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後期不作為的皇帝，具體而言之，就是明英宗以後的皇帝，包括明英宗、代宗、憲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和思宗。英宗朝開始出現宦官專權，加上“土木之變”，明朝一度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土木之變”标志明朝由盛轉衰，此時明朝已經建國八十餘年，是整個王朝276年統治時間中三分之一曆程。此後明朝曆任皇帝與前期皇帝迥異，沉迷享樂，不問國事。
在皇權社會裡，皇帝沉迷酒色都不算大問題，大多數皇帝都善于用面具僞裝，通過宗教儀式欺騙群眾，獲得民心，鞏固統治。但明朝皇帝并不願戴上這一面具，屈服于禮儀制度規範或人們的意願。他們紛紛選擇自己中意的生活方式，因而在皇帝角色的扮演過程中表現極差。
中後期的皇帝幾乎都偏離正常的軌道，走上歪路，不是荒君，就是昏君，或者縱君，或者暴君，沒有一個值得稱道。他們即位之初尚在外人尤其是官員面前帶上虛僞的面具，裝扮成勤政愛民的好皇帝，卻終究不是出于内心的自覺，不能持之以恒，很快就露出真面目。
明代中後期出不了明君，主要源于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
視
政務為累贅，荒政怠政現象突出。
勤于政務對皇帝有特殊的意義。隻要君主勤于政務，君臣上下齊心協力，共同治理國家，或多或少都能解決社會中的一些問題，有利于治道。勤政是皇帝最基本、最重要的職能規範，太祖、成祖都從不同角度闡述了勤政的重要意義。
明太祖“雞鳴天子下床梯”，“午夜披衣不厭勞”。開國皇帝和王朝前期的諸位皇帝多感立國和治國的不易，同時具有強烈的掌控全局的權力欲望，他們從中獲得的治國成就感和權力運作的快慰感，足以彌補其巨大的付出。
但王朝中後期的皇帝大多養于深宮，既無法感覺前人對于打江山與坐江山的那份情感，又畏懼艱辛，厭惡繁雜的政務。因而，荒政怠政也便成為一種常見的現象。如精力異常旺盛的武宗在正德元年就開始“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他把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自己喜歡的事情中，防誤政事，白天日高數丈仍不肯上朝。類似情形在明朝皇帝中絕非僅見。他們不僅沒有堅持祖訓的“勤政”條令，反而表現出相當的慵懶昏聩，荒于政務，無意朝政。
第二，懈怠“敬天”職責，經常遣人代行，視為兒戲。
“敬天”，祭天祀地等一系列溝通神人的典禮活動是最能展現皇帝宗教職能和禮儀性功能的儀式。曆代統治者無不倍加重視，力圖為自己的統治披上神聖的宗教外衣。明代祭祀的名目之繁多，規格之細緻，活動之頻繁，在中國各代王朝中頗為突出。
太祖在建國之初就十分注重通過各種典章制度、禮儀規範将天子意識不斷強化、推廣于整個社會，不遺餘力地施行禮樂教化，并要求皇帝在親祭（天地、太廟、社稷、山川諸神皆天子親祀）的宗教活動中，臨祭齋戒三日，務緻精專、正心誠意。在整個祭祀過程中，皇帝除了虔誠祭拜神靈外，心中不容有其他任何雜念。太祖不僅自己以身作則，還戒饬百官。太祖希望所有的人都重視祭祀活動，修身養性，不得有絲毫差錯。
然而，明代中後期的皇帝顯然沒有早期皇帝的虔誠與敬業，他們經常遣人代行。武宗在其後期統治中四處巡遊，無法參加許多重要的慶典活動，改派官員代行，或将日期延後。本來十分莊重嚴肅、需要皇帝精誠配合的祭祀活動，卻因皇帝的輕漫而趨于兒戲化。
世宗原本十分注重整理傳統禮儀制度規範，但在“大禮議”之争勝利後，反而不再重視各種禮儀的執行。他終日隐居深宮，修道煉丹，祈求長生不老，較少出席朝廷的各種慶典儀式，隻是派遣親信或者寵臣代行祭祀。群臣紛紛上書反對，提出抗議。文武百官逐漸接受皇帝親祀項目遣官代行的做法，不再勸谏、抗争，聽之任之。
至于明神宗更是借口身體不适、行動不便，使遣官代行成為常态。在關于光宗、熹宗朝祭祀的記載中，大臣和皇帝也經常産生分歧，勸谏無數。
第三，沉溺于物質享受，無視國君的職責，隻享受權利，忽視義務。
明成祖在《太宗寶訓》中告誡後世君王要“信以服衆，仁以撫下，恕以待物。非正言不發，非正道不履。親仁賢，遠奸佞，節嗜欲，戒荒暴，振綱紀，别淑匿，明賞罰”。但明朝的這些“無為皇帝”們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耽迷酒色、淫荒無恥、荒怠政務、拒絕納谏、重用奸佞、殘害忠良，緻使經濟凋敝、生靈塗炭。他們将自己所承擔的國家職責、政治使命完全抛擲腦後，視朝政國事為兒戲，最終成為其身份、角色的叛逆者。
中國傳統文化的“義務本位主義”将“忠孝視為不可分割的人倫”。即使口含天憲、至高無上的君王也得承認、貫徹執行一國之君的職責與義務，不能不向強大的倫理規範低頭。但是明朝“問題皇帝”們并沒有屈服，他們采取各種方式和途徑在明朝這個獨特的環境中盡可能地擴充個人空間，利用至高無上的皇權為自己謀利，突破制度規範的局限，使皇帝那些不為傳統社會認可的屬于隐性的“私”、“陰”範疇的事務顯性化。
明代皇帝在世俗享受方面充分展示了各自獨特的癖好：憲宗常年不上朝，沉迷于戲劇之中；武宗更喜歡馳騁疆場，曆覽北國風光、江南秀景，随心所欲，快意人生；而世宗則隐居于皇宮狹小的一隅——西苑，日日齋戒修煉，盡享清靜無為之美；熹宗雖從事最低賤的匠藝活計，卻從中得到無窮樂趣，日日營作，樂此不疲。
第四，對情愛癡迷執着，為情所困而亂家國者屢屢出現。
與政治上的無為形成鮮明對比，明朝皇帝重視情愛，十分執着。為了寵妃愛妾不惜與整個文官集團對抗，反目成仇。曆來人們認為，紅顔禍水，禍國殃民。古制祖訓要求皇帝正宮闱，嚴妻妾之防，反對皇帝專情于一人。皇帝本人在後宮三千佳麗的環繞下，風流成性，較少鐘情于一人。
然而，從明初開始，太祖、成祖為了紀念他們的發妻馬皇後和徐皇後，在其去世後誓不再立皇後，讓後位虛懸，以示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地位。此後皇帝的做法十分極端，他們寵愛、維護的對象不再是正位中宮、母儀天下的皇後，而是寵妃愛妾，甚至乳母侍女，為之不惜與皇後反目成仇，與朝中文武百官抗衡。他們為博紅顔一笑而棄祖宗萬世基業、大明江山于不顧。
宣宗為冊立孫貴妃為後，費盡心機，不惜以退位相威脅，迫使皇太後和文武百官屈服。其後又授意大臣勸胡皇後遜位讓賢，胡皇後實際上是無辜被廢，令人齒寒。宣宗可謂開了此風之先河。憲宗最為癡情，深深愛着萬貴妃這個比自己大19歲的女人，容忍了她在後宮的飛揚跋扈，容忍了她對其他妃嫔犯下的罪行。即使她令他沒有子嗣，仍将所有的感情傾注在她一人身上。萬貴妃逝去數日後，哀傷不已的憲宗也随即去世。
孝宗一生鐘情于張皇後一人，很少寵幸其他妃子。武宗在藩王謀反叛亂的危險時刻，置生死安危于不顧，孤身一人乘扁舟迎接劉良女。出身賤籍的她以“威武大将軍”夫人身份陪伴他巡幸大江南北，享受皇後嫔妃都無法得到的尊榮。性格相對懦弱的神宗深愛鄭貴妃，費盡心機謀立愛妃之子為儲君，不惜虛懸儲位19年，被迫冊立太子後又冷落太子19年，與文武百官冷戰數十年。
這些明朝皇帝沉溺于情感，為後妃、女色誤國，無視自己作為一國之君的角色地位，淡忘了自己的身份。在皇宮這個最缺乏感情的世界裡追尋着自己的感情，将情感生活發展到癡迷乖謬的地步，進而使自己的個人生活、個人行為形同遊戲。
結語
總之，明代後期的皇帝都具有自己鮮明的個性特征，過分貪财或好色也屬其列。他們普遍缺乏自制力，又自視過高，聽不進不同意見，驕奢淫逸，不問國事，對國家、社會缺乏責任心，對美女醇酒的興趣遠遠大于對治國的興趣。
他們千方百計地掙脫制度與角色的規範，無視自己行政首腦與宗教道德化身的身份，無視文官的勸谏，一意孤行。按照他們自己設計的人生道路生活，置王國命運于不顧，隻關注“自我”的滿意程度，盡情享樂。明代中後期的皇帝無論是思想認識，還是實踐行為，與賢君明主的要求、規範相去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