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中國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他以清正廉潔，鐵面無私，斷案如神著稱，是以被世人贊譽為“包青天”。然而人無完人，即便是包拯這樣的人物也難免有一些不足之處。今天夜讀史書就來和大家聊聊包拯身上那些不為人所知的另一面。
包拯是宋仁宗時期的名臣。他于天聖五年（1027年）考中了進士，這一年的金榜被稱為“宰執榜”，從狀元王堯臣、榜眼韓琦，到趙概、文彥博、吳育等人都在盛年之時榮登東西兩府，成為朝廷的頂級大臣。相比之下，包拯的仕途就要慘淡許多了。包拯是個大孝子，為了友善照顧父母，他辭去了建昌知縣之職，到家鄉合肥附近擔任沒什麼前途的監稅官。後來又幹脆辭去所有公職，回家贍養父母。
數年後，包拯雙親相繼去世。在為父母守喪期滿後，他才重新回到京師聽選，并被任命為天長知縣。此時，與他同年的進士都已經成為朝廷的骨幹，而包拯還要從基層開始從頭再來。
不過，包拯雖然起步晚，但升遷速度卻很快。短短幾年時間内，包拯就從知縣到知州，然後又被調回京師任殿中丞，再到禦史台任監察禦史裡行。包拯之是以能一路飛升到不是因為他在基層工作幹得有多出色，而是他符合了當時選拔優秀人才的最重要條件：孝。
宋朝奉行以儒家文化治國，而儒家文化的核心又在于一個“孝”字。當時的人認為隻有孝順父母的人，才會真心實意地忠于國家、忠于君王，是以才有了“百善孝為先”的說法。包拯為了照顧父母可以舍棄功名利祿，這樣優秀的幹部怎麼能不提拔呢？
包拯為人正直清廉，這種性格在禦史台工作非常合适，因為禦史台的本職就是糾察、彈劾、整肅綱紀。于是，剛上任的包拯立即就發揮所長，開始彈劾“庸官”。
包拯進入禦史台是在慶曆三年（1043年）十一月。這年朝廷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皇帝宋仁宗支援範仲淹、富弼等人提出的“慶曆新政”改革。包拯是正人君子，範仲淹、富弼也是正人君子，那麼包拯會與諸君子一起為新政事業打拼嗎？答案是不僅不支援，而且他還是新政的強烈反對者。
原來，包拯之是以能被調往禦史台任職，主要是得到了禦史中丞王拱辰的支援。王拱辰與範仲淹等人因政見不和産生沖突，包拯作為禦史台幹将，自然要與自己的上司形成統一戰線，共同抨擊新政。
在與新政派經過幾輪較量熱身後，包拯的彈劾工作卓有成效。于是他又設立了一個更大的目标：彈劾張貴妃（溫成皇後）的伯父張堯佐。
張堯佐是進士出身，但個人能力平平，是以早年為官并沒什麼起色。後來張貴妃得寵，他身為外戚一路扶搖直上，很快就進入朝廷中樞擔任要職。包拯等人看到如此碌碌無為的一個人竟然身居如此高位，心中的怒火無法遏制，于是一群言官開始整日纏着宋仁宗“炮轟”張堯佐的各種不是。經過一番長期較量，宋仁宗招架不住包拯等言官的死纏爛打，最終不得不罷去了張堯佐的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這兩項職務。
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大宋言官們并沒有被眼前的成功沖昏頭腦，他們明白隻有将彈劾工作進行到底，才能充分展現出言官價值。于是包拯等言官又将目标瞄準了宰相文彥博。不過，在彈劾文彥博的過程中，包拯隻充當了配角，主角是一個比包拯更執拗的言官唐介。文彥博為官政績出色，也沒有貪贓枉法的劣迹，然而宋朝的官員隻要遭到言官集體“炮轟”往往不死也得脫層皮。結果文彥博就因遭言官彈劾被降職。
在許多中國人的觀念中，包拯代表着鐵面無私，為民請命的“包青天”形象。可真實曆史上的包拯雖然也是一位剛正不阿的正派人物，但他身上也存在着不懂變通，過于偏激等缺點。身為禦史台谏官，包拯及其同僚充分發揮了直言進谏的所長，但無論是張堯佐還是文彥博，其實被彈劾的理由都僅是一些小污點，卻被言官們拿來大做文章。至于反對“慶曆新政”，那就更是黨同伐異，和事情本身正義與否無關。
值得一提的是，在包拯等人天天纏着宋仁宗彈劾張堯佐、文彥博的同時。宋朝發生了黃河決口改道的超級災害（黃河改道在曆史上一共隻發生過8次）。然而這些天天打着正義旗号的言官大人們卻對危及國家興衰、百姓存亡的災禍視而不見，反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打擊對手方面上，實在是“隻見樹木，不見森林”。這就難怪與包拯同朝為臣的“吐槽大王”歐陽修評價他是“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
參考文獻：《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