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曆史，不論是大範圍的傳染病還是區域性的疫情爆發。都會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的影響。
這小小的病原體，可以迫使成千上萬的人踏上遷徙的旅程。左右一場戰争的勝負，甚至決定一個王朝的興起。
在過去，瘟疫曾經被視為天罰，或者巫術，并且間接推動了人類社會裡的政治和宗教的産生與發展。
有朋友可能會問，不起眼的病原體能有這麼大能耐嗎？有的。美國曆史學家威廉邁克尼爾從一個與衆不同的角度出發，結合曆史學和病理學，把傳染病放在重點位置。
來探究人類文明的發展，通過對比西方和中國曆史上對于疫病的記載。威廉邁克尼爾勾勒出了古代大規模傳染病的傳播網絡。
然後把同年代發生的重大曆史事件，擺放在這張網絡上，讓我們清晰地看到傳染病在人類曆史變遷和文明發展中。
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以及推動社會變革和改變曆史走向的巨大力量。
人類生活方式每提升一步，就帶來了新的傳染疾病。大家知道，幾十萬年前，人類起源于非洲。
但是早在那之前呢，導緻疾病的病原體就已經出現了，最初那一陣的時候，咱們的老祖先還剛剛從樹上下來。
剛剛開始直立行走，一不會種田，二不會放牧，隻能跟在這獅子老虎後邊。撿他們吃剩下的腐肉吃。
體内的寄生生物，跟獅子，老虎也差不太多。可後來，人類漸漸聚內建了部落，學會了合作，狩獵，慢慢地登上了非洲食物鍊的頂端。
可是随着時間的推移，獵物就越來越少，食物來源也是越來越有限。東西不夠吃了，總不能讓你原地餓死吧。
是以，他們就必須得想個别的辦法。而在這個過程當中就促進了傳染病的發展，一種辦法就是往更遙遠的地方遷徙。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人類擁有了取暖的手段。具體來說，就是學會了生活和穿衣，才能讓他們從溫暖的非洲前往相對更加寒冷的歐亞地區。
是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衣服和火成了間接推動人類疾病多樣性發展的關鍵因素。随着人類的遷徙，他們攜帶的病原微生物經受了巨大的挑戰。
要知道，這些病原體大多早已适應了非洲的炎熱氣候，突然面對寒冷氣候，他們在人體内或許還能勉強存活，但要是在體外傳播就困難多了。
是以，生活在溫帶地區的早期人類，可能是當時地球上最健康的群體，但是你也别小瞧了這些微生物。
他們的适應能力相當的強，很快就适應了新的自然條件。為了能跟人類宿主長期共存，他們中的許多都降低了攻擊力，比如說原型很容易緻人死地的病原體。
現在隻會讓人覺得不舒服，但是不至于喪命。如此一來，他們就有更長的時間和更多的機會進行傳播了。
就這樣，這些産自非洲的病原體，搭載着人體順風車傳播到了更遠的地方。其中最為人所知的就是瘧疾，有證據表明，各大洲的早期人類都得過瘧疾。
可是随着人口的不斷增長，天天拖家帶口到處跑也不是個好辦法。既然野生的動植物不夠吃，那就自己種，自己養呗。
于是，農牧業出現了，種植和畜牧的興起，可以說解決了原始人類的吃飯難題。與此同時，農業的發展也改變了生活方式。
你想，以前的狩獵生活，走到哪打到哪，居無定所，但以農耕為生的部落呢，就不能那麼自由了。
種下去的作物必須要長期地打理照料，這就要求人們長時間定居在一個地方。
這麼一來，很多問題就出現了，比如人畜的這個排洩物是怎麼處理的。原始社會可沒有什麼下水道化糞池啥的。
人們一般，就直接把這個糞便，堆積在居住地周圍，那可想而知結果。
定居的社會，它們都是使用同一水源。吃喝洗涮都是一樣的，一旦水源被污染，人們感染的幾率就會大大增加。
寄生在腸道中的微生物，無論是真菌孢子還是寄生蟲卵。都能經由被污染的水體找到下一個宿主。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血吸蟲病，這種寄生蟲是依賴水源傳播的，在咱們國家出土的一具公元前兩世紀的屍體裡面，就帶有血吸蟲卵。
而在同一時代的埃及血吸蟲病已經是一種常見的死亡原因。那這說明至少在2000多年前血吸蟲就開始大面積感染人類了。
即使到了今天，全世界還有上億人飽受這種傳染病的折磨。是以說，随着早期人類生存環境和生存方式的變化。
病原體也跟着适應新環境，并且找到了新的傳播方式。那麼，這些傳染病最後到底給早期人類社會帶來了什麼影響呢。
一、疾病流行催生了原始政府
剛才說道，從狩獵到農耕，咱們的老祖先結束了不停搬家的日子。在一個地方長久定居下來，自給自足。
如此一來，沒了遷徙中的人口消耗。再加上生産方式的進步，食物來源更加穩定，人口就開始逐漸上升了。
但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人口密度越來越大，病原體擴散起來就更加的輕松了。傳染病的殺傷力蹭蹭地上漲，大家病的病，死的死，怎麼辦呢？
兩個辦法，一是團結起來，建立一個更有序的組織體系，讓群體當中那些腦瓜比較好的人拿主意。
結果就産生了原始政府，還有一個辦法是将神秘又緻命的疾病，歸咎于上天的懲罰，請求上天開恩，而這就催生了信仰和宗教。
先來看原始政府，相比一個人就能做的宗教祈禱，那政府顯然在應對瘟疫和災後重建當中更重要。
當然了，早期文明的政府，可沒有現代的這麼高效，組織人們戴口罩，噴消毒水啥的，那他們能做什麼呢？
主要是在更高的層面裡，消除疾病帶來的後果。要知道瘟疫帶來的危害可不隻是死人。
在那個人口和生産力都很有限的年代，疫情過後就是大饑荒。種田的人都沒了，誰來養活其他人呢？
像這樣的問題就要依賴原始政府來解決了。這解決方案其實也很簡單，多生孩子，哈哈，随着早期社會的進一步的發展。
農村和城市逐漸分離之後，生育的重擔就落在了農民的身上。畢竟，他們得制造足夠多的勞動力保證糧食生産。
遇到瘟疫流行的時候，由于人口密度差異。城市的疫情往往是更加的慘重，于是在保證食物供給的前提下。過剩的農村人口就可以流入城市，恢複經濟繁榮。
正因如此，在早期文明社會呢，多子往往代表多福，生育就是一種要求，也是一種道德。
可是另一個問題又來了，在多災多難的時候，需要過剩的勞動力來恢複重建。那在這風平浪靜的年代呢，養這麼多人不是負擔嗎？
别急，政府還有另一個辦法解決。什麼辦法？打仗啊，周圍要是有别的國家，咱們就一心對外。
打下來，擴大地盤，要是沒别的國家，咱們就内戰啊，大王和二王打一下。也能消耗一些人口。
實在不行，還有農民起義呢，對吧。王侯将相甯有種呼吸，誰不想翻身做主人呢？你帶的這個觀點，再翻翻曆史書就能夠了解，為啥古代人似乎對于戰争格外的熱衷了。
風調雨順，一般持續不了幾年，打來打去才是曆史的主流。人類剛步入文明社會的那段時間。世界各地都在打打殺殺，中國也接連出現了夏商周。
在歐洲，希臘城邦之間，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中東那更是混亂。古巴比倫帝國解體之後，有四五個王朝接連統治過這一帶。
至于印度和埃及，情況也都差不多。雖說這個戰争不斷，人口增長也沒停過。
最終到了公元前500年左右，各個戰區逐漸形成了各自獨特的文化和社會結構。當時，波斯帝國占據着中西亞的廣大地，與歐洲的希臘諸城邦分庭抗禮。
在中國呢，西周的統治剛剛結束。進入了諸侯割據的春秋時代，印度和埃及則分别統治着印度半島和非洲北部。
至此，在世界範圍内産生了許多集權統治的帝國，統治的疆域也劃定了。來來回回的交戰，讓疾病在各個帝國之間充分傳播的同時，也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态。
所謂的疾病圈在世界上首次形成，那麼在當時。不同地域的國家主要都面對哪些疾病呢？二、四大疾病圈的出現
咱們不妨先從中國說起，中國當時是處于西周末期。西周的版圖最南端是楚國和吳越國，大約就相當于現在的湖南省和江蘇省的位置。
那麼中國的版圖那會為什麼不繼續往南擴張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華南地區有一個強大的敵人——瘴氣。
跟北方相比，現在這個兩廣這片地方，在氣候上有兩個最突出的特點，那就是高溫和潮濕這樣的氣候。
孕育出了一些當時北方人從未接觸過的傳染病，比如登革熱和瘧疾，當地的土著早已跟這些病原體建立了共生關系。
但北方的鄉親們适應不了，是以并不是當時的統治者沒有征服南方的野心。而是他有心無力啊，臣妾實在做不到。
每次送去十萬甲兵，還沒打幾次仗呢，回來的就隻有2萬病秧子了，這樣的虧本買賣誰願意做。
不過，當時的華夏民族想象不到，在這片讓人無法踏足的土地更南邊，還有瘴氣更濃厚的地方，那就是比華南地區更加溫暖潮濕的印度和東南亞。
從古至今，這印度人所面臨的傳染病考驗，都比我們要更為嚴格。恒河地區似乎一直是傳染病傳播的溫床。
有學者研究認為，許多咱們熟知的傳染病，比如說水痘，鼠疫和霍亂，都可能是源自印度。
在這樣的環境下，印度人民練就了更強的耐受力。在印度人民看來，瘴氣根本不算啥，于是呢，一路往更遠的地方開疆擴土。
今天的東南亞地區，包括泰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曾被印度王朝統治。說完了亞洲兩個疾病圈，我們再來看歐洲。
歐洲的一個文明核心是古希臘。古希臘的城市當時是很發達的，人口稠密，理所當然成為了傳染病爆發的中心。
從西方的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記載當中，我們能夠讀到瘧疾，白猴，流感結合病和腮腺炎的類似的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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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後來肆虐歐洲大陸的天花，麻疹和黑死病并沒有出現在古希臘的醫學記載中。
考慮到後面的幾種傳染病的劇烈症狀，我們有理由相信當時的古希臘，還沒有這些疾病。
但是古希臘人靠着種植葡萄和橄榄，再制成葡萄酒和橄榄油，打開了地中海流域的貿易通道。
于是，随着頻繁的貿易往來，疾病圈便在地中海地區形成了最後一個疾病圈。
位于地中海東側的中東地帶，當時波斯帝國統治着這片廣闊的地域。領土從地中海東岸的埃及與叙利亞一直延伸到今天的阿富汗東南部。
從地理位置上不難發現，這裡和以古希臘為中心的疾病圈靠的是很近的。其實，這兩個疾病圈最先出現的交融，在公元前500年。
野心勃勃的波斯帝國向希臘出兵，發起了波西戰争。波斯人雖然沒能拿下希臘，卻把這疾病的種子剝灑在了西歐地區。
而這些種子在一定程度上改寫了希臘的曆史，細心的朋友可能要問了，為什麼地中海周圍的兩個疾病圈率先發生了交融。
而東亞和南亞這兩大疾病圈卻能夠多年相安無事。這是因為疾病的擴散，它需要載體，地中海沿岸，靠水路交通，速度比在陸地上騎馬徒步快多了。
那一個人要是在船上發病。很容易就能傳染給下一個人，讓這疾病在港口之間擴散。
相反，走路的時候，病倒了可以找一個地方養上幾天，等好了再趕路，傳染給其他人的機率，就大大的降低了。
除此之外，古代中國和印度之間還有一道天然的屏障，那就是青藏高原了。無論是平民還是軍隊，想要大規模的越過喜馬拉雅山脈根本是不可能的。
是以，長久以來，亞洲這兩個疾病圈，都保持着各自的穩定狀态。當然了，穩定總是有被打破的時候。
在亞洲的兩個疾病圈直接交流之前，在公元前100年左右，東亞和歐洲的疾病圈先開始有了交集，這是為什麼？
答案是絲綢之路，海陸貿易聯通歐亞疾病圈。這疾病的傳播，說容易也容易，但是說難也難。
在沒有火車飛機的古代，騎着騾子和馬從玉門關出發，一路到地中海。絕對是一場曠日持久的長征。
假如一個人在中國出發前就染了病，那它大機率要麼死在路上，要麼等到了地中海，也就已經痊愈了。
是以，這傳染病要跨越這麼長的地理距離，需要兩個條件，大量的易感人群和穩定的傳播途徑。
這志在推動跨大陸商隊貿易的絲綢之路，剛好符合這些條件。絲綢之路建立于西漢中途，因為内部的政治鬥争廢止。
又在公元100年左右的東漢達到了高峰，通過這條貿易走廊，中國的絲綢被源源不斷的輸入到地中海流域，成為羅馬帝國淑女們的最愛。
與此同時，印度與西歐的交流也開始了，印度洋和地中海沿岸的國家幾乎同時開始了海上探索。
根據古籍的記載，公元14年羅馬皇帝派出使者在印度建立了商站。這種地區之間的往來，既意味着貿易商品的交流，也意味着傳染病的交流。
有意思的就是這種交流并不是對等的。比如，西歐和中國遭遇嚴重的病害，中東和印度卻受災較輕。
再比如，公元二世紀到六世紀的史記記載，地中海沿岸和中國爆發過多次瘟疫。人口數次大跌，但是印度的點選對此卻幾乎沒有任何的記載。
而且，人口一直處在上升趨勢，頻頻發生的瘟疫給人類社會帶來了極大的動蕩。瘟疫襲來，損失的不光是人口，還有勞動力。
人口減少會導緻糧食減産，饑荒，戰亂便相繼而來，進而深刻的改變人類社會不同地區的政治格局。
比如公元五世紀，東羅馬帝國在頻繁的疫情當中喪失了統治能力。伊比利亞半島和倫巴地區相繼獨立到六世紀初。
黑鼠将腺鼠疫帶到歐洲，引發了又一波瘟疫。此時的東羅馬帝國，面對波斯王朝的侵略，幾近崩潰啊，隻能交出大筆黃金維持短暫的和平。
後來波斯帝國被穆斯林征服，東羅馬帝國又有了新的對手，就這麼打來打去，這場混亂直到公元八世紀末才平息下來。
到九世紀中期，東羅馬帝國才最終奪回大部分失去的領土，而彼時的中國的情況也差不多。
公元二世紀到六世紀間，反複爆發的瘟疫讓中國一直沒能形成統治全國的穩定王朝。
比如在西晉短暫的統治之後，少數民族紛紛入侵中原建立王朝。就在同一時期，倒是葛洪記載了一種疾病，這症狀的跟天花或麻疹高度類似。
不難想象，這場瘟疫蔓延帶來的社會動蕩，多少給北方民族入侵中原帶來了可乘之機。直到六世紀上半葉唐朝統一中國的時候，社會動亂才有所緩解。
而同一時期，嚴重削弱了東羅馬帝國的鼠疫還沒影響到唐朝。可是該來的，總會來。到了七世紀中期，鼠疫經由海路在廣東沿海地區蔓延開來，這場瘟疫讓鼎盛時期的唐朝人口驟降。
人們深陷饑荒，流離失所，政府難以招架，無力控制全國的局勢。種種動亂與沖突聚集最終在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唐朝自此由勝轉衰。
唐朝的統治結束之後，中國進入了戰亂頻發的五代十國，由于反複不斷的瘟疫和戰争，人口始終是沒有恢複。
直到幾百年後宋朝再一次統一中國，人口才開始緩慢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