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内閣大學士是正一品文官，按例大學士出缺，從協辦大學士、各部尚書、左都禦史中補授。按說尚書晉升大學士屬于升遷，可有的時候卻又是一筆虧本的買賣。一個空頭的大學士有時往往不及一個手握實權的尚書，尤其是吏部和戶部。
大學士一定要有兼差
清代的中樞機構有幾次重大的變化，最早是議政王大臣會議，後又是内閣，到了雍正八年以後，軍機處又取而代之，内閣隻是名義上的中樞，實際上已被架空。
清代不設宰相，但大學士隻要兼任軍機大臣就可以視為宰相。不過以性質而言，軍機大臣屬于“差”，大學士屬于“職官”，故而軍機大臣若是沒有大學士一職，也會低人一等。
同理，如果大學士不兼軍機大臣，則手中就無實權，隻是一個虛銜而言。另外還有一種情況，就是軍機大臣、大學士往往要管某個部務，位列尚書之上。這麼看來，衡量大學士含金量高低的标準，就是看他是否兼任其他差事。
一般而言，大學士若不兼軍機大臣，往往也會奉旨管理某一部務。除非是那些資曆老上了年紀的部院大臣，皇帝往往隻給他一個大學士的虛銜，而不讓他參與具體的政務，這類情況也是有的。
劉墉升任大學士就是個特例
劉墉是乾隆朝名臣，又是一個典型的官二代，以才具而言，劉墉也屬上乘。但乾隆皇帝似乎對他的總體評價并不高，認為他為人模棱兩可，不實心辦差。有人認為這是劉墉的一種為官政策，時不時地犯上一些小錯誤，來達到明哲保身的目的。此論真假與否，禦史不想讨論，但基本可以認定，劉墉在乾隆朝的地位比較尴尬，一線算不上，二線又有餘。
劉墉的仕途很豐富，既當過地方官，幹過知府、學政、巡撫、總督，又于乾隆後期擔任過左都禦史，工部、吏部尚書，及至乾隆晚年，以吏部尚書兼任協辦大學士。這裡需要說明一下，清代實行的是滿漢雙軌制，各部尚書都有滿漢皆設，正常情況下，滿尚書地位比漢尚書要高，但劉墉因為資曆老比同是吏部尚書的和珅地位高，吏部實際當家做主的還是劉墉。
然而遺憾的是，比劉墉晚出道的王傑、董诰等，都先後出任大學士、軍機大臣，唯獨資曆最老的劉墉一無所獲，在從一品的位置上蹉跎感歎。
嘉慶二年二月，大學士董诰丁憂回籍，内閣中就空出了位置，太上皇乾隆在人選問題上頗為猶豫，滿朝大臣數了一個遍，發現能補大學士的也隻有劉墉了。可是乾隆對劉墉多少有點成見，于是便下了一道頗具意味的上谕：
“大學士缺出已屆匝月，現在各尚書内劉墉資格較深，着補授大學士。但伊向來不肯實心用事，行走頗懶，茲以無人，擢升此任。朕既加恩，務當知過，倍加感激，勿自滿足，勉除積習，以副恩眷。”
按照慣例，官員晉升皇帝一般都要表彰一番，偏偏乾隆反其道而行之，一邊升了劉墉的官，一邊又對他加以指責，還列出了不少的毛病。
其實對于乾隆來說，讓劉墉補大學士一缺，多少是有些不情願的。一方面是看在劉墉之父劉統勳的面子上，二是劉墉本人的品德是沒問題的，最主要的還是朝中沒有适合的人選。就這樣，劉墉就這樣“勉為其難”晉升為體仁閣大學士了。
晉升大學士前，劉墉是掌權的吏部尚書，值得注意的是，升任大學士後，乾隆并沒有讓劉墉進入軍機處，同時也沒有宣布讓劉墉繼續兼管吏部。這樣問題就來了，一個大學士既不管部務，也沒有進入軍機處，這無疑就是被乾隆給閑置了。
上谕中沒有宣布讓劉墉兼管吏部，那麼他原先的吏部尚書一職就由原兵部尚書沈初接任了。但是這個沈初剛上任不久，又被調任戶部，旨意由嘉慶帝的老師朱珪接替吏部尚書。
按照人事制度，如果沈初擔任吏部尚書，排名自然是在和珅之後。可朱珪就不同了，他的資曆深又是嘉慶帝的老師，當時他還在安徽巡撫任上，如果調到京城擔任吏部尚書，則會壓和珅一頭。
是以和珅背後使陰招，在太上皇乾隆面前挑唆，緻使朱珪有名無實，以安徽巡撫兼任吏部尚書，但不能進京任職。這樣一來，吏部的實權就被和珅牢牢把控。實際上，劉墉沒有兼吏部尚書，背後的操盤手也是和珅，說到底就是為了争奪吏部的實權。
嘉慶二年的這次重大人事調動，劉墉名義上升了官，但卻丢了吏部的實權，而且還被乾隆奚落了一番，這筆買賣實在是不劃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