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匪患，是特定時期非常特殊的社會現象。長期以來，土匪在官府與群眾的夾縫中生存，一方面躲避官府的打擊，另一方面還要從正常的生活狀态中脫離出來，斷絕與社會的正常交往。
民國時期土匪和其他時期不同，他們充分利用各種的社會沖突，與官府、群眾、地方鄉紳以及其他的幫會等一起形成了一種對抗而又互助的關系。無論是對抗官府或者社會，或者人民保護者的身份出現，抑或地方鄉紳的對抗者等，他們都能夠在嚴峻的生存環境當中，進退自如，有着自身的生存哲學。
土匪文化
什麼是土匪呢？如果按照英國社會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J．Hobsbawn）的定義，他認為，從法律上來講，任何以群體暴力的方式，從事搶劫或者襲擊活動，都被認定為土匪。中國社會史專家幕少卿認為，土匪就是超越法律範圍進行活動，但是又沒有任何政治目的的團夥。從他們的定義來看，土匪從來沒有消失，他們隻是換了個稱呼而已。
民國時期，土匪這個社會群體是非常龐大的，1930年，據《申報》統計，土匪的人數在2000萬左右，如果按照當時最高峰4億人口來計算，也就是說1/20的人口成為土匪。如果你打開全國地圖，沒有一處沒有土匪的。
拿湘西來說，在這裡參加土匪，幾乎成為一種生活習慣，直至解放前，這裡的土匪還有近20萬，而本地人口也沒有超過300萬，也就是土匪比例在6%以上，如果再考慮人口比例，1/6成年男性的數量，也就是說有30%以上的成年男性都是土匪。
如果一個群體當中少數派，可以進行有效管理，如果多數人都成為土匪，肯定是整個社會出了問題。湘西地處山區，很多成年男性為了逃避兵役，不得不跑到山上避難。民國的土匪已經是一個正常社會當中“桃花林”，成為避世的最好途徑。
作為如此巨大的有機體，它的思維方式、價值觀、以及組織形态，肯定有其文化的趨同性。和其他的民族文化不同，土匪文化呈現一種亞文化形态，它與整個社會雖然是同源，卻又天然存在着沖突性。從曆史長河來看，土匪是這一特定時期的特殊産物，但是如果從個體行為來看，它是心态失衡，自我走向迷茫，走向文化錯位的開始。
就像電影《計程車司機》、《小醜》所呈現出的一種社會錯位，當越戰回來的戰士，無法适應正在巨變的社會，當“小醜”弗萊克，無法與社會和解，之後就是整個群體的引爆。實際上土匪寄生于當時社會環境當中，甚至在當下能夠獲得很多人的同情，是非常耐人思考的問題。
土匪的地域性
民國土匪，都會依托相對固定的地理區域，在某一區域内進行反抗社會的活動，在這個社會群體當中，方言與民間的宗教，往往是土匪亞文化形成的根基。
中國的方言千差萬别，同一個事物有時候隔了一座山，一條河，稱謂往往都不一樣。為了聯絡隊友，對抗敵人，土匪在本地方言的基礎上形成黑話。土匪之是以要使用自己的一套語言體系，與鄉村社會的封閉性密不可分的。
比如在豫南地區，土匪的首領被稱為“大掌櫃”，把家境富裕的稱為“肥鴨”，把官府稱為“鬼門關”。而在江漢平原，則會把官兵稱之為“凜勾子”，把土匪頭目稱之為“老闆”，把剿匪的軍隊稱為“冷子”，攻打寨子稱為“打圍子”。久而久之，土匪逐漸抛棄正常社會的一套語言體系，把自己從正常社會當中差別開來。
土匪的黑話具有資訊加密的功能，是以不能洩露給外人知曉，是以“黑話”也具有臨時性。他們在每一次打劫過程中，都有可能把自己的黑話暴露在公衆面前，是以為了保密的需要，時常需要更新自己的黑話系統。但是對那些群衆來說，掌握黑話，對他們下一步融入土匪群體，也有好處。這些土匪為了招募更多的成員，如果這些群衆沒有長時間的“心向往之”，也是很難被說服。
土匪的規矩
在共同的價值取向當中，地方宗教起到非常重要的橋梁作用。比如四川的袍哥，群眾對關羽的崇拜，減弱了人們對袍哥的排斥，關羽成為彼此之間精神的契約，共同遵守關羽的一套行為規則，講義氣、忠誠等。
土匪由于絕大部分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漂泊不定，整日過着提心吊膽的生活，是以從宗教迷信當中的鬼、神、仙、妖中尋找守護的力量，以及獲得精神的寄托。土匪需要用宗教作為日常生活的凝聚力量，以及違反規則的懲罰，比如袍哥對于背叛幫會的兄弟，會要求在關羽面前，進行“三刀兩洞”的懲罰。
他們在打圍、砸窯、綁票、靠窯、典鞭乃至貓冬等活動中總是希望有神仙還有妖的庇護，是以處處流露出一種迷信的心态，辦事說話都要讨個吉利。比如搶劫之前要進行占蔔，忌諱的詞要用替代詞，甚至一天當中該做什麼，不做什麼，都有詳細的規定。
比如：醜不遠行酉不東，求财望喜一場空。寅辰往西主大兇，病人遇鬼邪害傷一亥于北方大失散，雞犬做怪事難成。已未東北必不通，三山擋路有災星。午申體往西南去，文生下馬一場空，逢戍不上巽中去。口舌是非有災星。
在民國，土匪的産生途徑是非常多樣的，其中幫會是非常重要的一條途徑。是以幫會當中那些規則，隐語，結拜等，都對他們有很大的幫助。比如湖南常德，紅幫招募的時候就以漢壽山山主的名義，會要求入夥之人，喝雄雞血酒，對天盟誓，永不叛會。河北永豐土匪，則借鑒洪門的很多規則，如《四盟約》、《八賞規)、《八斬條》與洪門的《三十六暫》、《二十一剮》、《十禁》、《十刑》非常類似。是以在民國，土匪對幫會會非常尊重。
土匪與軍閥的共生
當然土匪和幫會還是有差別的，一個要生活在社會的陰影當中，另一個可能會遊走在灰色地帶，但是日常都曝光于社會之中。土匪内部為了保持一種相對和平的狀态，不至于因為分贓不均等因素，而彼此争鬥，殘殺，需要在彼此之間強調一種親情關系，并且用制度進行保證，以此來形成比較和睦的局面，這一點和幫會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土匪不是一個合法的社會階層，不可能被社會、法律所認可。是以土匪的世界觀是與社會對立的，它雜糅社會各階層文化的目的，是為了破壞社會，破壞這種文化體系，他們所認可的隻有暴力。
軍閥割據為這種暴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軍閥對錢的需求是貪得無厭的，他們和土匪一樣，有組織對農民以及鄉紳進行搶劫。通常情況下，土匪對抗軍閥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長期的共存，讓彼此形成了共生的關系。
軍閥可以随時在土匪這裡補充兵源。在北洋軍閥時期，形形色色的軍閥不外乎兩種形式，要麼是袁世凱的将領，要麼自于土匪。比如山東軍閥張宗昌、奉系軍閥張作霖、桂系軍閥陸榮廷等，均以土匪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
張宗昌
為了應對接連不斷的戰争，軍閥必須有足夠的兵源作為保障，招募土匪成為軍閥常用的手段。當時的中國，遍地是土匪，招募土匪非常容易達到擴軍的目的。而且很多軍閥出身于土匪，對土匪有很深的情結。最顯著的就是張作霖的奉軍、張宗昌的魯軍、倪嗣沖的安武軍、趙倜的豫軍、劉鎮華的鎮嵩軍等，這些軍隊絕大部分都是通過對土匪的招編而形成的。
時日久了，人們很難厘清楚土匪與軍閥的差別，人們加入土匪有些是為了生活，很多是想成為軍閥，把土匪當中一個跳闆，“不特無戾于法，且可以為作官之階梯也”。
土匪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是近現代社會特定時期，發展出的一個産物。很多土匪社會身份是遊兵，比如山東地區，晚清官府為了防範列強的入侵，在這一地區重兵布防，當局勢緩和，很多官兵會就地解散，甲午戰争之後，山東地區形成了大規模的土匪，據統計，1930年，山東土匪人數在20多萬，他們都按照正規軍的編制，設定軍師旅團等。
按照《申報》統計，山東最大的五股土匪中，郭安一股擁有快槍1000餘支，盒子炮500餘杆；于三黑一股有九連登毛瑟槍1000餘支，盒子炮、勃郎林炮400至500支；而最大的範玉林一股則裝備有毛瑟槍1000餘支，勃郎林炮800餘支，盒子炮600餘杆，機關槍2架。
這些擁有精良裝備的土匪，熟悉戰事，擅長槍法，能快速實作由“匪”向兵的轉化。是以土匪到軍閥是一條不自覺的道路。
這些土匪主要是兵丁，他們源于軍閥，但是他們不希望在統治階級的派系當中充當第三者，但是他們又無法擺脫這種派系的鬥争，而成為派系鬥争的犧牲品。
結束語
民國時期，軍閥混戰，1916年前後，軍閥混戰幾乎沒有停止過，到了1925年，軍閥混戰波及到14個省，直接造成了1928年的陝甘大饑荒，餓死24萬人之多。如果再加上自然災害，迫使很多農民，不得不為了躲避災害铤而走險，走向土匪的道路。
土匪既是一種職業，也是一個社會群體，它遊離于正常的社會結構當中，有着自己的一套組織體系。當社會需要暴力維持的時候，暴力也成為社會發展的最大障礙，它讓正常的社會生産無法延續，生産者與生産脫離，社會階級沖突激化。
這種尖銳的對立又在同一個生存空間下，軍閥需要這些遊民與破産的自耕農，這些遊民即使在财産上一無所有，仍然有其社會價值，仍然能在動蕩的社會當中生存下來，如果從社會環境看，不失為一種合乎邏輯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