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的态度

譯林出版社新近推出何平主編的“現場文叢”，遴選35歲以下作家的作品集，已出版陳思安《活食》、周恺《偵探小說家的未來之書》、朱宜《我是月亮》、三三《俄羅斯套娃》、王蘇辛《馬靈芝的前世今生》五種。從作者陣容來看，“青年性”無疑是“現場文叢”标舉的态度。按照“五四”新文化傳統的說法，“青年”不僅在于自然生理屬性的年齡，也指向一種社會文化屬性的精神、氣質，代表着活力、希望與發展，隐喻着個體、社會和國家的新陳代謝、除舊布新與改天換地。對于文學而言，“青年性”意味着對于文壇主流趣味的間離與反撥。中國文壇一度流行“好看的現實主義”，實則好看的現實主義往往淪為乏味、無趣的現實主義，在社會生活的表面慣性滑行，犧牲了“人類的情感、動機和秘密”（詹姆斯·伍德《不負責任的自我》）。而“現場文叢”的這幾位作者的作品，既具備現實的骨架與紋理，又絕不匍匐在大地上，而是貼地飛翔，當大地和天空、日常和詩性、實體和精神、現實和先鋒擦碰的那一瞬間，我仿佛瞥見年輕人在野外點燃叢叢篝火。

關于文學新人的出場，李敬澤打過一個形象比喻：“80年代的變革是要搶麥克風”，那個時候“話筒”比較單一、稀缺，可能就掌握在占據文壇中心位置的人手上，是以一個熱愛文學、有才華的青年人，出道時先要做一件事就是搶話筒；但是今天這個時代不一樣，“麥克風你把着吧，我不要了”，年輕人自行跑到另一方天地裡載歌載舞（李敬澤、姜曉明《如何面對複雜的時代經驗》）。這“另一方天地”，何平在不同場合多有描述：紙媒這一塊，傳統文學期刊之外，另有改版的《萌芽》《小說界》《青年文學》以及後起的《天南》《文藝風賞》《鯉》（MOOK）《思南文學選刊》，傳統出版管道之外，另有後浪、文景、磨鐵、鳳凰關聯、博集天卷、楚塵文化、副本制作、聯邦走馬等品牌；網絡這一塊，從個人部落格到微網誌、微信的自媒體，從BBS到豆瓣的文學社群以及從自發寫作到大資本控制商業文學網站……（何平《重建對話和行動的文學批評實踐》）上述部落及部落交界處，都有可能萌生文學新芽。近年來我同何平聯袂召集“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迄今舉辦五屆），何平為工作坊設定的主旨即“跨越邊境和拓殖可能性”，恰恰是那些跨越了保守教條和固化機制的青年人，能夠提供拓殖可能性。“現場文叢”的這幾位作者正是上述意義上的文學探險者。由此可見，登臨“現場”，并不是據守在純文學的疆域内面壁自嗨，而是敏感于時代與文學的變局之後，對不同圈層不同部落的文學實踐平等對待、充分了解，進而培育具備出圈發聲的文學潛能。“現場文叢”對陳思安、朱宜兩位青年劇作家的舉薦即為一例。

追蹤當下之變，并不意味着放棄經典關懷。當下青年創作往往具有一個斑斓駁雜的界面，借此與這個時代的時尚經驗、前沿技術互動、對接，自有其必然性；同時，亂花迷眼的流行标簽背後，興許掩藏着非常古典的主題。情形恰如阿甘本揭舉同時代人“能夠以意料之外的方式閱讀曆史并根據在任何方面都不是出于他的意志，而是出于一種他不能不作出回應的緊要性來‘征引曆史’”（阿甘本《何為同時代？》）強悍的“征引”能力可以把李白、莎士比亞置換為當代人。朱宜的劇本《特洛馬克》（《花城》2017年第4期，收入《我是月亮》）即是如此。《奧德賽》前四卷講述奧德修斯的兒子特洛馬克出海尋父，在智慧引導（密涅瓦女神化身陪伴）下遊曆各國，見識不同類型的政體與習俗，曆經艱險，最終攜帶着王者眼光重返故鄉，與父親聯手重整朝綱。表面上，朱宜的《特洛馬克》将史詩中的偉大主題——未來王者的教育與靈魂成長——剔除，在佩内洛普、海倫甚至老奶媽尤裡克萊亞光彩照人形象的映襯下，主人公特洛馬克蒼白而單薄。審父（從因尋父而離家，到将父親拒之門外）、平等（佩内洛普從奧德修斯的陰影下走出，赢回兒子的尊重與了解）、女權（佩内洛普聯合奶媽以毒酒一舉擊潰衆求婚者）、從英雄主義回歸日常與家庭——這些元素拼貼在一起，誠如豆瓣一則評論所言，這是“一個精英中産家庭獨生子冒險成長的故事”，也與近年來國内戲劇舞台尤其是小劇場藝術的氛圍合拍。不過我們不能忽略朱宜埋下了一根如鲠在喉般的骨刺：第十二場，滿臉胡茬、衣衫褴褛的特洛馬克率領特洛伊男人一邊合唱勞動号子（“兄弟們，未來在我們手裡”），一邊在大地上開荒……這是整部劇中最異質性的一幕，也似乎預示特洛馬克形象的翻轉。諷刺的是，從旁觀察的特洛馬克的太太，正在構想“等我家寶寶一生下來，我們就要一起搬去伊塔卡了。伊塔卡的學校棒極了”，這是多麼标準的中産階級美好生活的願景。而最終，因為太太身亡，特洛馬克大受刺激之餘，無奈返鄉，終結了一段越軌之途。在劇本内，特洛馬克的開荒看上去熱力四射，但依然是靜态、封閉、抽象、轉瞬即逝的，無法持續介入曆史深處；在劇本外，朱宜們可以捕捉到時代的痛點，卻如身陷“無物之陣”一般。從内部産生的對抗，被置放在安全區域内提供“恰到好處”的刺激和創造力，如同搔癢一般，以避免怠惰而延續自我再生産，然而整個現實秩序紋絲不動甚至這就是其安排的詭計。從朱宜筆下的特洛馬克到朱宜自身，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都面臨共同困境。雷蒙德·威廉斯曾飽含深情地談起，随着時代危機的持續，前人的觀念與責任感，不僅未曾局限于其所在時期而顯得過時，反而“更像是共同奮鬥的同代人所發出的聲音”（雷蒙德·威廉斯《文化與社會》）。朱宜故事新編的意義可能正在于此，身臨共同困境，攜帶着“不能不作出回應的緊要性”來征引古典英雄，因為“我們仍然在和他們一起尋求答案”。

我将上述青年性、當下之變與經典關懷了解為“現場文叢”的态度。自2017年開始，何平主持“花城關注”欄目及“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加上新近策劃的“現場文叢”書系出版，三足鼎立，其“文學策展”（這是何平自創的詞，強化批評家的主體能動，并置聯絡、促成和分享的多元角色來表達鮮明的審美選擇和文學态度）大業已初現雛形，且形成有機關聯：“花城關注”以沉浸于第一現場的姿态發現新人、新論域，工作坊對新人、新論域出場過程中的症候性問題予以理論研讨，“現場文叢”則為經受了出場考驗的文學新人提供長線支援。而貫穿其間的主旨，即關注“在傳統文學視野外野蠻生長的新生力量，來探求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邊界以及各種可能性”（陳曦《何平：深度介入文學現場》）。這種破界的可能性，恰可用周恺的話來回應：“二十一世紀的小說是雨果的反義詞，必須是福樓拜、屠格涅夫、左拉的反義詞，是托馬斯·曼的反義詞，是馬克·吐溫的反義詞，是D·H·勞倫斯的反義詞，是福克納和馬爾克斯的反義詞，是昆德拉和村上春樹的反義詞……”（周恺《刺青》）我想，所謂的“反義詞”并不是簡單的颠覆，而當是艾略特意義上的、“過去”與“現在”之間不斷的互相“決定”與“修改”：當後出的作品加入到原有的結構中去的時候，結構中的格局必将震蕩、重組。期待“現場文叢”的作者們成為舊傳統的強力對話者與新傳統的勇猛開拓者。

内容來源：《文藝報》2022年1月12日3版

微信編輯：呂漪萌

二審：任晶晶

三審：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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