗一女周漢國公主嫁楊太後侄孫鎮。甯宗既無公主，成子安得為驸馬哉！此尤可笑之甚者也。”
限于篇幅，王棻“四疑五誤”的考據不能一一列舉。
四、結語
清錢大昕在《潛研堂文集·巨鹿姚氏族譜序》稱：“宋元以後，私家之譜，不登于朝，于是支離傅會，紛纭跨踳駁，私造官階，倒置年代，遙遙華胄，徒為有識者噴飯之助矣。”家譜本以傳信，反以傳疑，這正是根源于中國宗法社會的封建糟粕。譜牒研究者把始祖、始遷祖視作一個獨立的血緣集團的起始，進而便于考察宗族本身的起源、遷徙、分支以及繁衍發展的過程。而一些家譜中所載錄的宗族世系人物資料，往往通過攀附顯貴、杜撰世系來顯示家族的出類拔萃，演繹其遷徙源流，充斥着裝飾門第的色彩。究其原因，除了限于譜匠學識的，還有一部分錯誤則是沿襲老譜而來，而因上述所舉攀附與杜撰現象，屬修譜者有意為之者，則更使得家譜的史料真實性大為降低。
随着《中國家譜總目》的編纂與問世一度沉睡的家譜将進入公衆視野，在為海内外人華人提供尋根問祖資訊的同時，譜牒研究與利用也随之升溫。譜牒研究，既要充分肯定家譜的史料價值，确定它在曆史文獻中的地位，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家譜“鑿鑿精實，白無二三” 。王棻續修的《柔橋王氏宗譜》，對本族老譜所載的世系人物不盲從，而是從世系人物的虛實、關系、稱謂、名爵、姻親、年号等，利用存世文獻進行一番爬羅剔抉、去僞存真的考證，這有助于後世譜學研究者避免武斷，正确認識家譜世系人物中史料的真僞問題。
判斷家譜的真僞，不是為了否定老譜，隻是為了幫助大家更好更深層次的了解自己的家族，去僞存真。不至于上來就吹名人之後。判斷家譜真假的基本方法：
官職
北宋著名學者汪洙曾說：“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在古代讀書并不是很單純的為陶冶情操，而是為了改變自己的階級：讀書、科舉、做官。耕讀傳家更是千百年來的社會風氣。
是以可以通過官職判讀族譜的謬誤之處，如果先祖當官家譜會記載，國史方志也會記載，如果給先祖僞造官職，國史方志也能讓謬誤現出原形。
1、當朝不再設定
我國古代的職官，曆代建置不同，其間因襲變革、增加減少，情況十分複雜。
有些官職可能前朝還在設定，但是本朝已經不再存在。比如在家譜中記載的明朝時期先人“官太守”，那麼有沒有問題？
首先太守又稱郡守，一般指掌理地方郡一級的行政區之地方行政官，于戰國時開始設定。至隋初遂存州廢郡，以州刺史代太守之任，此後太守不再是正式官名。
是以如果祖上在明朝當過“太守”，那麼問題就有點大了。
2、與正史沖突
家譜記載一世祖或者前幾世祖，做官者較多，也就是說是“名人”之後，正史對這些名人一般也會有傳記或者記載，且古代官員很多身兼多職。
如果在家譜看到這位“名人”之後，可以看一下官職與正史記載的是否相符。如果不符，正史記載錯誤的機率肯定沒有家譜記載錯誤的機率大！
3、與身份不符
如在蒙元時期，蒙漢身份差異；在滿清時期，滿漢身份差異，有些官職，隻要是漢人的身份，不管通過科舉還是軍功，都不可能得到。
比如在蒙元時期政府機構的正長官或者地方上行省長官；在滿清時期滿洲八旗的都統，隻要是漢人身份，就不可能任職這些官職。
如果家譜裡記載祖上在蒙元時期在行省做過“平章政事”；在滿清時期幹過“正黃旗都統”，又是漢人身份，那就要好好思索一下了。
爵位
1、正史無記載
每個朝代對爵位的授予都是非常嚴格，比如明朝，列爵三等以封功臣外戚，公、侯、伯三等，并定制：“凡爵非社稷軍功不得封，封号非特旨不得予”，當然除有軍功者外，可得爵号的還有曲阜孔子後裔衍聖公及驸馬都尉、外戚等因恩澤受封者，但隻是給诰而不給券。
如果譜牒先祖不是皇族親戚、又不是孔子後裔，完全是憑實力獲得爵位，正史上一定會有記載。家譜上随随便便就獲得一個“國公”，正史上也翻不到這個“國公”的存在，那麼基本上就是族人自封的了。
2、不符合爵位設定條件
爵位在不同時期的含金量不同，但是有一點，公爵、伯爵都不容易獲封。舉個例子：
張廷玉，三朝元老，曆任禮部、戶部、吏部尚書，拜保和殿大學士（内閣首輔）、首席軍機大臣等職；《清聖祖實錄》副總裁官，《明史》《大清會典》《世宗實錄》等總裁官。死後谥文和，配享太廟。清代，漢人大臣配享太廟者僅張廷玉一人。然而封爵就是：三等伯。
如果在家譜中随随便便就看到先祖獲封“國公”，世系傳裡也沒看到有多大的功勳，不覺得存疑嗎？
3、當朝爵位不存在
衆所周知，除了皇室，外臣的爵位一般就是“公、侯、伯、子、男”，但是不同時期也是有一些差別，如：明朝時期，革“子、男”兩爵位，隻保留“公、侯、伯”三等。
如果家譜記載某位先祖在明朝時期獲得過子爵或者是男爵，又屬于明朝裁撤子爵、男爵之後。族譜是不是有問題，大家就心知肚明了。
4、與承襲爵位制度不符
爵分兩種，一是隻授終身(不世)，二是可以世襲（世）。但是明清時期大部分的爵位是世襲的，爵位世襲，分為降等世襲與世襲罔替。
如前文提到的張廷玉，獲三等伯的爵位，其爵位由其子：張若霭承襲。
如果家譜中記載的家譜先祖獲得某個爵位，但是沒有說明隻授終身、沒有被奪爵、又有子孫，也不是恰逢天道有變、神器更易，衆子無一人襲爵，那麼就要思考家譜的真實性了。
配偶
“命婦”就是泛稱受有封号的婦女。命婦享有各種儀節上的待遇，一般多指官員的母、妻，俗稱為“诰命夫人”。婦女的封号皆從夫官爵高低而定，唐朝以後形成制度。
1、命婦等級不存在
在宋朝時期，命婦的等級：夫人、淑人、碩人、令人、恭人、宜人、孺人。在明清時期：夫人、淑人、恭人、宜人、安人、孺人。
如果在家譜中某位明清時期的先祖，妻子獲封“令人”、“碩人”，那麼就要思考下家譜記載的真實性了！
2、命婦等級與夫君官職不符
在明清時期：一、二品官員之母親或者妻封：夫人；三品官員之母或妻封：淑人；四品官員之母或妻封：恭人。五品官員之母或妻封：宜人；六品官員之母或妻封：安人；七品官員之母或妻封：孺人。
如果譜牒記載的某位先祖身居一品二品大員，記載的妻子還是“張孺人”、“李孺人”，那麼也應該好好思索一下了，要麼家譜記載不實，要麼就是那屆修譜人水準太差。
代距
正常家族代距約25年到30年一代人，這裡不是說是低于25歲生孩子或者高于30歲生孩子都是假的，隻是對家族來說在一段時期内平均大概的代距。
有沒有可能在某時期内平均15-20年一代人，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有些家族的家譜在某段時期内，平均不到10年就一代人，這不符合生理學常識！偶爾一個可以，連續多代就不靠譜。
出現這種情況，極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創修譜時間和家譜記載的始遷祖生活的年代較遠，族内把部分兄弟關系誤解成了父子關系。
避諱
中國古代避諱主要有三種：“國諱”、“家諱”和“聖諱”三種。即所謂“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
1、避國諱和聖人諱
避聖人諱，最委屈的要數丘姓族人了，為了避孔丘諱，丘姓人改“丘”為“邱”，避國諱就更多了，比如唐高祖李淵祖父名叫李虎，國人故凡稱“虎”的地方均改作“武”或“猛獸”。
如果家譜記載的一世祖生活的年代正好是處于明朝洪武時期，明太祖是朱元璋，你的一世祖是李元章；明成祖是朱棣，然後你的二世祖是李棣。
那麼，先祖世系有沒有假，那就要存疑了。
2、避先人諱
避先人諱又名“家諱”，僅限于親屬内部，展現了封建倫理道德精神。
如：詩鬼李賀的父親名晉肅，因為避諱“晉”，李賀終身沒有參加科舉進士考試。
翻閱家譜的時候，可能也會看到，某個人和他叔伯竟然重名，名字是一模一樣。這裡會不會有錯誤，估計諸位看官心裡也都有數。
國史方志
1、傳記與國史方志沖突
但凡家族始祖是名人，又采用歐蘇之法編修家譜，除了世系傳部分記載生卒葬娶之外，肯定還會在譜書之中單獨立傳，即使沒有單獨立傳，在世系圖部分生卒年、做官履曆、子嗣情況等，也會記載的比較詳實。
名人官方也都會記錄，甚至正史也會單獨立傳，可以對比家譜中傳記部分的生卒年、做官履曆、子嗣情況等，如果差異較大。特别是做官履曆肯定要以官方為準。
那麼，族譜不是假造就是隔了很多代才開始修譜，導緻資訊失真。
2、家譜記載源流與國史方志沖突
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古代階層的固化要比今天要嚴重，科舉是公平的晉升管道，但是絕大部分人都沒有讀書機會，更談不上參加科舉，是以一直講“耕讀傳家”，其實大部分家庭隻有“耕”，沒有“讀”。
通過讀書做官的人，通過立家規家訓，再提供良好的教育，他的子孫還能通過讀書做官，是以在一個地方，很容易就形成望族，而且能持續幾代人，甚至朝代更替，富貴依然能夠傳承。
翻一翻本地方志，本地大的家族，方志多會有涉及，不少也記載有遷徙源流。
是以有些家族沒能将族譜保留下來，想要去尋根不要盲目依靠傳說，翻翻不同時期的本地方志，說不定也能找到線索。
如果族譜和方志記載沖突，相信誰？那就隻能找其他資料或者工具佐證了。
譜序
1、名人序
自古以來，修譜是家族内的事，譜序的撰寫一般都是家族文化人中的做官的人，實在不濟也是一個舉人或者秀才，這是家族自序，還有一種是他序，就是找些比較教好的社會名流撰序。
是以流傳至今有很多是朱熹等名流之序，但是發現很多冠名朱熹等人的序，在不同姓氏裡都有發現，内容基本一緻，隻不過在張姓家譜裡說“張姓”，在李姓家譜裡改成了“李姓”。
2、譜序記載修譜背景與事實不符
譜序一般都是分為三部分，一部分是闡述修譜的重要性；第二部分闡述本次修譜的背景及過程，如果是創修譜會涉及始祖源流；第三部分對子孫的祝福，及叮囑子孫要奮發圖強，不辱門楣等。
譜序最重要的其實就是第二部分，這裡修譜背景及過程和始祖源流部分，可以參考本地府志、縣志等，是否符合大環境。比如如果在嶺南一代家譜上譜序記載遇“花馬賊之亂”導緻本地十室九空，遂遷徙至此，就是直接可以判定此譜序為假。因為“花馬賊之亂”是山東一帶的稱呼。
碑刻等遺物
1、始祖碑刻。特指墓碑、墓志銘。
2014年7月7日阜陽颍泉區一建設工地發現一處清代墓葬，出土一完整的墓志銘。誰的呐？阜陽連氏始祖連加善的，墓志銘記載：“該公世系原籍潞安府潞城縣”。
然而阜陽地區大部分人口頭傳說都是來自于山東棗連莊/棗林莊。修家譜的時候也會将這個傳說寫在譜序之中，尋根也是去山東，然後就南轅北轍了。
當然如果墓碑已經不存在了，也不能為了墓志銘去挖祖墳。
2、村莊源流考碑刻
有講究的村莊，會在村口或者某個路口，會有石刻，記錄着村莊的曆史，極有可能就會涉及到村莊的姓氏遷徙源流。
另外在東北始祖源流碑刻相對較多。那些從山東、河北等闖關東的人，在某地穩定下來後，生活一旦有了着落，甚至還能回到老家省親，刻源流碑，告訴子孫根源。
3、祠堂碑刻
基本每一座祠堂都會有祠堂碑文，以前大一些的家族基本上都會有祠堂，祠堂雖然已經損毀，但是碑刻極有可能儲存下來，可以在祠堂舊址，尋找一下是不是埋在土裡，或者被拉走修路或者砌牆了。
這些碑刻一般都會比家譜記載的要更為真實，特别是始祖墓志銘，如果發現始祖墓志銘和家譜記載不符，确定該始祖為本支始祖，那麼家譜就記載失真了。
其他史料
1、他族家譜
他族家譜包括他姓家譜或者本姓他族家譜，家譜特别是本地望族的家譜，記載不少姻親關系，而且記載比較詳實，古代又講究門當戶對，這裡的門當戶對不是按照金錢衡量，而是按照社會地位。
一個縣城甚至周圍幾個縣城，也不是各個姓氏都是望族，也就那麼幾個，是以互相之間通婚特别頻繁，如果别人創修族譜比較早，自己家族雖為望族，隻不過種種原因，創修族譜比較晚，完全可以從他姓家譜中輯錄校正。
當然很多人接受不了，憑什麼人家家譜記載是真的，自己家家譜記載就是假的了，别說異姓就是同族家譜記載有差異的時候，仍然争得不可開交。這就要有一個理性和科學的态度了。
2、姓氏著作及論述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不缺少姓氏著作，比如最早的《世本》記錄着先秦，部分方國的世系。其他的還有：《通志·氏族略序》、《白虎通義》、《潛夫論·志氏姓》、《姓苑》、《魏書·官氏志》、《氏族志》、《元和姓纂》等等，很多這樣著作。除了這些，還有很多本姓氏的文人，對自己祖源的考證，也有不少論述。當然這些能不能證明家譜的真僞，這隻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印章及領譜字号
其實家譜是有防僞辨別的，首先家譜是限發，不是今天隻要錢給夠，留一套家譜沒問題，在以前有儲存家譜的資格的人就是族長、各房房長了，領譜字号其實就是一種防僞辨別。每一套譜都會有一個字号，對應一個領譜人，不能丢失不能外借。如果出現了兩套家譜又是一個字号，肯定有一套是假譜了。
另外一個防僞辨別就是印章，印章分兩種，一種是官方印章，這源于清乾隆二十九年的譜禁政策，在此之後修的家譜，需要本地政府稽核，稽核無誤會蓋上官印，是以在一些家譜上能看到官印。
另外一種就是各支系的印章，前文講到了，為了防止他族人偷得族譜增添支系，每一次印刷數量都有限，且都有領譜字号對應領譜人，為了加強防僞，在每一套族譜上都會蓋上不同支系的印章。
如果也是某位名人之後，他們的家譜有官印和各房的私印的印章，且記載這位名人隻有兩個兒子，但是你們的家譜沒有印章，又記載着這個名人有三個孩子，正巧你們祖先又是這第三子的後裔。
像這種不用讨論了，明顯就是造假行為了。
生物學方法
生物學方法其實是最有效的方法，科技是冰冷的、是客觀的，不會因為人意志而轉移，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不會似是而非。
各個姓氏在建立基因庫的時候發現，有些支系不同房頭之間的基因型差異很大，共祖的年代遠遠超出了家譜記載的年代。
如果有一定譜學修養的基本就能猜出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
不看譜牒基本就能分析出，他們不同房頭共祖年代在清乾隆二十九年之前，是不同支系間合修族譜合建宗祠的後遺症，由于聯譜過于誇張，為此還引發了“譜禁政策”。
這裡留一個問題，始祖像的服飾能不能證明族譜造假？
附：名詞解釋
譜禁政策
清乾隆二十九年四月，時任江西巡撫輔德，發現該省同姓氏不宗之家族合族建祠、撰修家譜攀援華胄等荒唐悖謬現象十分嚴重，于是就奏請查禁祠宇流弊：“江西訟案繁多，率由府省地方，斂金買産，合族建祠……，甚至牽引遠年君王将相為始祖，荒唐悖謬，不可究诘”。
乾隆帝嘉其“識見甚正當之論，如所議行”,并傳谕各地督撫留心稽查，實力整頓。
其實在清乾隆二十九年之前，已經有譜禁的苗頭，原因一是雍乾兩朝推行的文字獄；二是部分家族修譜過于過分藐視皇權。如清乾隆二十二年圖爾炳阿揭發彭家屏家譜用詞僭越案等對後推行譜禁政策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姓氏基因庫
部分真心實意為家族做事的宗親組織，在梳理家族源流的問題的時候，就發現了幾個問題：
一、譜牒資訊記載源流不明。家譜指向的家族源流過于寬泛，存在很多争議，甚至位址根本不存在。
二、很多支系沒有家譜。家史多靠口傳，甚至傳說中都存在争議。
三、家譜記載與正史不符。仔細研究，家譜資訊失真，雖有祖源指向，也沒有太多可借鑒意義。
部分族内有識之士，通過運用現在的科學技術，建立本姓氏的基因庫，将各地支系的生物遺傳和文史資料對應起來，以科學技術為輔助工具結合文史梳理家族源流和友善尋根問祖及确定不同家系之間的血緣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