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仍有不少日本人有這樣一種奇怪的想法：雖然島國地處亞洲，他們卻覺得自己是“西方人”。這種思想是從明治維新時代開始的，在那個曆史時間點上，當相對先進的西方思想和制度與較為傳統保守的東方文明碰撞時，不少日本高層大受震撼，他們徹底摒棄了千百年來對中國這個宗主國的崇拜，甚至話鋒一轉，覺得再把中國老祖宗傳下來的這一套揣着當寶貝，那麼日本将沒有未來。
這種說法是确鑿存在的，它基本來自有着“日本伏爾泰”之美譽的福澤谕吉的著作。作為頗具聲望的大教育家，福澤谕吉的不少言論卻是十分極短，令人大開眼界。一部《脫亞論》就要日本徹底放棄之前所秉持的一切，實行全盤且徹底的西化，讓小孩從出生開始就接受特定的教育，讓他們認為自己骨子裡就是“西方人”。福澤谕吉們為日本帶來了什麼呢？1905年，日本初級教育已覆寫全國，同時期的對手——老牌列強沙俄仍是文盲遍地；30年後，日本又普及了國中教育，連當時的英法都未能做到。從這點來看，日本有點“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感覺。
教育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根基，它直接決定着後者的創造力、精神面貌和未來。有一說一，日本人引以為傲的明治維新絕不是全國百姓勒緊褲腰帶一天隻吃兩頓飯，省出錢來買軍艦大炮那麼簡單，而是整個民族從骨子裡的轉變。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看一眼同時期的中國，發生着一些十分令人無奈的事情。
明治維新運動開始7年後，清王朝終于也後知後覺地擺出姿态，打算向西方國家取取經。1875年，第一批駐外使節趕赴歐洲，他們承載着這個東方大國挽救頹勢的沉甸甸的期待。然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這夥人似乎并不是去學習的，而是“莅臨指導”的。當使節們看到歐洲國家的政治制度、文化體系和其他稀罕玩意兒時，他們絲毫沒有思考為啥清王朝會在曆史發展的逆流中不斷落後，相反，在他們眼裡，啥都不如他們大清國，甚至當着西方人面大肆吐槽，弄得氣氛十分尴尬。相比之下，日本派去的代表恨不得把所見的每個細節都記錄下來，最終，清王朝策劃許久的這次行動未能為老舊帝國來帶一點兒變革，而日本則收獲了一大批青年俊才，他們日後都成了西方問題專家，成了國家變革的頂梁柱。
事實上，極端的曆史環境也将中國社會極端分化。舉個具體例子：并非所有統治階層都崇洋媚外，卑躬屈膝。東鄰的飛速崛起引起了一部分有識之士的重視，然而，這些人的主張卻實在是難以恭維。原來，早在19世紀初期，歐洲就逐漸興起了一股“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簡而言之就是把達爾文對大自然的“優勝劣汰”理論照搬到了人類社會之上，聲稱“強者理應淘汰弱者”，那些所謂的“弱者”，即便餓死也不值得同情。晚清時期，一部分統治階層将這種理論又升了級，他們甚至想主動對整個國家來一場“自我清洗”，把老弱病殘、文盲等社會底層暴力清除，以在極短的時間裡實作民族素質提升。
令人背後發涼的是，這可不是極少數“邪教徒”的異想天開，這種想法一度十分風靡，甚至連維新派領袖梁啟超都相當認同。那會兒的大清國就成了這副模樣：底層百姓衣不蔽體食不果腹，還飽受官府盤剝，提國家還債；上層社會除了見了洋人就兩腿發軟，或是整天無所事事躲在家裡抽大煙，選擇自我放逐的，就是這些想着對同胞搞“種族清洗”了。由此可見，晚清的混亂并不完全是西方國家的入侵引起的，在西方勢力沖擊來臨時，咱們自己就亂了。
19世紀中後期到20世紀前中期這段曆史的新舊時代交接時期，外國人創造了“東亞病夫”這樣一個很混賬的詞用來彰顯他們的優越感。這個詞最早出現在1896年10月17日出版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中，英國人用“SickmanofEastAsia”來形容中國人。在漫長的曆史中，西方人一度把中國人視為“白人”，在強盛的中原王朝的光環之下，西方人認為東方人優雅高貴而神秘，黃膚是他們高貴氣質的象征。對于“日不落帝國”而言，能踩着昔日的東方超級大國敲骨吸髓這自然是能夠極大地滿足他們的優越感，那麼，“東亞病夫”這個詞被創造出來，為啥偏偏專指中國人呢？
首先，從地理上來看，“東亞”專指中國、日本、北韓（那會兒還沒南韓）和蒙古，北韓和蒙古幾乎沒啥存在感，剩下的也就隻有中日兩國。實際上，由于日本人身材矮小與外形奇特，西方人最初更喜歡嘲笑日本人，這一點在二戰時凸顯得尤為明顯。太平洋戰争爆發後，美軍專門出了一本冊子，指導大夥兒辨認中國人和日本人，其中的核心便是“日本人相貌醜陋面容猥瑣”；英國高層尤其看不慣日本人，就連日本的盟友德國，也有不少高層熱衷于貶低日本人，希特勒就把其稱為“一群隻會在海邊打魚的漁夫”。然而，日本人的國際形象差，醜歸醜，但他們卻讓西方人不敢将其與“病夫”二字聯系到一起。
除了日本通過自上而下的一場變革，令整個國家和國民精神煥然一新外，日本人也曾用十分極端的行為令西方國家膽寒。有這樣一個故事：一說是有群日本兵和在日本的法國人起了沖突，也有版本說是日本藩主出巡，被3名法國人指指點點，藩主一怒之下派人把那3人砍了頭，總之雙方爆發了激烈沖突，驚動了法國。作為當時世界上的頂級強國，法國才不管日本搞了什麼維新，當即打算出兵收拾這個不知好歹的東亞小國。驚慌失措日本政府連忙表态，表示願意付出任何代價以平息事态。結果法國方面提了兩點要求：除了賠錢，還必須要找出30名兇手，把他們全部殺掉。
其實，此事的參與者遠沒這麼多，無奈之下，日本政府向全國征召“勇士”。令人意外的是，有超過2000人自願送死。為了羞辱日本，法國還煞有介事地搞了場賠償儀式。結果在雙方代表簽字完畢後，30名衣着整齊的勇士走進會場，當着法國代表的面剖腹自殺。有2名法國代表當場吓昏，這個東亞小國的殘忍和狠勁兒給法國乃至整個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相比之下，清朝除了放狠話，剩下的就是屢戰屢敗和不斷的妥協退讓，甚至連偶爾一場勝仗後都要賠款割地。就怕人比人，“東亞病夫”落到當時的中國頭上，這似乎并不難了解了。
其實，要把“病夫”這樣的詞視為“種族歧視”，這也稍微有點牽強。拿破侖曾把土耳其成為“歐洲一病夫”，其意是指土耳其為“歐洲弱國”。或許是晚清時期中國百姓精神面貌的萎靡，這才使“病夫”二字有了更深一層的嘲諷。
時至今日，一切都大不同了，但我們必須坦然面對的是，西方人對咱們的偏見仍慣性地存在。然而，一個民族的強大并不在于是否需要他人承認，更不需要西方人點頭，真正的強大是自内而外的。重要的不是别人怎麼看待我們，而是我們要時刻保持對國家的自我認同，對咱們民族文化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