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之一：国之重器 天人俱享
牛道德
一件文物艺术品，并不是简单的一件器物，其背后的历史事件、领袖人物、名胜古迹、经济建设、发明创造等，无一不是当时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人文艺术等的鲜活写照。讲述文物艺术品背后的故事，以飨读者。
国家有国之重器，最典型的“九鼎”就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在这钟鸣鼎食的时代，皇室、贵族是青铜器的拥有者，铜器是“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之器，是地位尊卑的象征。作为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礼治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象征，王侯将相们所制造的青铜重器也被视为“受命于天”的代表，借以表明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
《史记·封禅书》中记载大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铸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物”是一匡诸侯、统治中原的夏王朝立国的标志。而“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则是表明每一次王朝的代兴，“九鼎”便随之易手。商周社会以严格反映等级制度的规章仪式，即所谓“礼”来维护政治、经济权力，而祭祀则是沟通人、神，使人间秩序神圣化的中心环节。青铜器在祭器中占据了很大份额，是贵族宗室内部族长和作为天下“共主”的天子主持祭祀必备的礼器。置立于王室或宗庙内青铜礼器的转移，实质上是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所带来的政权转移，“九鼎”作为中央政权的象征，谁占有了“九鼎”，谁就握有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
九鼎八簋九鬲-郑国王室的祭祀遗址出土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上苍和先祖的祭祀历来被置于国家的首要地位，用什么样的器物和怎样的规格进行祭祀，在史书和礼制中都有着详细的描述和规定。在西周时期，统治阶层形成了一套相对较完整的祭祀礼乐制度，按照不同的身份等级使用数量不同的青铜礼器。简单来说就是天子（周王室）用“九鼎八簋”，诸侯（分封于各地的公、侯、伯、子、男）用“七鼎六簋”，卿大夫（为周王室或者诸侯国服务的大臣）用“五鼎四簋”，士（周代贵族的最低一级，介于卿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用“三鼎二簋或一鼎一簋”。
墨子总结道：“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青铜器铭文末尾的“子孙永宝用”“子子孙孙永宝用享”“永宝用”等常见的结语，其意是希望“先祖之德行、功绩、勋爵、美誉”和器物一样不朽，寄托着一代代人对永恒的追索。青铜器承载起了人们对永恒的渴望和那些亘古不灭的厚重记忆，这种纵贯历史的厚重记忆，正是支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能够生生不息和兴旺发达的精神源泉。
简谈青铜器之二：吉金灿然其贵其富
大多数人记忆里的青铜器，仿佛都是绿锈斑驳、乌黑深沉的样子。然而它最初的样子，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是金光灿灿金黄色或者玫瑰金色的，高古文献中的“赐金”“受金”“吉金”中的金，多指的是青铜。后来所谓的绿锈、黑漆古、朱砂锈、石灰坑，是因为年代久远金属生锈所致。但许多保存条件特殊或经特殊处理的青铜器依然可以看到青铜器最初的颜色，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内出土的青铜兵器。
《周礼·考工记》是我国先秦时期不可多得的手工艺专著，其中对青铜合金有这样的记载：“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謂之鉴燧之齐。”
要了解青铜器就不能绕过其最根本的原料——铜。
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单刃青铜刀是目前已知的我国最古老冶炼青铜器。经碳14鉴定距今约5000年。
文献上许多次重复“大禹出西羌”的说法（西羌既为古时的甘肃和青海东部），并且多次提到大禹早期的活动地在甘肃一带。将近4000年的漫长岁月过去，王朝的频繁更替以及人为战争的摧毁，斟洵（夏王朝的国都之一）故城早已堙灭不彰，成为难以寻觅的历史遗迹。不过那个曾经消隐在历史中的古国注定在某个时候会重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1978年，湖北随州出土了令世界震惊的曾侯乙编钟、冰鉴、尊盘……大批体量巨大而又精美绝伦的青铜器。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总重量达到10.5吨！人们在惊叹之余，不免要问：在那遥远的年代，数量如此巨大的铜原料来自哪里？
1974年春天，黄石大冶铜绿山发掘出一个迄今为止我国采掘时间最早、冶炼技术最先进、生产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铜矿遗址。出自铜绿山矿冶遗址里的360多条采矿井巷、10余座炼炉遗迹，向世人生动地诉说着中国辉煌的青铜文明是怎样被缔造的。
总而言之，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之所以说九鼎轻重能决定国运，说白了就是因为在当时青铜就是潜在的兵器，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秦统一后要“收天下之兵……铸以为金（铜）人十二”，一方面是要削弱其他前贵族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代表了青铜时代贵族对战略资源的无比重视。
简谈青铜器之三：巧工铸器 浑然天成
一件文物艺术品，并不是简单的一件器物，其背后的历史事件、领袖
大家去博物馆参观，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青铜器，小的几厘米高，大的几米高。对于那种大尺寸的青铜器，尤其是中空的，你想过它是怎样制作的吗？
早期的青铜器，绝大多数是用陶范法铸成。如果模上的纹饰是凸出来的阳纹，那么范上的纹饰就是凹进去的阴纹。浇铸之前，每块范的边缘都有相对应的榫卯来定位组装。因为陶范的组装，青铜器难免会留下“范线”这种铸造痕迹。也有范线被工匠刻意打磨掉或在使用中被磨损掉的情况。为控制器壁的厚度，要在内外范之间垫上铜垫片。铸造后这些铜垫片会留在青铜器的器壁上。由于垫片摆放时要避开有纹饰和铭文的部位，故垫片多见于青铜器的底部和下腹部。而失蜡法铸器却无需垫片，如需固定则用隐藏的铜梗来代替垫片。
汉代后随着失蜡法日渐成熟，制作的器物很少有合范的范线。其后随着更易操作的翻砂法被广泛应用，块范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失蜡法也称“熔模法”，是一种青铜等金属器物的精密铸造方法。做法是，用蜂蜡做成铸件的模型，再用别的耐火材料填充泥芯和敷制外范。加热烘烤后，蜡模全部熔化流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空壳。再往内浇灌熔液，便铸成器物。以失蜡法铸造的器物可以玲珑剔透，有镂空的效果。
中国的失蜡铸造技术起源于焚失法一些绳索类三维空间造型的附件，可能就是用麻、草之类纤维制成的绳索作母模，敷制外范后，燃烧或烘烤绳索成灰，可通过两环分范处吹出灰烬，然后两环处合范后，即可浇注成当中一段无范线而两环处有范线并有捆扎痕迹的、由焚失法铸成的构件。
《宣德鼎彝谱》载明代铸造大名鼎鼎的宣德炉时用的就是失蜡法。在用料呈册中物料主要4种：（1）黄蜡，540斤，呈册说“此蜡作鼎彝蜡模坯用”。（2）黄砂，6石，呈册说“此砂和黄蜡等，作鼎彝模坯用”。（3）大毛桱竹，300茎，呈册说“此竹作鼎彝模坯箍匝及杂用”。（4）琉球国安澜砂，160斤，“此砂作鼎彝点染、磨光模坯用”。
继范铸法和失蜡法后，古人又发明了更简单易行的翻砂法。翻砂法顾名思义：就是用模型翻制出砂模的铸造方法。而且由于翻砂法在铸造前需要剥离母模，因此其多用于铸造扁平化的器物，而应用翻砂法最多的就是钱币的铸造。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载：“凡铸钱模以木四条为空匡，土炭末筛的极细，填实匡中，然后以母钱百文（用锡雕成）或字或背布置其上，又用一匡如前法填实合盖之。既合后，已成面背两匡，随手覆转，则母钱尽落后匡之上，又用一匡填实合上后匡，如是转覆……”
简谈青铜器之四：金石有数 万世宝之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同期世界历史上极其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这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古代青铜器的历史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缩影。
纵观历史，历代帝王大多堪称当时最大的收藏家。他们身份特殊，故可以做最纯粹的收藏者，既鉴赏玩味，又钻研考究，对古物珍惜礼敬，对其文化价值分外尊崇。
崇敬古物，是一项美好的人性特征。岁月总是渐行渐远，我们无法亲身感受昔日的生活，只能通过古人留下的文字记载去想象，通过古人遗留的器物去感受。观皇室收藏之真趣，思当下国人收藏之火热，让人不禁疑问：收藏古董的意义就是期待升值吗?我们该怎样以礼敬之心对待身边的古旧之物?又该如何从珍玩宝物中吸收养分，从而学会“用”的乐趣？
检阅历代档案，处处可见历代宫中对于典藏文物，尤其是对先秦青铜彝器的用心收集。而到了宋代后，金石学兴起，皇帝汇聚文臣、识家，共同记录、研究与考证宫藏珍品，详细著录尺寸，图而谱之。敬惜珍爱之情，尽显于卷上，如宋代的《宣和博古图》《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明代的《宣德鼎彝谱》《格古要论》，清代的《秘殿珠林》《西清古鉴》。这些著作都是青铜器和金石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也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财富。
在历史上，每一次划时代的技术革命，往往会引发社会革命，当铁器出现后，欧洲的青铜器很快就没落了。但在中国，却没有发生这种情形。铁器的蓬勃兴起并没有对青铜造成致命的影响，这是因为早期的铁器硬度不足，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如青铜，因此不能完全替代军事和生产领域的青铜器，同时作为奢侈品的青铜器仍在不断被生产，这也许只能用文化传统和人们的喜好来解释了。在短暂的秦朝，青铜铸造工艺仍在进步，从秦始皇的陪葬坑出土的铜马车有着前所未有的气势，结构细腻复杂，雕饰华丽丰富，这又是一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全面提升。而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延祚八百年”的周朝就此灭亡，随之消灭的还有从周公以来确立的礼乐宗法制度。从此，用青铜礼器的数量和等级确定时候地位的时代不复存在。从秦始皇陵园内发掘出的青铜器可见，青铜器已完全成为满足皇帝喜好的物件和皇权威严的代表。
东汉以后，人们在制造陶器上有了质的突破，成功地烧制出瓷器，在生活中，瓷器的造价低，创作空间更大，装饰形式更丰富，迅速走向大众，走向社会上层，因此，铜器的必要性远不如秦汉前的时代，但在一些宗庙、宫廷陈设、宗教、礼乐、赏赐等重要场合使用一些精美的青铜彝器、礼器、佛像、乐器。还有在钱币、镜鉴、日用品、配件等其他金属或材质不足以发挥作用的应以场景下，铜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简谈青铜器之五：泉货孔方 内涵乾坤
晋代鲁褒《钱神论》说：“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 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钱无耳，可使鬼”。
自古及今，没有人能绕开钱的话题，钱如何为人所用自然大家都明白，而钱币在铜器乃至金属器中，是唯一历代的官方都要生产的标准化产品，比任何的其他的青铜器物有研究脉络。古钱研究历史悠久，在南朝时便有专著《钱谱》，南宋有《泉志》，清代有《古金所见录》、《古泉汇》等。到了近现代，如《古钱大字典》、《中国钱币大辞典》、《历代古钱图说》、《中国古代货币史》等经典的出版，更加稳固了钱币学的显学地位。
许多古文明的早期，贝壳因为其不易获得,充当了一般等价物的功能，学名为货贝。今天的汉字如“赚”、“货”、“财”等,都有“贝”字旁,就是当初贝壳作为货币流通的印迹。在历史上，“泉”与“钱”通。因货币如泉水一样流通不息，遂有人又将“钱”称“泉”。王莽篡汉后，因“钱”、“铢”等字之“金”旁与繁体“刘”字结构“卯金刀”之“金”犯其忌讳，故正式以“泉”代“钱”，更铸“货泉”以及“小泉直一”至“大泉五十”等六泉。此后三国孙吴之“大泉当千”、唐及五代之“乾封泉宝”等，被广泛使用并留传下来。后世文人更因“泉”较“钱”字风雅淡泊。故尤喜称“钱”为“泉”。
宋代钱币
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是商朝的铜贝。在当时最广泛流通的贝币由于来源的不稳定而使交易发生不便,人们便寻找更适宜的货币材料,以布币、刀币、环钱和蚁鼻钱等为主的青铜币便应运而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也统一了货币，铸面文“半两”二字的方孔圆钱，每枚重半两，史称半两钱。方孔圆钱形制从此成为中国日后两千多年钱币的基本形制。但秦末汉初社会动荡，民间私铸盛行，因此半两钱早已不再重如其文。
这种混乱的状态，直到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由中央政府的上林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禁止各郡国铸钱，才得以结束。五铢钱重如其文，面铸“五铢”二字，周边有轮廓。五铢钱从汉直到唐初，虽经历王莽改制、董卓铸无文小钱等各种变革，其流通依然长达700余年时间而不衰。
到了公元621年(武德四年)，唐高祖废除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形制仍沿用秦以来的方孔圆钱，钱面铸由书法家欧阳询题写的“开元通宝”四字，钱文用隶书。自此，在中国历史上行用了数百年的铢两计重货币被废除，进入以通宝、元宝、重宝等为主的制钱阶段，直到辛亥革命清朝灭亡后部分地区依然还有制钱流通，可见其深入人心。
说到古钱币的形制，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圆地方的思想。方孔圆钱的形制正是受天圆地方这一哲学思想的影响，具有朴素的辩证法色彩，是古代先哲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所谓“小小钱币，内涵乾坤”，这种隐含在钱币背后的神秘哲学思想，或许也是钱币收藏几千青铜器的分类方法非常之多，其中有一个神秘的类型——“礼器”。
简谈青铜器之六：镜鉴昭明 存骨遗华
铜镜据说起源于黄帝，历史悠久。根据考古发现，中国古代铜镜最初在青海、甘肃部分地区的齐家文化中首现，夏至商代初期可被称为中国古代铜镜的萌芽阶段。商周之后，古代礼乐宗法制社会没落，青铜礼器衰落，青铜日用品得以发展。铜镜就是古代梳妆用的日常生活用品，亦是精美绚丽的金属工艺制品。
在銅镜出现前，大家知道古代人用什么来作镜子吗？答案就是“水”。《说文》中说：“监可取水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行，故用以为镜。”取一鉴，盛入水，就是一面最原始的镜子。很多人以为铜鉴等同于铜镜，其实不然。铜鉴是一种用铜制作而成的装水容器。而铜镜则是名副其实的、无需借助水成像的镜子。古代铜镜发展历史有以下几个阶段：早期（齐家文化与商周），流行（春秋战国），鼎盛（两汉），中衰（三国至南北朝），繁荣（隋唐），衰退（五代十国及其后）。其中汉代和唐代是中国古代铸镜业发展的两个高峰。虽然随着清代水银玻璃镜的出现，铜镜退出了使用舞台，但是历代铜镜的铸造工艺、铜质、纹饰、铭文等无不反映特定的时代背景，反映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学、艺术及风俗习惯等，值得人们去研究、探索。
两汉时期包括西汉、新莽、东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强盛时期，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发明了众多工艺复杂、制造精细的铜镜，其主要类型有：蟠虺纹镜、章草纹镜、星云镜、云雷连弧纹镜、连弧纹镜、多乳禽兽纹镜、变形四叶镜、神兽画像镜、龙虎纹镜等不一而足。
当时陶瓷业的进步和漆器的发展，虽然代替了青铜器皿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但制铜工艺并没有衰退，而是转向了制造铜镜等方面。
这时期官方和私营铸镜业都得到了普遍的发展。汉镜铭文中出现的许多“尚方”铭及纪氏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尚方”是汉代为皇室制作御用物品的官署，属少府。并有很强的宣传广告作用，表明民间铸镜业已十分普及。汉代的铜镜也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地区出现，由此可见汉文明的辐射之广。
唐代，铜镜发展到了又一个全盛阶段，唐太宗的千古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表明铜镜已从容颜的反映衍生到人生的观照，这种由本质至外延的扩展，正是中国文化的特性。
唐代铜镜在造型上已突破了汉式镜，如葵花镜、菱花镜、方亚形镜等。图案除传统的瑞兽、鸟兽、画像、铭文等纹外，还增加了表现西方题材的海兽葡萄纹、打马球纹等。装饰方法有浮雕、彩绘、镶嵌、鎏金等，出现了金银平脱、螺钿镶嵌、涂釉、涂漆等新工艺。
宋代以后，铜镜的工艺有所衰落，成为寻常百姓家的鉴容器具。到了清代，铜镜逐渐被水银玻璃镜的普及取而代之，铜镜的实用属性被取而代之变成了文人和藏家手中的古董珍玩。
简谈青铜器之七：礼之所用 躬逢胜饯
青铜器的分类方法非常之多，其中有一个神秘的类型——“礼器”。
一些观众在历览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历史遗迹时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在博物馆、历史遗迹中看到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的文物和遗迹，不是纹饰近乎抽象的鼎簋圭璋就是些造型奇特的盘盘罐罐。即没有像埃及金字塔那样令人震撼的建筑又没有像希腊罗马雕塑那样栩栩如生的写实作品。但从中华文明和中国艺术的深邃广大来看，我们先人的审美不是对“纪念碑式”建筑和“再现性”风格的追求那么简单，他们探寻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和美学思想。而了解这一思想最好的窗口就是本篇要谈的“礼器”。
礼制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但因相关文献古奥费解，今人仅从目之所及范围内所见的几件器物、几行介绍，是不容易体会到古人的生活中，礼器究竟意味着什么。
先秦时期也泛指夏、商、周三代，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奴隶制社会的青铜文明阶段。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我国先秦时期的奴隶制文明辉煌灿烂，源远流长，一脉相承，而礼正是先秦时期用以维系贵族间的等级规定，并作为规范以制约人们的日常行为。
葫芦岛市博物馆藏战国彩绘陶仿青铜鼎、簋、豆
礼器是用于宗庙中和宫室中的器物，使用于各种祭祀、宴飨和各种典礼仪式的场合，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人认为祭祀和打仗是国家头等重要的事情，比如说鼎、鬲、簋等是祭祀时使用的“食器”，爵、角、觚等是祭祀时使用的“酒器”等。中国古代的礼器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含义。《左传·成公二年》引孔子的话说：“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其中“器以藏礼”一语和《礼记·乐记》中所说的“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意义很接近，都指出“礼器”的本质并不仅限于它们的外形和表面功能，还在于它可以“内化”礼仪规章、社会关系、道德规范和政治制度。
在此就出现了一个关于“礼器”与“祭器”两个称呼之间区别的问题，笔者发现，许多情况下“礼器”与“祭器”这两个词并没有过多区分，但细细分解“礼器”与“祭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为什么不把“青铜礼器”称之为“青铜祭器”呢？其实很简单，礼器不仅在祭祀、典礼、仪式作为道具和身份的象征而出现和使用，它也是贵族日常生活中“迎头撞面总相见”的实用器；而祭器的适用范围则要小很多，大多数只在祭祀天地日月、宗庙社稷、神仙圣人等特定的场合使用，多数时间是被人敬而远之、束之高阁的，因此其给人的感觉远没有礼器那般有存在感。
简谈青铜器之八： 器奉仪礼 各莅其所
根据青铜器的用途，可将青铜器大致分为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工具、杂器七大类，其下再根据不同的器型，细分为饪食器、盛食器、盛酒器、饮酒器等。当然青铜礼器用于各种礼仪活动，因此它和日常生活中的器用不能相提并论。在许多出土和传世器物的铭文中，将青铜礼器称为“宝尊彝”，由此可知，尊彝就是当时古人对于青铜礼器的通称。笔者将在以后的文章中介绍一些较为常见的青铜器的名称、用途和标志器型。
青铜礼器包括酒器、饪食器、水器、乐器等分类，每一种器物由于王朝的更替，典礼制度的变化、习俗的相互影响，乃至生产技术的进步，又会演变成很多种形式。仅酒器和饪食器两大类中的器物，粗略统计，就有近40种不同的名称。每种基本器形，又有许多变化繁衍的式样，这些式样大的有几百种之多，这样，青铜礼器就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器物体系。每种器形的发展，一般规律是从简单到复杂，在铸造技术上由不合理到合理，这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出土或传世青铜器有数万件，这只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一小部分。单是这一小部分，就已经能描绘出一个遥远的、辉煌的青铜时代。
夏代青銅器以二里头文化遗址为代表，由于改朝换代的掠夺和3000多年的沧桑变化，夏代青铜器发现很少，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中的酒器爵、斝、角、盉，饪食器鼎，兵器中的戈、钺、镞，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和残存的圈足器等，夏代早期的青铜器形制主要受同时期的各类陶器的影响，充满着浓厚的原始初创气息，从而奠定了中国青铜器的主要形制的造型格局。
商代前期的青铜器延续了大部分夏代青铜器的器型，而随着历代商王的经营，尤其是中后期出现如盘庚、武丁等留名史册的君王，生产力的发展和统治阶级文化的变化，从出土的青铜器来看，无论在造型设计、花纹装饰，还是在铸造技术上，较前代都有明显的进步。此时期的礼器种类增多，器物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开始出现了铭文。商代人的神鬼崇拜，形成了商代青铜器纹饰庄重、狞厉之美，并以其精美绝伦的装饰造型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又一夺目的瑰宝。
周代前后跨越近800年，青铜礼器品类众多，装饰精美，工艺高超。周朝青铜礼器一直是代表身份地位和财富的标志，即使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各大小诸侯依旧将铸造、赠与、赏赐青铜礼器作为标榜身份的重要象征。根据实际出土情况观察及历史文献记载，礼器的搭配组合，例如鼎与簋的组合，这明确是周代最重要的制度规范。
所谓“重器不出门”，就是有重大意义的器物如不能保住，就意味着一个家族或者国家的消亡。楚庄王时，国力强大，向周定王的使者询问祭天地的鼎的大小轻重，流露出觊觎天下的野心。而到了秦统一中国前：“秦昭襄王迁九鼎，占王畿，灭东周”，九鼎的转移象征着一个王朝的终结。
简谈青铜器之九：应物象形 神祇浮现
在青铜器身上，不仅仅背负着严肃和厚重的历史，在这曼妙迷离的锈色包浆下，还浮现着一些趣味的神话故事。这些神话故事大多来源于以《山海经》为代表的上古神话传说之中，而《山海经》又不能视为一部正史，其中故事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质疑。实际上，从传世和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青铜器上，我们能看到神话传说里的蛛丝马迹。
对于青铜器中体现的原始崇拜、神话故事，古人早已有所提及。《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说道：“周鼎着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到宋代后《考古图》论及五癸鼎：“鼎文作龙虎，中有兽面，盖饕餮之象。”《山海经·北山经》有云：“钩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有兽焉，其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鸮，是食人。”
商代和西周前期青铜器上夔龙纹也是重要纹饰之一，主要来源于传说中一种近似于龙的动物形象。关于夔龙，据《山海经》记载：“有兽壮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初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夏商周时期，人类刚刚摆脱动物的状态，摆脱了刀耕火种的生活，而鱼鳞纹的出现，多少反映出当时的人们还未完全摆脱那种渔猎生活，也反映出人们对鱼类等野生动物的自然崇拜。在青铜礼器上的纹饰主要包含现实和神话中的两类动物，如饕餮纹、夔纹、凤纹、蟠虺纹、蟠螭纹，都是神话传说当中动物的形象，鸟纹、鱼纹、龟纹、牛纹、象纹、虎纹等则是现实生活中的动物形象。
与商代晚期平行的三星堆文明，其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棵大铜树。修复成功的青铜神树，枝干遒劲，气度不凡，树干上有镂空太阳纹的盘状装饰，树枝站着9只鸟，而这颗青铜神树与史书上记载的扶桑树极为相似，《山海经·海外东经》说“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在此之前，人们一直以为《山海经》中的扶桑树只是传说，而树上的9只鸟，说明传说并非空穴来风。
不管是饕餮纹、夔龙纹、鱼鳞纹、太阳或是其他纹饰纹，这种概括夸张的艺术表现和造型呈现的“狞厉的美”，之所以具有威吓神秘的力量，是因为这些象征符号指向了某种超世间的权威神力。其特有的肃穆沉稳而不失活力的艺术特色，常常唤起人们敬畏之感，祭祀时以通天神，拜祖先，表现出统治者的绝对权威。这是当年商周时代贵族们所希望达到的艺术效果，也是各种繁复夸张的纹饰日趋流行的重要原因。
简谈青铜器之十：礼奉筵享 尊卑明列
在青铜器分类中食器可分为：饪食器，用于烹饪、加热食物：鼎、鬲、甗等;盛食器，用于盛装食物：簋、簠、盨、豆、盂、俎等。
因为古人吃到肉是不容易的事，能吃到多种肉的一定是地位比较高的人，用鼎的数量，就证明占有肉的数量，所以王是九鼎，诸侯是七鼎，依次排都是奇数。后来成为礼器中最重要的器种之一，按照礼制组合成的所谓“列鼎”，王朝覆滅叫“鼎迁”，王朝建立叫“定鼎”。传说，夏禹曾铸九鼎，用象九州。夏灭，鼎归于商;商灭，鼎归于周，成为传国重器。而到了孔子所说“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天子对全国实际控制权的衰落，各有实力的诸侯国也纷纷提高爵位，甚至直接使用天子的礼仪。如河南信阳、河南新郑郑韩故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安徽寿县楚王陵等都曾出土九鼎八簋，说明其大多有窥伺周室王朝的野心。
簋是青铜器里很有影响的一个器物，自商代开始出现，延续到战国时期。在礼制中，簋都是偶数出现，鼎都是奇数出现，如九鼎配八簋，七鼎配六簋，因为它们经常配套，代表所有者的身份。因此也常见在簋盖、腹内铸刻长篇铭文，如著名的利簋、格伯簋、颂簋。簋的形制是个圆的饭碗，用于盛放谷物，为了挪移方便，人们就开始给它加把，最初是加两个把，后来也有加三个把、四个把和方座的，起着装饰作用。
鬲、甑和甗也是饪食器，其原型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陶鬲和陶甑。鬲跟鼎的形制相近，通常为三足，但等级比鼎低，一般也比鼎小而简单，初期的鬲是从陶鬲演化而来的，到了西周晚期以后青铜鬲开始增多，口沿加宽，开始向礼器演化。甗，通俗地讲就是蒸锅，是甑和鬲的组合器，上半部分是甑，下半部分是鬲，底下是放水的，在甑的箅子上搁谷物、人头或肉类，通过蒸汽蒸熟食物。甗有整体浇铸的，也有分体浇铸的。
簠、盨、敦、豆跟簋功能相近，都是盛粮食或其他食物的。但是除了类似高足盘都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簠、盨都是到西周中期后甚至春秋时期才出现。因为周人目睹了商贵族过度饮酒导致国家灭亡，而限制贵族喝酒，很多酒器不再制作了。但是在宴饮陈设中少了酒器，就需要用其他的类别去填充空缺，簠、盨、敦就是这时期周人设计出来的：簋是圆形的，簠是长方形的，盨属于椭圆形，敦大多球形，豆是高足器。盖可以取下作为餐具使用，其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科学合理，闪耀着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的璀璨光辉。
简谈青铜器之十一：斧斤干戈 大刃卫国
葫芦岛市博物馆藏战国青铜戈
青铜兵器：有钺、戚、戈、矛、铍、戟、殳、剑、镞、刀、胄等。
中国青铜时代钺的地位很高，它是用于斩杀的刑具，因而演化成为权力的象征。古代王者出师，手中常持钺。其形制类似于大斧子，但是钺一般极少用于战争打仗用，多数是作为刑具和权杖。通过考古挖掘发现，出土钺的墓葬墓主人的军事地位一定很高。如殷墟妇好墓里出土了几把大钺，因为她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也是女将军。传说周武王灭商以后攻入朝歌，一定要用黄钺把商纣王的头给砍下来，黄钺就是金黄色的青铜钺。周武王立国后，让周公执大钺、召公执小钺，以此向他们授予军权。而与之近似的斧、戚，头较小，柄较短，多用于执行军法或近战格斗，故而晋陶渊明有诗云：“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最常见的长杆的青铜兵器就是戈、矛、戟，还有铍、殳等不常見的兵器。戈、矛、戟因其流行时间长，数量大，为人所熟知，其中戈、戟、铍、殳都是中国独有的兵器。
戈古称钩兵，已知最早的青铜戈发现于偃师二里头遗址，其年代距今约3500年，是啄击和钩杀的一种兵器，啄击像鸟一样，侧面有刃，但它的缺点是易掉头、转头，使用不够灵活。到西汉以后，随着兵器和战术的发展，戈被逐渐淘汰，后一度成为仪仗兵器。石质的矛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商代早期开始出现青铜矛，至春秋早期、中期，春秋中晚期以后又多见狭刃且有血槽的矛，直至汉以后青铜兵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矛依旧是常备兵器。矛是兵器里非常经典的器形，直到冷兵器时代结束依然可以见到矛的身影。戟是一种既可刺杀也可以钩啄的双重兵器，西周时期开始有整体合铸的戟，春秋前期戟很少见，春秋晚期又开始流行，春秋晚期到战国流行多戈戟，而后演变为连体合装戟。铍的外形像短剑，两面开刃，后端为扁形或矩形的茎，装长约3米-3.5米的竹柄或木柄，可双手握住，类似于矛的功用。殳是一种兼有砸击和刺杀两种功能的兵器，起类似铜箍，也有刺球状和带锋刃的。《诗经》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既可防身自卫，还可装备战车。
剑、刀都是近身格斗、可斩可刺的兵器，剑一般由剑身和剑把两部分组成，一般都有剑鞘，春秋后，其上的玉剑首、玉剑格、玉璏、玉珌四样俱全的玉具剑逐渐形成。相比于刀，剑的地位要高，士大夫以上的人都要佩剑，变成一种礼仪，但凡有一定地位的人，在一些重大的仪典上，不佩把剑会显得很失礼。
简谈青铜器之十二： 奉尊唯尚 下分爵位
龙乾堂藏汉铺首衔环銅锺（壶）
中国不但酿酒的历史源远流长，酒器生产同样具有悠久的传统。在古代，器具生产往往反映着一个时代手工业制作的水平。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青铜爵是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酒器。到了商代时期，青铜酒器生产呈现了多样化的特点，盛极一时，逐步成为国家礼器的一种显著标志。据记载，商代贵族特别崇尚饮酒，如尊、爵一类酒器的政治地位非常高，因此对持尊者的身份做出了严格的限制，现代汉语中的“尊重”、“爵位”等词，基本源于此义。
爵为饮之器，亦可用于煮酒或温酒，它前边有个饮酒用的流，后边的尾起平衡作用，上边有两个柱，中间是容酒腹，底下有三条足，边上有一个把叫鋬，商周贵族饮酒习俗是以小为贵，一般重要的礼仪场合使用，西周后逐渐减少。尊者举觯，卑者举角。觯就像一个小花瓶似的，喝酒倒是很方便，有些带盖，有些则不带。角跟爵的区别主要是它前头没有流，它两头都是尾，而且上头没有柱，商代和西周早期也曾出现有盖的。西周中期以后，角便不复存在。饮酒器除了爵、觯、角之外还有觚，很像现在的花插，喇叭口、底足外撇，早期微胖，商晚期后整体瘦高，细腰但腹部常有出戟突出。
除饮酒器外，另有青铜盛酒器。斝是盛酒器当中的温酒器，三足，一鋬（把），两柱，圆口呈喇叭形，一般器形都较大，在青铜器中许多的器类都是有圆有方，斝也不例外。尊也有方形、圆形两种，侈口外撇，状似坛，兼可盛水。《礼记·礼器》规定：“庙堂之上，想尊在阼，尊在西。”《诗经·国风·卷耳》的“我姑酌彼金尊，维以不永怀”，说明尊是身份的象征。
此外，盛酒器中还有卣、彝、罍、缶、瓮、觥、盉、壶等，其既可以作为盛酒器，其实也可以作为盛水器使用。卣基本上是扁圆体，也有少量圆体，筒形和方卣，肩部有提梁，有盖，多做仿生器形如：猪卣、虎食人卣、鸮卣等。方彝整体造型很像古代的一个建筑造型，有人研究古代建筑就会参考方彝，其器盖正好形似屋顶。罍实际上就是酒坛子，罍和其他容器不太一样的是，它除了两侧的“耳朵”以外，还会多一个“鼻子”或者“兽头”。缶、瓮出现得稍微晚一点，早期一直用陶器，到了东周时期开始用青铜来铸造。商代壶形式有瓠形壶、长颈圆体提梁壶、细长颈圆腹壶、扁壶等，西周后基本定型的形式有扁壶、圆壶、长颈椭方壶，而后到汉代逐渐演化出如锺、钫等器形。觥流行于商晚期至西周早期。圈足或四足。全器或盖做成仿生的怪兽或长鼻的象状。盉是调和酒、水的器具，有盖、前有流、后有鋬，三足或四足，盖和盉之间有链相连接。
至此，笔者已经通过十二期文章，简单介绍了先秦及其后青铜器的历史脉络和背后故事，器物作为一种载体，其背后承载的是政治、是经济、是人文，以史为鉴，鉴往知来，方能经世济民。希望读者朋友能从中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