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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器之二:吉金燦然其貴其富

青銅器之一:國之重器 天人俱享

牛道德

一件文物藝術品,并不是簡單的一件器物,其背後的曆史事件、領袖人物、名勝古迹、經濟建設、發明創造等,無一不是當時的風土人情、政治經濟、人文藝術等的鮮活寫照。講述文物藝術品背後的故事,以飨讀者。

國家有國之重器,最典型的“九鼎”就是國家政權的象征。在這鐘鳴鼎食的時代,皇室、貴族是青銅器的擁有者,銅器是“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之器,是地位尊卑的象征。作為古代尤其是先秦時期禮治社會政治、經濟權力的象征,王侯将相們所制造的青銅重器也被視為“受命于天”的代表,借以表明國家權力合法性的來源。

《史記·封禅書》中記載大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鑄鼎于荊山下,各象九州物”是一匡諸侯、統治中原的夏王朝立國的标志。而“夏後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則是表明每一次王朝的代興,“九鼎”便随之易手。商周社會以嚴格反映等級制度的規章儀式,即所謂“禮”來維護政治、經濟權力,而祭祀則是溝通人、神,使人間秩序神聖化的中心環節。青銅器在祭器中占據了很大份額,是貴族宗室内部族長和作為天下“共主”的天子主持祭祀必備的禮器。置立于王室或宗廟内青銅禮器的轉移,實質上是權力與财富的再配置設定所帶來的政權轉移,“九鼎”作為中央政權的象征,誰占有了“九鼎”,誰就握有全國最高的公權力。

青銅器之二:吉金燦然其貴其富

九鼎八簋九鬲-鄭國王室的祭祀遺址出土

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對于上蒼和先祖的祭祀曆來被置于國家的首要地位,用什麼樣的器物和怎樣的規格進行祭祀,在史書和禮制中都有着詳細的描述和規定。在西周時期,統治階層形成了一套相對較完整的祭祀禮樂制度,按照不同的身份等級使用數量不同的青銅禮器。簡單來說就是天子(周王室)用“九鼎八簋”,諸侯(分封于各地的公、侯、伯、子、男)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為周王室或者諸侯國服務的大臣)用“五鼎四簋”,士(周代貴族的最低一級,介于卿大夫和庶民之間的一個階層)用“三鼎二簋或一鼎一簋”。

墨子總結道:“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鹹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镂之金石以重之。”青銅器銘文末尾的“子孫永寶用”“子子孫孫永寶用享”“永寶用”等常見的結語,其意是希望“先祖之德行、功績、勳爵、美譽”和器物一樣不朽,寄托着一代代人對永恒的追索。青銅器承載起了人們對永恒的渴望和那些亘古不滅的厚重記憶,這種縱貫曆史的厚重記憶,正是支撐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一直能夠生生不息和興旺發達的精神源泉。

簡談青銅器之二:吉金燦然其貴其富

青銅器之二:吉金燦然其貴其富

大多數人記憶裡的青銅器,仿佛都是綠鏽斑駁、烏黑深沉的樣子。然而它最初的樣子,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是金光燦燦金黃色或者玫瑰金色的,高古文獻中的“賜金”“受金”“吉金”中的金,多指的是青銅。後來所謂的綠鏽、黑漆古、朱砂鏽、石灰坑,是因為年代久遠金屬生鏽所緻。但許多儲存條件特殊或經特殊處理的青銅器依然可以看到青銅器最初的顔色,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内出土的青銅兵器。

《周禮·考工記》是我國先秦時期不可多得的手工藝專著,其中對青銅合金有這樣的記載:“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要了解青銅器就不能繞過其最根本的原料——銅。

甘肅馬家窯文化遺址出土的單刃青銅刀是目前已知的我國最古老冶煉青銅器。經碳14鑒定距今約5000年。

文獻上許多次重複“大禹出西羌”的說法(西羌既為古時的甘肅和青海東部),并且多次提到大禹早期的活動地在甘肅一帶。将近4000年的漫長歲月過去,王朝的頻繁更替以及人為戰争的摧毀,斟洵(夏王朝的國都之一)故城早已堙滅不彰,成為難以尋覓的曆史遺迹。不過那個曾經消隐在曆史中的古國注定在某個時候會重新出現在人們的面前。

1978年,湖北随州出土了令世界震驚的曾侯乙編鐘、冰鑒、尊盤……大批體量巨大而又精美絕倫的青銅器。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銅器總重量達到10.5噸!人們在驚歎之餘,不免要問:在那遙遠的年代,數量如此巨大的銅原料來自哪裡?

1974年春天,黃石大冶銅綠山發掘出一個迄今為止我國采掘時間最早、冶煉技術最先進、生産規模最大、儲存最為完整的古銅礦遺址。出自銅綠山礦冶遺址裡的360多條采礦井巷、10餘座煉爐遺迹,向世人生動地訴說着中國輝煌的青銅文明是怎樣被締造的。

總而言之,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生産力決定生産關系的角度來了解,之是以說九鼎輕重能決定國運,說白了就是因為在當時青銅就是潛在的兵器,是當時最重要的戰略資源;秦統一後要“收天下之兵……鑄以為金(銅)人十二”,一方面是要削弱其他前貴族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代表了青銅時代貴族對戰略資源的無比重視。

簡談青銅器之三:巧工鑄器 渾然天成

一件文物藝術品,并不是簡單的一件器物,其背後的曆史事件、領袖

大家去博物館參觀,會看到各種各樣的青銅器,小的幾厘米高,大的幾米高。對于那種大尺寸的青銅器,尤其是中空的,你想過它是怎樣制作的嗎?

早期的青銅器,絕大多數是用陶範法鑄成。如果模上的紋飾是凸出來的陽紋,那麼範上的紋飾就是凹進去的陰紋。澆鑄之前,每塊範的邊緣都有相對應的榫卯來定位組裝。因為陶範的組裝,青銅器難免會留下“範線”這種鑄造痕迹。也有範線被工匠刻意打磨掉或在使用中被磨損掉的情況。為控制器壁的厚度,要在内外範之間墊上銅墊片。鑄造後這些銅墊片會留在青銅器的器壁上。由于墊片擺放時要避開有紋飾和銘文的部位,故墊片多見于青銅器的底部和下腹部。而失蠟法鑄器卻無需墊片,如需固定則用隐藏的銅梗來代替墊片。

漢代後随着失蠟法日漸成熟,制作的器物很少有合範的範線。其後随着更易操作的翻砂法被廣泛應用,塊範法逐漸退出曆史舞台。失蠟法也稱“熔模法”,是一種青銅等金屬器物的精密鑄造方法。做法是,用蜂蠟做成鑄件的模型,再用别的耐火材料填充泥芯和敷制外範。加熱烘烤後,蠟模全部熔化流失,使整個鑄件模型變成空殼。再往内澆灌熔液,便鑄成器物。以失蠟法鑄造的器物可以玲珑剔透,有镂空的效果。

中國的失蠟鑄造技術起源于焚失法一些繩索類三維空間造型的附件,可能就是用麻、草之類纖維制成的繩索作母模,敷制外範後,燃燒或烘烤繩索成灰,可通過兩環分範處吹出灰燼,然後兩環處合範後,即可澆注成當中一段無範線而兩環處有範線并有捆紮痕迹的、由焚失法鑄成的構件。

《宣德鼎彜譜》載明代鑄造大名鼎鼎的宣德爐時用的就是失蠟法。在用料呈冊中物料主要4種:(1)黃蠟,540斤,呈冊說“此蠟作鼎彜蠟模坯用”。(2)黃砂,6石,呈冊說“此砂和黃蠟等,作鼎彜模坯用”。(3)大毛桱竹,300莖,呈冊說“此竹作鼎彜模坯箍匝及雜用”。(4)琉球國安瀾砂,160斤,“此砂作鼎彜點染、磨光模坯用”。

繼範鑄法和失蠟法後,古人又發明了更簡單易行的翻砂法。翻砂法顧名思義:就是用模型翻制出砂模的鑄造方法。而且由于翻砂法在鑄造前需要剝離母模,是以其多用于鑄造扁平化的器物,而應用翻砂法最多的就是錢币的鑄造。明代宋應星在《天工開物》載:“凡鑄錢模以木四條為空匡,土炭末篩的極細,填實匡中,然後以母錢百文(用錫雕成)或字或背布置其上,又用一匡如前法填實合蓋之。既合後,已成面背兩匡,随手覆轉,則母錢盡落後匡之上,又用一匡填實合上後匡,如是轉覆……”

簡談青銅器之四:金石有數 萬世寶之

我們的祖先創造了同期世界曆史上極其燦爛的物質文明與公德心,譜寫了波瀾壯闊的曆史畫卷。在這波瀾壯闊的曆史畫卷中,古代青銅器的曆史無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縮影。

縱觀曆史,曆代帝王大多堪稱當時最大的收藏家。他們身份特殊,故可以做最純粹的收藏者,既鑒賞玩味,又鑽研考究,對古物珍惜禮敬,對其文化價值分外尊崇。

崇敬古物,是一項美好的人性特征。歲月總是漸行漸遠,我們無法親身感受昔日的生活,隻能通過古人留下的文字記載去想象,通過古人遺留的器物去感受。觀皇室收藏之真趣,思當下國人收藏之火熱,讓人不禁疑問:收藏古董的意義就是期待升值嗎?我們該怎樣以禮敬之心對待身邊的古舊之物?又該如何從珍玩寶物中吸收養分,進而學會“用”的樂趣?

青銅器之二:吉金燦然其貴其富

檢閱曆代檔案,處處可見曆代宮中對于典藏文物,尤其是對先秦青銅彜器的用心收集。而到了宋代後,金石學興起,皇帝彙聚文臣、識家,共同記錄、研究與考證宮藏珍品,詳細著錄尺寸,圖而譜之。敬惜珍愛之情,盡顯于卷上,如宋代的《宣和博古圖》《曆代鐘鼎彜器款識法帖》,明代的《宣德鼎彜譜》《格古要論》,清代的《秘殿珠林》《西清古鑒》。這些著作都是青銅器和金石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也是古人留給我們的寶貴文化财富。

在曆史上,每一次劃時代的技術革命,往往會引發社會革命,當鐵器出現後,歐洲的青銅器很快就沒落了。但在中國,卻沒有發生這種情形。鐵器的蓬勃興起并沒有對青銅造成緻命的影響,這是因為早期的鐵器硬度不足,在某種程度上還不如青銅,是以不能完全替代軍事和生産領域的青銅器,同時作為奢侈品的青銅器仍在不斷被生産,這也許隻能用文化傳統和人們的喜好來解釋了。在短暫的秦朝,青銅鑄造工藝仍在進步,從秦始皇的陪葬坑出土的銅馬車有着前所未有的氣勢,結構細膩複雜,雕飾華麗豐富,這又是一次想象力和創造力的全面提升。而随着秦始皇統一中國,“延祚八百年”的周朝就此滅亡,随之消滅的還有從周公以來确立的禮樂宗法制度。從此,用青銅禮器的數量和等級确定時候地位的時代不複存在。從秦始皇陵園内發掘出的青銅器可見,青銅器已完全成為滿足皇帝喜好的物件和皇權威嚴的代表。

東漢以後,人們在制造陶器上有了質的突破,成功地燒制出瓷器,在生活中,瓷器的造價低,創作空間更大,裝飾形式更豐富,迅速走向大衆,走向社會上層,是以,銅器的必要性遠不如秦漢前的時代,但在一些宗廟、宮廷陳設、宗教、禮樂、賞賜等重要場合使用一些精美的青銅彜器、禮器、佛像、樂器。還有在錢币、鏡鑒、日用品、配件等其他金屬或材質不足以發揮作用的應以場景下,銅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簡談青銅器之五:泉貨孔方 内涵乾坤

晉代魯褒《錢神論》說:“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争非錢不勝,幽滞非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 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錢無耳,可使鬼”。

自古及今,沒有人能繞開錢的話題,錢如何為人所用自然大家都明白,而錢币在銅器乃至金屬器中,是唯一曆代的官方都要生産的标準化産品,比任何的其他的青銅器物有研究脈絡。古錢研究曆史悠久,在南朝時便有專著《錢譜》,南宋有《泉志》,清代有《古金所見錄》、《古泉彙》等。到了近現代,如《古錢大字典》、《中國錢币大辭典》、《曆代古錢圖說》、《中國古代貨币史》等經典的出版,更加穩固了錢币學的顯學地位。

許多古文明的早期,貝殼因為其不易獲得,充當了一般等價物的功能,學名為貨貝。今天的漢字如“賺”、“貨”、“财”等,都有“貝”字旁,就是當初貝殼作為貨币流通的印迹。在曆史上,“泉”與“錢”通。因貨币如泉水一樣流通不息,遂有人又将“錢”稱“泉”。王莽篡漢後,因“錢”、“铢”等字之“金”旁與繁體“劉”字結構“卯金刀”之“金”犯其忌諱,故正式以“泉”代“錢”,更鑄“貨泉”以及“小泉直一”至“大泉五十”等六泉。此後三國孫吳之“大泉當千”、唐及五代之“乾封泉寶”等,被廣泛使用并留傳下來。後世文人更因“泉”較“錢”字風雅淡泊。故尤喜稱“錢”為“泉”。

青銅器之二:吉金燦然其貴其富

宋代錢币

中國最早的金屬貨币是商朝的銅貝。在當時最廣泛流通的貝币由于來源的不穩定而使交易發生不便,人們便尋找更适宜的貨币材料,以布币、刀币、環錢和蟻鼻錢等為主的青銅币便應運而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也統一了貨币,鑄面文“半兩”二字的方孔圓錢,每枚重半兩,史稱半兩錢。方孔圓錢形制從此成為中國日後兩千多年錢币的基本形制。但秦末漢初社會動蕩,民間私鑄盛行,是以半兩錢早已不再重如其文。

這種混亂的狀态,直到漢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由中央政府的上林三官負責鑄造五铢錢,禁止各郡國鑄錢,才得以結束。五铢錢重如其文,面鑄“五铢”二字,周邊有輪廓。五铢錢從漢直到唐初,雖經曆王莽改制、董卓鑄無文小錢等各種變革,其流通依然長達700餘年時間而不衰。

到了公元621年(武德四年),唐高祖廢除五铢錢,鑄開元通寶錢。形制仍沿用秦以來的方孔圓錢,錢面鑄由書法家歐陽詢題寫的“開元通寶”四字,錢文用隸書。自此,在中國曆史上行用了數百年的铢兩計重貨币被廢除,進入以通寶、元寶、重寶等為主的制錢階段,直到辛亥革命清朝滅亡後部分地區依然還有制錢流通,可見其深入人心。

說到古錢币的形制,就不得不提到中國古代哲學中天圓地方的思想。方孔圓錢的形制正是受天圓地方這一哲學思想的影響,具有樸素的辯證法色彩,是古代先哲們認識世界的思維方式。所謂“小小錢币,内涵乾坤”,這種隐含在錢币背後的神秘哲學思想,或許也是錢币收藏幾千青銅器的分類方法非常之多,其中有一個神秘的類型——“禮器”。

簡談青銅器之六:鏡鑒昭明 存骨遺華

銅鏡據說起源于黃帝,曆史悠久。根據考古發現,中國古代銅鏡最初在青海、甘肅部分地區的齊家文化中首現,夏至商代初期可被稱為中國古代銅鏡的萌芽階段。商周之後,古代禮樂宗法制社會沒落,青銅禮器衰落,青銅日用品得以發展。銅鏡就是古代梳妝用的日常生活用品,亦是精美絢麗的金屬工藝制品。

在銅鏡出現前,大家知道古代人用什麼來作鏡子嗎?答案就是“水”。《說文》中說:“監可取水于明月,因見其可以照行,故用以為鏡。”取一鑒,盛入水,就是一面最原始的鏡子。很多人以為銅鑒等同于銅鏡,其實不然。銅鑒是一種用銅制作而成的裝水容器。而銅鏡則是名副其實的、無需借助水成像的鏡子。古代銅鏡發展曆史有以下幾個階段:早期(齊家文化與商周),流行(春秋戰國),鼎盛(兩漢),中衰(三國至南北朝),繁榮(隋唐),衰退(五代十國及其後)。其中漢代和唐代是中國古代鑄鏡業發展的兩個高峰。雖然随着清代水銀玻璃鏡的出現,銅鏡退出了使用舞台,但是曆代銅鏡的鑄造工藝、銅質、紋飾、銘文等無不反映特定的時代背景,反映當時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學、藝術及風俗習慣等,值得人們去研究、探索。

兩漢時期包括西漢、新莽、東漢,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封建國家的強盛時期,經濟和文化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發明了衆多工藝複雜、制造精細的銅鏡,其主要類型有:蟠虺紋鏡、章草紋鏡、星雲鏡、雲雷連弧紋鏡、連弧紋鏡、多乳禽獸紋鏡、變形四葉鏡、神獸畫像鏡、龍虎紋鏡等不一而足。

當時陶瓷業的進步和漆器的發展,雖然代替了青銅器皿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但制銅工藝并沒有衰退,而是轉向了制造銅鏡等方面。

這時期官方和私營鑄鏡業都得到了普遍的發展。漢鏡銘文中出現的許多“尚方”銘及紀氏銘,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尚方”是漢代為皇室制作禦用物品的官署,屬少府。并有很強的宣傳廣告作用,表明民間鑄鏡業已十分普及。漢代的銅鏡也在北韓半島和日本列島地區出現,由此可見漢文明的輻射之廣。

唐代,銅鏡發展到了又一個全盛階段,唐太宗的千古名言:“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表明銅鏡已從容顔的反映衍生到人生的觀照,這種由本質至外延的擴充,正是中國文化的特性。

唐代銅鏡在造型上已突破了漢式鏡,如葵花鏡、菱花鏡、方亞形鏡等。圖案除傳統的瑞獸、鳥獸、畫像、銘文等紋外,還增加了表現西方題材的海獸葡萄紋、打馬球紋等。裝飾方法有浮雕、彩繪、鑲嵌、鎏金等,出現了金銀平脫、螺钿鑲嵌、塗釉、塗漆等新工藝。

宋代以後,銅鏡的工藝有所衰落,成為尋常百姓家的鑒容器具。到了清代,銅鏡逐漸被水銀玻璃鏡的普及取而代之,銅鏡的實用屬性被取而代之變成了文人和藏家手中的古董珍玩。

簡談青銅器之七:禮之所用 躬逢勝餞

青銅器的分類方法非常之多,其中有一個神秘的類型——“禮器”。

一些觀衆在曆覽世界各地的博物館、曆史遺迹時經常有這樣的感覺。在博物館、曆史遺迹中看到中國古代尤其是先秦時期的文物和遺迹,不是紋飾近乎抽象的鼎簋圭璋就是些造型奇特的盤盤罐罐。即沒有像埃及金字塔那樣令人震撼的建築又沒有像希臘羅馬雕塑那樣栩栩如生的寫實作品。但從中華文明和中國藝術的深邃廣大來看,我們先人的審美不是對“紀念碑式”建築和“再現性”風格的追求那麼簡單,他們探尋一種完全不同的藝術和美學思想。而了解這一思想最好的視窗就是本篇要談的“禮器”。

禮制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核心内容,但因相關文獻古奧費解,今人僅從目之所及範圍内所見的幾件器物、幾行介紹,是不容易體會到古人的生活中,禮器究竟意味着什麼。

先秦時期也泛指夏、商、周三代,我國的社會生産力發展到奴隸制社會的青銅文明階段。孔子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我國先秦時期的奴隸制文明輝煌燦爛,源遠流長,一脈相承,而禮正是先秦時期用以維系貴族間的等級規定,并作為規範以制約人們的日常行為。

青銅器之二:吉金燦然其貴其富

葫蘆島市博物館藏戰國彩繪陶仿青銅鼎、簋、豆

禮器是用于宗廟中和宮室中的器物,使用于各種祭祀、宴飨和各種典禮儀式的場合,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人認為祭祀和打仗是國家頭等重要的事情,比如說鼎、鬲、簋等是祭祀時使用的“食器”,爵、角、觚等是祭祀時使用的“酒器”等。中國古代的禮器還有一個更深刻的含義。《左傳·成公二年》引孔子的話說:“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其中“器以藏禮”一語和《禮記·樂記》中所說的“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意義很接近,都指出“禮器”的本質并不僅限于它們的外形和表面功能,還在于它可以“内化”禮儀規章、社會關系、道德規範和政治制度。

在此就出現了一個關于“禮器”與“祭器”兩個稱呼之間差別的問題,筆者發現,許多情況下“禮器”與“祭器”這兩個詞并沒有過多區分,但細細分解“禮器”與“祭器”還是有很大差別的。我們為什麼不把“青銅禮器”稱之為“青銅祭器”呢?其實很簡單,禮器不僅在祭祀、典禮、儀式作為道具和身份的象征而出現和使用,它也是貴族日常生活中“迎頭撞面總相見”的實用器;而祭器的适用範圍則要小很多,大多數隻在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神仙聖人等特定的場合使用,多數時間是被人敬而遠之、束之高閣的,是以其給人的感覺遠沒有禮器那般有存在感。

簡談青銅器之八: 器奉儀禮 各莅其所

根據青銅器的用途,可将青銅器大緻分為食器、酒器、水器、樂器、兵器、工具、雜器七大類,其下再根據不同的器型,細分為饪食器、盛食器、盛酒器、飲酒器等。當然青銅禮器用于各種禮儀活動,是以它和日常生活中的器用不能相提并論。在許多出土和傳世器物的銘文中,将青銅禮器稱為“寶尊彜”,由此可知,尊彜就是當時古人對于青銅禮器的通稱。筆者将在以後的文章中介紹一些較為常見的青銅器的名稱、用途和标志器型。

青銅禮器包括酒器、饪食器、水器、樂器等分類,每一種器物由于王朝的更替,典禮制度的變化、習俗的互相影響,乃至生産技術的進步,又會演變成很多種形式。僅酒器和饪食器兩大類中的器物,粗略統計,就有近40種不同的名稱。每種基本器形,又有許多變化繁衍的式樣,這些式樣大的有幾百種之多,這樣,青銅禮器就組成了一個龐大的器物體系。每種器形的發展,一般規律是從簡單到複雜,在鑄造技術上由不合理到合理,這是一個不斷創造的過程。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出土或傳世青銅器有數萬件,這隻是古代遺留下來的一小部分。單是這一小部分,就已經能描繪出一個遙遠的、輝煌的青銅時代。

夏代青銅器以二裡頭文化遺址為代表,由于改朝換代的掠奪和3000多年的滄桑變化,夏代青銅器發現很少,出土的青銅器主要有禮器中的酒器爵、斝、角、盉,饪食器鼎,兵器中的戈、钺、镞,樂器中的鈴,以及鑲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和殘存的圈足器等,夏代早期的青銅器形制主要受同時期的各類陶器的影響,充滿着濃厚的原始初創氣息,進而奠定了中國青銅器的主要形制的造型格局。

商代前期的青銅器延續了大部分夏代青銅器的器型,而随着曆代商王的經營,尤其是中後期出現如盤庚、武丁等留名史冊的君王,生産力的發展和統治階級文化的變化,從出土的青銅器來看,無論在造型設計、花紋裝飾,還是在鑄造技術上,較前代都有明顯的進步。此時期的禮器種類增多,器物紋飾主體已是獸面紋,開始出現了銘文。商代人的神鬼崇拜,形成了商代青銅器紋飾莊重、獰厲之美,并以其精美絕倫的裝飾造型成為人類文明程序中又一奪目的瑰寶。

周代前後跨越近800年,青銅禮器品類衆多,裝飾精美,工藝高超。周朝青銅禮器一直是代表身份地位和财富的标志,即使到了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各大小諸侯依舊将鑄造、贈與、賞賜青銅禮器作為标榜身份的重要象征。根據實際出土情況觀察及曆史文獻記載,禮器的搭配組合,例如鼎與簋的組合,這明确是周代最重要的制度規範。

所謂“重器不出門”,就是有重大意義的器物如不能保住,就意味着一個家族或者國家的消亡。楚莊王時,國力強大,向周定王的使者詢問祭天地的鼎的大小輕重,流露出觊觎天下的野心。而到了秦統一中國前:“秦昭襄王遷九鼎,占王畿,滅東周”,九鼎的轉移象征着一個王朝的終結。

簡談青銅器之九:應物象形 神祇浮現

在青銅器身上,不僅僅背負着嚴肅和厚重的曆史,在這曼妙迷離的鏽色包漿下,還浮現着一些趣味的神話故事。這些神話故事大多來源于以《山海經》為代表的上古神話傳說之中,而《山海經》又不能視為一部正史,其中故事的真實性一直受到質疑。實際上,從傳世和考古發掘中發現的青銅器上,我們能看到神話傳說裡的蛛絲馬迹。

對于青銅器中展現的原始崇拜、神話故事,古人早已有所提及。《呂氏春秋·先識覽》中說道:“周鼎着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到宋代後《考古圖》論及五癸鼎:“鼎文作龍虎,中有獸面,蓋饕餮之象。”《山海經·北山經》有雲:“鈎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有獸焉,其狀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鸮,是食人。”

商代和西周前期青銅器上夔龍紋也是重要紋飾之一,主要來源于傳說中一種近似于龍的動物形象。關于夔龍,據《山海經》記載:“有獸壯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初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夏商周時期,人類剛剛擺脫動物的狀态,擺脫了刀耕火種的生活,而魚鱗紋的出現,多少反映出當時的人們還未完全擺脫那種漁獵生活,也反映出人們對魚類等野生動物的自然崇拜。在青銅禮器上的紋飾主要包含現實和神話中的兩類動物,如饕餮紋、夔紋、鳳紋、蟠虺紋、蟠螭紋,都是神話傳說當中動物的形象,鳥紋、魚紋、龜紋、牛紋、象紋、虎紋等則是現實生活中的動物形象。

與商代晚期平行的三星堆文明,其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青銅器,最引人注目的是兩棵大銅樹。修複成功的青銅神樹,枝幹遒勁,氣度不凡,樹幹上有镂空太陽紋的盤狀裝飾,樹枝站着9隻鳥,而這顆青銅神樹與史書上記載的扶桑樹極為相似,《山海經·海外東經》說“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在此之前,人們一直以為《山海經》中的扶桑樹隻是傳說,而樹上的9隻鳥,說明傳說并非空穴來風。

不管是饕餮紋、夔龍紋、魚鱗紋、太陽或是其他紋飾紋,這種概括誇張的藝術表現和造型呈現的“獰厲的美”,之是以具有威吓神秘的力量,是因為這些象征符号指向了某種超世間的權威神力。其特有的肅穆沉穩而不失活力的藝術特色,常常喚起人們敬畏之感,祭祀時以通天神,拜祖先,表現出統治者的絕對權威。這是當年商周時代貴族們所希望達到的藝術效果,也是各種繁複誇張的紋飾日趨流行的重要原因。

簡談青銅器之十:禮奉筵享 尊卑明列

在青銅器分類中食器可分為:饪食器,用于烹饪、加熱食物:鼎、鬲、甗等;盛食器,用于盛裝食物:簋、簠、盨、豆、盂、俎等。

因為古人吃到肉是不容易的事,能吃到多種肉的一定是地位比較高的人,用鼎的數量,就證明占有肉的數量,是以王是九鼎,諸侯是七鼎,依次排都是奇數。後來成為禮器中最重要的器種之一,按照禮制組合成的所謂“列鼎”,王朝覆滅叫“鼎遷”,王朝建立叫“定鼎”。傳說,夏禹曾鑄九鼎,用象九州。夏滅,鼎歸于商;商滅,鼎歸于周,成為傳國重器。而到了孔子所說“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期,随着周天子對全國實際控制權的衰落,各有實力的諸侯國也紛紛提高爵位,甚至直接使用天子的禮儀。如河南信陽、河南新鄭鄭韓故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安徽壽縣楚王陵等都曾出土九鼎八簋,說明其大多有窺伺周室王朝的野心。

簋是青銅器裡很有影響的一個器物,自商代開始出現,延續到戰國時期。在禮制中,簋都是偶數出現,鼎都是奇數出現,如九鼎配八簋,七鼎配六簋,因為它們經常配套,代表所有者的身份。是以也常見在簋蓋、腹内鑄刻長篇銘文,如著名的利簋、格伯簋、頌簋。簋的形制是個圓的飯碗,用于盛放谷物,為了挪移友善,人們就開始給它加把,最初是加兩個把,後來也有加三個把、四個把和方座的,起着裝飾作用。

鬲、甑和甗也是饪食器,其原型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的陶鬲和陶甑。鬲跟鼎的形制相近,通常為三足,但等級比鼎低,一般也比鼎小而簡單,初期的鬲是從陶鬲演化而來的,到了西周晚期以後青銅鬲開始增多,口沿加寬,開始向禮器演化。甗,通俗地講就是蒸鍋,是甑和鬲的組合器,上半部分是甑,下半部分是鬲,底下是放水的,在甑的箅子上擱谷物、人頭或肉類,通過蒸汽蒸熟食物。甗有整體澆鑄的,也有分體澆鑄的。

簠、盨、敦、豆跟簋功能相近,都是盛糧食或其他食物的。但是除了類似高足盤都在新石器時代就已出現,簠、盨都是到西周中期後甚至春秋時期才出現。因為周人目睹了商貴族過度飲酒導緻國家滅亡,而限制貴族喝酒,很多酒器不再制作了。但是在宴飲陳設中少了酒器,就需要用其他的類别去填充空缺,簠、盨、敦就是這時期周人設計出來的:簋是圓形的,簠是長方形的,盨屬于橢圓形,敦大多球形,豆是高足器。蓋可以取下作為餐具使用,其設計可以說是非常科學合理,閃耀着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的璀璨光輝。

簡談青銅器之十一:斧斤幹戈 大刃衛國

青銅器之二:吉金燦然其貴其富

葫蘆島市博物館藏戰國青銅戈

青銅兵器:有钺、戚、戈、矛、铍、戟、殳、劍、镞、刀、胄等。

中國青銅時代钺的地位很高,它是用于斬殺的刑具,因而演化成為權力的象征。古代王者出師,手中常持钺。其形制類似于大斧子,但是钺一般極少用于戰争打仗用,多數是作為刑具和權杖。通過考古挖掘發現,出土钺的墓葬墓主人的軍事地位一定很高。如殷墟婦好墓裡出土了幾把大钺,因為她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也是女将軍。傳說周武王滅商以後攻入朝歌,一定要用黃钺把商纣王的頭給砍下來,黃钺就是金黃色的青銅钺。周武王立國後,讓周公執大钺、召公執小钺,以此向他們授予軍權。而與之近似的斧、戚,頭較小,柄較短,多用于執行軍法或近戰格鬥,故而晉陶淵明有詩雲:“刑天舞幹戚,猛志固常在。”

最常見的長杆的青銅兵器就是戈、矛、戟,還有铍、殳等不常見的兵器。戈、矛、戟因其流行時間長,數量大,為人所熟知,其中戈、戟、铍、殳都是中國獨有的兵器。

戈古稱鈎兵,已知最早的青銅戈發現于偃師二裡頭遺址,其年代距今約3500年,是啄擊和鈎殺的一種兵器,啄擊像鳥一樣,側面有刃,但它的缺點是易掉頭、轉頭,使用不夠靈活。到西漢以後,随着兵器和戰術的發展,戈被逐漸淘汰,後一度成為儀仗兵器。石質的矛在新石器時代就已出現,商代早期開始出現青銅矛,至春秋早期、中期,春秋中晚期以後又多見狹刃且有血槽的矛,直至漢以後青銅兵器逐漸退出曆史舞台,矛依舊是常備兵器。矛是兵器裡非常經典的器形,直到冷兵器時代結束依然可以見到矛的身影。戟是一種既可刺殺也可以鈎啄的雙重兵器,西周時期開始有整體合鑄的戟,春秋前期戟很少見,春秋晚期又開始流行,春秋晚期到戰國流行多戈戟,而後演變為連體合裝戟。铍的外形像短劍,兩面開刃,後端為扁形或矩形的莖,裝長約3米-3.5米的竹柄或木柄,可雙手握住,類似于矛的功用。殳是一種兼有砸擊和刺殺兩種功能的兵器,起類似銅箍,也有刺球狀和帶鋒刃的。《詩經》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既可防身自衛,還可裝備戰車。

劍、刀都是近身格鬥、可斬可刺的兵器,劍一般由劍身和劍把兩部分組成,一般都有劍鞘,春秋後,其上的玉劍首、玉劍格、玉璏、玉珌四樣俱全的玉具劍逐漸形成。相比于刀,劍的地位要高,士大夫以上的人都要佩劍,變成一種禮儀,但凡有一定地位的人,在一些重大的儀典上,不佩把劍會顯得很失禮。

簡談青銅器之十二: 奉尊唯尚 下分爵位

青銅器之二:吉金燦然其貴其富

龍乾堂藏漢鋪首銜環銅锺(壺)

中國不但釀酒的曆史源遠流長,酒器生産同樣具有悠久的傳統。在古代,器具生産往往反映着一個時代手工業制作的水準。二裡頭遺址出土的夏代青銅爵是我國發現最早的青銅酒器。到了商代時期,青銅酒器生産呈現了多樣化的特點,盛極一時,逐漸成為國家禮器的一種顯著标志。據記載,商代貴族特别崇尚飲酒,如尊、爵一類酒器的政治地位非常高,是以對持尊者的身份做出了嚴格的限制,現代漢語中的“尊重”、“爵位”等詞,基本源于此義。

爵為飲之器,亦可用于煮酒或溫酒,它前邊有個飲酒用的流,後邊的尾起平衡作用,上邊有兩個柱,中間是容酒腹,底下有三條足,邊上有一個把叫鋬,商周貴族飲酒習俗是以小為貴,一般重要的禮儀場合使用,西周後逐漸減少。尊者舉觯,卑者舉角。觯就像一個小花瓶似的,喝酒倒是很友善,有些帶蓋,有些則不帶。角跟爵的差別主要是它前頭沒有流,它兩頭都是尾,而且上頭沒有柱,商代和西周早期也曾出現有蓋的。西周中期以後,角便不複存在。飲酒器除了爵、觯、角之外還有觚,很像現在的花插,喇叭口、底足外撇,早期微胖,商晚期後整體瘦高,細腰但腹部常有出戟突出。

除飲酒器外,另有青銅盛酒器。斝是盛酒器當中的溫酒器,三足,一鋬(把),兩柱,圓口呈喇叭形,一般器形都較大,在青銅器中許多的器類都是有圓有方,斝也不例外。尊也有方形、圓形兩種,侈口外撇,狀似壇,兼可盛水。《禮記·禮器》規定:“廟堂之上,想尊在阼,尊在西。”《詩經·國風·卷耳》的“我姑酌彼金尊,維以不永懷”,說明尊是身份的象征。

此外,盛酒器中還有卣、彜、罍、缶、甕、觥、盉、壺等,其既可以作為盛酒器,其實也可以作為盛水器使用。卣基本上是扁圓體,也有少量圓體,筒形和方卣,肩部有提梁,有蓋,多做仿生器形如:豬卣、虎食人卣、鸮卣等。方彜整體造型很像古代的一個建築造型,有人研究古代建築就會參考方彜,其器蓋正好形似屋頂。罍實際上就是酒壇子,罍和其他容器不太一樣的是,它除了兩側的“耳朵”以外,還會多一個“鼻子”或者“獸頭”。缶、甕出現得稍微晚一點,早期一直用陶器,到了東周時期開始用青銅來鑄造。商代壺形式有瓠形壺、長頸圓體提梁壺、細長頸圓腹壺、扁壺等,西周後基本定型的形式有扁壺、圓壺、長頸橢方壺,而後到漢代逐漸演化出如锺、钫等器形。觥流行于商晚期至西周早期。圈足或四足。全器或蓋做成仿生的怪獸或長鼻的象狀。盉是調和酒、水的器具,有蓋、前有流、後有鋬,三足或四足,蓋和盉之間有鍊相連接配接。

至此,筆者已經通過十二期文章,簡單介紹了先秦及其後青銅器的曆史脈絡和背後故事,器物作為一種載體,其背後承載的是政治、是經濟、是人文,以史為鑒,鑒往知來,方能經世濟民。希望讀者朋友能從中有所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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