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作為中國近代曆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運動，其在中國曆史上的影響之深遠，乃至于一直到百年後的今天，仍然為人們津津樂道。
但是，由于史料殘缺，起因與過程，仍然存在着很多未解之謎。對于這場運動爆發的原因，台灣曆史學家呂芳上在著書《民國史論》中，剖析了五四運動與國民黨的諸多關系。而其它史學家，也多在無産階級這一勢力中尋找線索。
其實，在這場運動中，一直存在着北洋政府的影子，而史學界卻對它很少提及。
這裡，我們先來說說在五四運動中，著名的“三大賣國賊”之首：曹汝霖。
在他晚年的回憶中，寫到：“（五四）運動之起因，無非是總統徐世昌與皖系軍閥之首段祺瑞之間的沖突，以及林長民與他之間的一點私人恩怨......”然而，由于曹汝霖本人在這場運動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這些話一直被當做曹汝霖對自己的辯解。
不過，仔細想想，曹汝霖的話，也并非全無價值。畢竟，曹汝霖當時在民國政壇上，尤其是在中日外交中，占據着重要地位。乃至于，中國外交失敗後，他一度成為了社會輿論的首要讨伐對象，其在皖直鬥争中，也是知之甚多。
在當時，徐世昌和段祺瑞兩人有沖突是顯然成立的，但是，在這個沖突的背後，實際上卻反映了北洋軍閥皖直兩系之間的鬥争。倘若，事實真的像曹汝霖說的那樣，或者半真半假，那麼，這必然能為五四運動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說到皖直鬥争，就不得不提及總統徐世昌了。
徐世昌雖無加入皖直任何一派，但是，實際上，他卻是由皖系之首段祺瑞一手捧出來的。徐世昌原本與袁世凱交好，作為袁世凱的左膀右臂，但是，卻在袁世凱企圖稱帝後與之決裂，隐退山林。直到袁世凱死後，段祺瑞才重新請他出山，調解“府院之争”。
後來，選舉民國第二屆總統之時，段祺瑞更是由于與馮國璋相持難分，推舉徐世昌當上了民國大總統。而徐世昌與段祺瑞的關系，說是提線木偶與牽線人或許有些言過，但是，如果沒有段祺瑞，也就肯定不會有後來的徐世昌。
照理說，徐世昌在段祺瑞所代表的皖系的扶持下當上了總統，就算不對段祺瑞感恩戴德，至少，也不應該與之作對。但是，兩人之間存在的根本沖突卻是在于政見的不統一。徐世昌主張和平統一，而段祺瑞卻更崇尚武力。這一點，便為後面的不合，埋下了伏筆。
然而，真正讓徐世昌動搖的，卻是來自皖系的死對頭直系。當時，皖系直系之間的沖突，幾乎可以說是到了撕破臉的地步，就差動刀動槍開幹了。而徐世昌，雖由皖系扶持，卻深知若想坐穩總統之位，必須要穩定國内局勢。至于哪一派當家做主，卻也不是他能掌控的。
當時，前直系首領馮國璋退出曆史舞台，新直系的首領曹锟，在段祺瑞的騙拐之下，一直充當着段祺瑞武力統一的先鋒。
而曹锟麾下戰将吳佩孚，首當其沖，一舉擊敗桂系主力，連帶着擊垮了湖南軍，奪下長沙，劍指兩廣。然而，在後方，段祺瑞卻派心腹徐樹铮編練自家武裝參戰軍，将從日本借來軍資、軍備武裝，都投到了那裡。而辛苦作戰在前線的直系，卻半點好處沒撈着，還白白便宜了皖系。
就連段祺瑞的親随張敬堯，也在此戰中混得督軍一職。但是，對于吳佩孚，卻隻是打發他當了個無實權的孚威将軍。然而，段祺瑞這種坐收漁人之利的把戲，着實談不上有多高明，莫說是精明的吳佩孚，連傻憨的曹锟都看透了。以至于，吳佩孚打到衡陽的時候，便開始了消極怠戰。
他一面按兵不動，跟南方互相勾搭，往來通信；
一面以最激進的愛國面目，頻頻通電，對北京政府種種行為肆意抨擊，甚至，對政府重要官員指名道姓，斥其是非。
打狗，沖的是主人，吳佩孚此舉，無疑是在向當時當家的皖系挑釁。經戰争實力逐漸壯大起來的新直系，此時已隐隐有了問鼎中原之勢。恰好，當時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正是給了直系一個攻擊以段祺瑞為首的北洋政府的機會。而五四學生的抗議運動，更是讓這個機會無限擴大。
可以說，吳佩孚的種種言論，不管是對于當時的輿論亦或是政局，都有很大的影響。
在當時，吳佩孚由于連連勝戰，一時之間風頭正盛，直系雖有其他元老，諸如“長江三督”（蘇督李純、贛督陳光遠和鄂督王占元）等人，但是，若要論當家人，卻無人能與吳佩孚一争高下。盡管，吳佩孚的發言，不見得能夠代替整個直系，但是，他們都很樂意通過吳佩孚向皖系政府表達自己的不滿。
作為袁世凱老友的徐世昌，盡管已經和老友決裂，但是，卻也不願意見到北洋團體分裂。對他而言，盡管，皖系是自己的老東家，但是，為了讓他的位置坐得更穩，就必須維持北洋軍閥各個派系的平衡，其中，皖直兩系更是重中之重。如果，僅僅在皖系的指揮棒下做總統，那麼，他徐世昌豈不成了漢獻帝？
正是出于這層考慮，他才敢跟段祺瑞産生一些“不同意見”。反而，更傾向于考慮吳佩孚的建議，乃至于當時林長民将中日在山東問題上換約，中國有“欣然同意”的外交辭令這一消息透露給了國内的報界，這也導緻曹、章、陸三人被罷免，甚至，引發了火燒趙家樓事件。
然而，徐世昌隻是将林長民叫過去訓了一頓，而親日派的皖系，也隻能犧牲曹、章、陸三人，使得作為親英美派的直系，漸漸的占據了上風。
可以說，五四運動的爆發，是象征着皖直兩系勢力此消彼長的重要轉折。
通過五四運動，皖系和它的安福政府徹底背上了賣國的罵名；而直系當中，尤其吳佩孚則獲得了愛國英士的美名，從此，得到了行動的正當性。
五四運動次年，皖直雙方終于迎來一場大戰，戰鬥前，皖系與直系幾乎不是一個級别。然而，勝利的天平卻不斷地朝着原本較弱的直系傾斜。直系的這場勝利，除了歸功于平時嚴謹的訓練，以及戰術方面的優勢之外，皖因背負賣過罵名而導緻的士氣低落，也不失為一個重要的因素。
按說，當時的中國國内勢力錯綜複雜，既有資本雄厚的的國民黨勢力，也有廣西陸榮廷和雲南唐繼堯等諸多勢力。但是，在五四這一關鍵時刻，他們卻讓親英、美的直系引領了風頭。而吳佩孚，則通過在五四時期的表現，更是成為了輿論的導向。
在新聞輿論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勢力的時代，這種話語權，顯然具有超乎想象的力量。而吳佩孚，正是借着這個力量，一下子成為了當時最耀眼的英雄。可以說，五四運動正是在北洋軍閥的各派鬥争中萌生，又是見證了皖系勢力的急轉直下與直系的輝煌。
毫不誇張地說，吳佩孚恐怕就是這場鬥争的最大赢家。
參考資料：
【《救贖中國：五四運動》、《中國通史·曹锟吳佩孚》、《北洋儒将吳佩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