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之深远，乃至于一直到百年后的今天，仍然为人们津津乐道。
但是，由于史料残缺，起因与过程，仍然存在着很多未解之谜。对于这场运动爆发的原因，台湾历史学家吕芳上在著书《民国史论》中，剖析了五四运动与国民党的诸多关系。而其它史学家，也多在无产阶级这一势力中寻找线索。
其实，在这场运动中，一直存在着北洋政府的影子，而史学界却对它很少提及。
这里，我们先来说说在五四运动中，著名的“三大卖国贼”之首：曹汝霖。
在他晚年的回忆中，写到：“（五四）运动之起因，无非是总统徐世昌与皖系军阀之首段祺瑞之间的矛盾，以及林长民与他之间的一点私人恩怨......”然而，由于曹汝霖本人在这场运动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这些话一直被当做曹汝霖对自己的辩解。
不过，仔细想想，曹汝霖的话，也并非全无价值。毕竟，曹汝霖当时在民国政坛上，尤其是在中日外交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乃至于，中国外交失败后，他一度成为了社会舆论的首要讨伐对象，其在皖直斗争中，也是知之甚多。
在当时，徐世昌和段祺瑞两人有矛盾是显然成立的，但是，在这个矛盾的背后，实际上却反映了北洋军阀皖直两系之间的斗争。倘若，事实真的像曹汝霖说的那样，或者半真半假，那么，这必然能为五四运动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说到皖直斗争，就不得不提及总统徐世昌了。
徐世昌虽无加入皖直任何一派，但是，实际上，他却是由皖系之首段祺瑞一手捧出来的。徐世昌原本与袁世凯交好，作为袁世凯的左膀右臂，但是，却在袁世凯企图称帝后与之决裂，隐退山林。直到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才重新请他出山，调解“府院之争”。
后来，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时，段祺瑞更是由于与冯国璋相持难分，推举徐世昌当上了民国大总统。而徐世昌与段祺瑞的关系，说是提线木偶与牵线人或许有些言过，但是，如果没有段祺瑞，也就肯定不会有后来的徐世昌。
照理说，徐世昌在段祺瑞所代表的皖系的扶持下当上了总统，就算不对段祺瑞感恩戴德，至少，也不应该与之作对。但是，两人之间存在的根本矛盾却是在于政见的不统一。徐世昌主张和平统一，而段祺瑞却更崇尚武力。这一点，便为后面的不合，埋下了伏笔。
然而，真正让徐世昌动摇的，却是来自皖系的死对头直系。当时，皖系直系之间的矛盾，几乎可以说是到了撕破脸的地步，就差动刀动枪开干了。而徐世昌，虽由皖系扶持，却深知若想坐稳总统之位，必须要稳定国内局势。至于哪一派当家做主，却也不是他能掌控的。
当时，前直系首领冯国璋退出历史舞台，新直系的首领曹锟，在段祺瑞的骗拐之下，一直充当着段祺瑞武力统一的先锋。
而曹锟麾下战将吴佩孚，首当其冲，一举击败桂系主力，连带着击垮了湖南军，夺下长沙，剑指两广。然而，在后方，段祺瑞却派心腹徐树铮编练自家武装参战军，将从日本借来军资、军备武装，都投到了那里。而辛苦作战在前线的直系，却半点好处没捞着，还白白便宜了皖系。
就连段祺瑞的亲随张敬尧，也在此战中混得督军一职。但是，对于吴佩孚，却只是打发他当了个无实权的孚威将军。然而，段祺瑞这种坐收渔人之利的把戏，着实谈不上有多高明，莫说是精明的吴佩孚，连傻憨的曹锟都看透了。以至于，吴佩孚打到衡阳的时候，便开始了消极怠战。
他一面按兵不动，跟南方相互勾搭，往来通信；
一面以最激进的爱国面目，频频通电，对北京政府种种行为肆意抨击，甚至，对政府重要官员指名道姓，斥其是非。
打狗，冲的是主人，吴佩孚此举，无疑是在向当时当家的皖系挑衅。经战争实力逐渐壮大起来的新直系，此时已隐隐有了问鼎中原之势。恰好，当时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正是给了直系一个攻击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的机会。而五四学生的抗议运动，更是让这个机会无限扩大。
可以说，吴佩孚的种种言论，不管是对于当时的舆论亦或是政局，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当时，吴佩孚由于连连胜战，一时之间风头正盛，直系虽有其他元老，诸如“长江三督”（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和鄂督王占元）等人，但是，若要论当家人，却无人能与吴佩孚一争高下。尽管，吴佩孚的发言，不见得能够代替整个直系，但是，他们都很乐意通过吴佩孚向皖系政府表达自己的不满。
作为袁世凯老友的徐世昌，尽管已经和老友决裂，但是，却也不愿意见到北洋团体分裂。对他而言，尽管，皖系是自己的老东家，但是，为了让他的位置坐得更稳，就必须维持北洋军阀各个派系的平衡，其中，皖直两系更是重中之重。如果，仅仅在皖系的指挥棒下做总统，那么，他徐世昌岂不成了汉献帝？
正是出于这层考虑，他才敢跟段祺瑞产生一些“不同意见”。反而，更倾向于考虑吴佩孚的建议，乃至于当时林长民将中日在山东问题上换约，中国有“欣然同意”的外交辞令这一消息透露给了国内的报界，这也导致曹、章、陆三人被罢免，甚至，引发了火烧赵家楼事件。
然而，徐世昌只是将林长民叫过去训了一顿，而亲日派的皖系，也只能牺牲曹、章、陆三人，使得作为亲英美派的直系，渐渐的占据了上风。
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爆发，是象征着皖直两系势力此消彼长的重要转折。
通过五四运动，皖系和它的安福政府彻底背上了卖国的骂名；而直系当中，尤其吴佩孚则获得了爱国英士的美名，从此，得到了行动的正当性。
五四运动次年，皖直双方终于迎来一场大战，战斗前，皖系与直系几乎不是一个级别。然而，胜利的天平却不断地朝着原本较弱的直系倾斜。直系的这场胜利，除了归功于平时严谨的训练，以及战术方面的优势之外，皖因背负卖过骂名而导致的士气低落，也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按说，当时的中国国内势力错综复杂，既有资本雄厚的的国民党势力，也有广西陆荣廷和云南唐继尧等诸多势力。但是，在五四这一关键时刻，他们却让亲英、美的直系引领了风头。而吴佩孚，则通过在五四时期的表现，更是成为了舆论的导向。
在新闻舆论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势力的时代，这种话语权，显然具有超乎想象的力量。而吴佩孚，正是借着这个力量，一下子成为了当时最耀眼的英雄。可以说，五四运动正是在北洋军阀的各派斗争中萌生，又是见证了皖系势力的急转直下与直系的辉煌。
毫不夸张地说，吴佩孚恐怕就是这场斗争的最大赢家。
参考资料：
【《救赎中国：五四运动》、《中国通史·曹锟吴佩孚》、《北洋儒将吴佩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