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信作為第一手史料，直至民國時期，才正式确立其重要地位。魯迅先生說過，從信件中，可以洞察“社會一分子的真實”。
其實，就像他說的這樣，彭玉麟曾經給張之洞寫信，信中說道：“師事之言，如聞空中霹靂，尤其弟死罪死罪”。分析他的意思，可以了解到，彭玉麟在此之前，收到了張之洞的信件，信中張之洞表達出了強烈的意願——拜彭玉麟為師。閱後，彭玉麟感到十分惶恐，于是，趕緊回複，表達了委婉的拒絕。
信，通常隻有往來雙方知道内容，是以，往往并不文過飾非，而是真實地表達想法。
雖然，在此事中我們并沒有得到信函的原件，但是，根據其他迹象的調查，包括他們交往的狀況，便可以表明二人之間确有此事。
那麼，他們二人又是如何相識的呢？
19世紀80年代，法國發動了侵吞越南北部的越法戰争，同時，對中國西南邊防也造成了威脅。是以，清政府在迫不得已之下，做出了緊急的軍事部署，不僅派兵增援中越邊境，還讓李鴻章率領軍隊，火速前往廣東，以應對越南戰事。
對于旨令，李鴻章不但不願意聽從前往，還和人抱怨說：“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則白頭戍邊，未免以珠彈雀，樞府排程如此輕率，殊為寒心。”他接連上奏，用各種理由推脫，不去赴任。之後，清政府才不得不派兵部尚書彭玉麟前去廣東督辦軍務，并要求他立刻起程“毋稍延緩”。
這時，彭玉麟已經染上了重病，甚至，已經上奏請求去職，從兵部尚書的職務上退下來。但是，最終，接到指令時，他還是立刻動身去了廣東。
在戰争危急時刻，對待外部威脅，素來有戰、和兩種主張。
中法戰争同樣如此，早在法國發起戰争之際，清廷内部就有正面對抗還是議和的争論。而彭玉麟極力支援對抗，他一語道破天機：“法國人膽敢獨吞越南，其目的在于—— 窺伺雲南邊境，意圖霸占礦産。如果讓他們得逞，法國就獨獨搶占了富強的先機，這必定會引來他國發難。而各國注定會找中國協商，使得中國不免再次陷入危機，喪失更多的權力。”
“有心世道者，清夜以思，真若芒刺之在背也”。是以，“除主戰外則無自強之策”，“為今之計，惟有協力同心，與之決戰。若再容忍，成何國體？”當然，戰争一定會有勝負之分，所謂勝敗乃兵家常事。彭玉麟說：中法這一戰“若論實在把握，雖漢臣諸葛亮再生，亦不敢言操勝算。”但是，兵端開自彼國，我不得已而為應敵之師，“若必借籌萬全，畏首畏尾，其如外侮日肆憑陵何哉？”
可見，郭嵩焘說得并不客觀，而彭玉麟并不是一個用言論煽動士大夫的人，他思及敵強我弱，實力懸殊。是以，“不敢言操勝算”。但是，他認為：面臨外敵入侵，必須要堅決抵抗，否則，任人宰割，任其得寸進尺，危害更大。而戰争的成敗，受諸多因素影響，如果，我方能夠衆志成城，齊心協力，不一定會輸給法國。是以，就像翁同龢所說的，他“奮然請行，語皆壯也”。
與彭玉麟的想法相同，當時在山西做巡撫的張之洞也極力主戰，盡管，他明白中法之間，實力懸殊。但是，他在給摯友張佩綸的信中，則把理由說得非常清楚：“中外兵事，鄙意與尊意及京朝諸言事者迥然不同。諸公意謂法不足畏，我易勝法，故紛紛主戰。鄙人則明知法強華弱，初戰不能不敗，特非戰不能練海防，非敗不能練戰。隻要志定氣壯，數敗之後，自然漸知制勝之方。”
這兩位都是骁勇善戰之人，更是清流，而清流以“尊王攘夷”為時務，主張抗擊法軍。然而，“鄙意與尊意及京朝諸言事者迥然不同”，顯而易見，剛剛遭到外放，成為地方官員的張之洞，已經和引經據典、侃侃而談的清流有所差別。那就是：他更加務實，了解實際情況，并不盲目主戰，貪圖名望。
不僅如此，他的主張還具有更加切實的依據，就是：他自身對于中法戰争的戰争形勢分析和軍事政策思考。
早在光緒八年，法國和越南生事時，身在北方的張之洞，心憂南方疆域，連接配接呈上兩折，獻言獻策。他指出：“法國圖謀越南窺伺雲南，早有野心，當下法軍占據越南首都，已經得逞，中國斷然沒有坐視的道理。”“守四境不如守四夷”，“惟有遣使帶兵，赴援保護”，才能争取戰争的主動權。
但是，他的建議，卻并沒有受到清廷的采納。
第二年，法軍在清廷的忍讓退步下，大肆舉兵，攻擊越南北圻，中法兩軍兵刃相見，戰争已經蓄勢待發。
張之洞看到當下的形勢，胸懷憤懑。在同一天中連上三折疾聲大呼：“法禍已成定局，事到如今，惟有一戰。”他再次強調：“今日之事，定計宜堅，赴機宜速，自守宜固，料敵宜審，必如是而後有濟”，“譬如與人角鬥，既欲擊之，又恐怒之，雖授以常勝之兵，無敵之炮，亦必不能取勝矣”。
是以，他請求清廷當機立斷，提早下定決心出戰。為了促成抵抗，他嚴詞反駁了清軍勝不過法軍的言論，指出：“劉永福不過一粵人耳，而屢敗法人，滇、桂諸軍亦曾獲勝，是華兵可敵法兵之命驗也”。他又分析了中國和法國的形勢，認為這次戰争和往次的民族戰争不同。
這次，中國具有優勢，法國一來沒有援助的國家，二來還有後患。而中國則可以發動越南群眾，劉永福的軍隊也沒有内憂，是以，隻要我們上下一心，團結力量，“固邊圉而振國威，正在今日”。張之洞還預測：“事勢如此，邊患已亟，來春二月必有舉動”。
于是，提出十七條備戰防守事宜，分别為：決戰計、固根本、策敵情、擇戰地、用劉團、用越民、務持久、散敵援、防津、防煙台、防旅順、防粵、防江南閩浙、籌饷需、備軍火、速文報和備重臣。
事實證明，張之洞料事如神，奏章寄出還沒有半個月，清軍的越南營地山西，就已經遭到了法軍的猛烈攻擊。中法戰争真正開始，這一切甚至比張之洞預測的還要快。
在占領山西後，法軍又乘勝追擊，對北甯發起了猛烈攻勢。北甯不敵，朝廷大怒，将西南和東南的大員進行調動，甚至，中央重臣都被大規模調動。而張之洞，因為長時間關注戰事，還事先對敵我戰情進行了鑽研，總結出戰術，戰略主張，是以，被慈禧太後另眼相待，還讓他擔任兩廣總督。
張之洞對打仗毫不畏懼，接旨後，立刻奔赴廣東。這樣一來，早已到達的欽差大臣彭玉麟就和他在一個地方任職了。彭玉麟于1817年出生，當時，他已年近古稀；而張之洞生于1837年，正值壯年。他們一個是出身行伍的湘軍老将，一個是科舉出身的後起之秀，地方大員。
兩人一武一文，在這之前，沒有過接觸和交際，卻因為一次民族戰争成為同僚，相識相知。彭玉麟是一個個性鮮明的人，他終生聲名顯赫，卻數次辭去高官厚祿，堅持以寒士始、以寒士終。對此，張之洞和很多人一樣看不慣，認為他自命清高，驕蹇狂妄。
甚至，私底下還曾直言：彭氏“孤行己意，堅不任職”，“有識之士，不無遺議”。
然而，越南戰事發生，彭玉麟堅決主戰，許多看法和張之洞是英雄所見略同。
尤其當時，在比彭玉麟年紀小的李鴻章違抗旨意，不願意“白頭戍邊”的情況下，彭玉麟卻立馬赴任，不懼艱險，這讓張之洞十分感動和佩服。于是，改變了對他的成見，轉而尊重和推崇彭玉麟。在赴任前，張之洞特地給彭玉麟寫信，通報了行程，并表示了對他的倚重和崇拜：
“加官不拜，久騎湖上之驢；奉诏即行，誓翦海中之鳄。艱難時局，矍铄是翁。恭惟某官嶺外長城，中朝柱石。獨開一府，羅枚馬于軍前；并用五材，走孫吳于帳下。遠聞壯略，實啟愚心。某來觀上京，權移南海，欲金湯之孔固，幸黃石之可師。一切機宜，專求裁斷。現拟某月日輕騎出都，乘輪渡海。逐公上下，譬龍乘雲氣而遊。授我弢钤，請虎帥國人以聽。先布胸臆，敬問起居。”
彭玉麟是欽差大臣，由中央派到地方，按理說屬于客帥，而張之洞作為總督，掌管地方，權柄更甚。但是，思慮到彭是立下汗馬功勞的老将，德高望重，為了表示敬重，張之洞恭恭敬敬，用晚輩身份來接待彭玉麟，且專門提出“一切機宜，專求裁斷”。
果然，他在彭玉麟心中打下良好的印象基礎，而這，也為他們以後同舟共濟，共同合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果不其然，彭玉麟和新上任的張之洞相處和諧，喜出望外，防務相較之前，也有所起色。先前，彭玉麟與前總督張樹聲針鋒相對，以至于“籌兵籌饷籌防，妙手空空，作炊無米”，十分郁悶。現在，張之洞表示全力支援與協助，他不僅動力十足，總算能夠大施拳腳了。
當時，正好有傳聞——法國将派遣軍隊走海路攻打廣東省城，是以，二人首先考慮了省防。認真規劃後，他們強化了兵力設定，分别在水陸兩路，層層設防，大大加強了省城的防禦能力，防禦遠較之前嚴密。而在這段時間裡，張之洞再次看到了彭玉麟以身作則、視死如歸的大将風範，不禁為之折服。
張之洞後來回憶說：
“虎門曩為廣州前敵，黃浦為次敵，前粵督以淮軍守黃浦，以水師提督率粵軍守虎門。提督怨之，以緻粵淮交惡。公于虎門外沙角、大角二山築炮台，自督湘軍守之。粵淮兩軍皆愧服，聽指揮，無異詞矣。”
除了省城，張彭二人還把防禦工作延展到廣東沿海的瓊州、潮州等地，建構起一個偌大的軍民聯合防禦網絡。中法戰争期間，法國艦隊向北攻擊閩、台，但是，從未進攻廣東，說明了他們進行的防禦工作充分且有效，更使法軍頗為忌憚。
當然，張之洞和彭玉麟的抗法鬥争，不僅僅在廣東省内，他們還縱觀全局，時刻注意戰争程序，并采取相應的措施。
如：他們在“法人專注閩口，聚集多船，閩防日緊”的情況下，突破了地域界限，籌集10萬兩白銀，派人馳援福州。對于在越南和法國的戰争中“屢挫兇鋒，馘其枭帥”、有上佳表現的劉永福和他率領的黑旗軍，二人均認為不應該對劉持有偏見，聽天由命，放任不管，而應該授予其官職，給他合法身份，為他們供應軍火、軍饷，讓他們為我方所用，成長為我方的重要防禦力量。
針對法軍擾亂福建，接着包抄台灣的做法，他們指出：“台灣和大陸有海峽相隔，此時孤軍奮戰，自身應當機立斷，突破重圍，尋求救援。但是，真正解決台灣困境、挽回局勢的辦法，就隻有圍城打援了——攻擊法國的戰略要地，則法國必定回頭營救。是以，我們隻有奪回越南失地，才得以解開台灣圍困。”
在越南，清軍隻派出了滇桂兩路軍隊，力量弱小，難以抵抗法國軍隊。在此情況下，張之洞和彭玉麟決定啟用老将馮子材，兵分兩路，共派遣四支廣東軍隊進入越南參戰。
一路由唐景崧率領，他帶領的六營和滇軍以及劉永福黑旗軍回合後，進攻宣光。
另一路，由馮子材率領十八營，從欽州、上思州過邊線，進入越南，向那陽進發；王孝祺，率領八營，從龍州進入越南，向諒山進發；莫善喜、陳榮輝，率領八營，從欽州東興出疆，向海陽進發，配合桂軍作戰。
這四支軍隊分别取道，進入越南，互相配合呼應，取得了不錯的戰果。
鎮南關——諒山大捷威震中外，“是為中國與外兵交鋒始稱戰勝之一次也”。這一戰，一舉扭轉了戰局，直接導緻了法國内閣的下台，以及向清政府求和。清政府也點到為止，接受議和。而張之洞、彭玉麟聽聞後，表示強烈反對，但卻無濟于事。
盡管，這場戰争的收尾并不如意，但是，這場戰役中，也有值得驕傲的地方。尤其是具有轉折意義的鎮南關——諒山大捷，還引發了一場論戰。有人覺得将領馮子材——穩操勝券，扭轉乾坤，這都是他一人的功勞；有人覺得張之洞知人善察，握籌布畫，應該記首功。
其實，這場戰役的勝利應該歸功于大家的團結協作，前後方互相配合，參與的人都有功勞。彭玉麟也起了謀劃決斷的作用，對此，張之洞也是十分肯定。
彭玉麟病故後，張之洞為他寫了挽聯：
“五年前瘴海同袍，艱危竟奠重溟浪。”
挽詩則曰：
“我亦受危任，同臭若蘭茝。
論奏出腐儒，謬謂謀可采。”
注雲：“凡防海規越，計畫兵食，及谏阻停戰撤兵諸事，餘意皆與公合。折奏電奏，皆餘屬稿，聯銜會奏，不易一字。”
可見，在中法戰争中，張之洞與彭玉麟是同仇敵忾，密切合作，竭盡全力抗戰的。是以，有掌故學家評論說：“之洞督粵，奏諒山之捷，其最得力處在與彭玉麟和衷共濟”，實乃不刊之論。
張之洞的孫輩張達骧在一篇文章中，記述了張之洞的生平，并揭露了張之洞與彭玉麟交惡之事：張之洞曾寫信給他的族兄之萬說：“看尺木（指彭玉麟）面，乍看似佳，久之乃知系膺本（赝本），市井小人，奸詐取巧。專袒同鄉，附和雲林（倪文蔚）。要差要缺，幾欲無人非湘人而後已。”
“之萬”就是清末軍機大臣張之萬，也就是張達骧的祖父。張達骧自稱自己的爆料有據可依，根據的是家中珍藏的張之洞和其祖父來往的私劄。從實物證據來看，可以說具有較高的真實性。然而，彭玉麟确實向張之洞舉薦了許多人，還是要差要缺，但是，他也是有苦衷的。
在和友人的來往中，彭玉麟透露：“我因曾奉行聖命，因公查處左宗棠的親信幕僚，引起了他的不滿，于是，總是刁難于我。這次，我到廣東來，左宗棠每每遇見其舊友或同僚，一定要說自己每個月拿出三萬粵饷來供彭某周轉。”“衆信為實，以緻各省文武投效紛紛泛海而來”。
其實，這不過是左宗棠信口胡诹而已，彭玉麟卻被迫為此承擔了難言的苦果，不僅要接待應酬，能應付的還要出路費讓其回家，不能應付的隻能厚顔了，請求總督張之洞或是巡撫倪文蔚安排職位。這件事确實讓張之洞難做，因而頗有微詞，要是是以跟人抱怨，說過分的話，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這并不能證明，張彭二人交惡。
張之洞與彭玉麟在一些思想和觀念上，有志同道合的地方，加上張之洞對彭尊敬有加。于是，彭玉麟也禮尚往來，十分推崇張之洞。是以，兩人可以通力合作，最終，取得了戰争的勝利。
除此之外，他們和睦相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誠心待人，充分溝通。在清人筆記中，張之洞與彭玉麟都是特立獨行的人。是以，兩人作為同僚，難免産生意見分歧，但是，他們互通書信，敞開心扉，充分溝通，于是，化紛争于無形。
在兩人共事的一年零七個月裡，彭玉麟共給張之洞寫了89封信，平均每月都有5封，再加上會面詳談，可以說兩人的交流頻率是很高的。通過溝通，他們越來越了解彼此，友誼漸漸加深。在生活上，兩人關心彼此，張之洞贈送食物給彭玉麟，而彭玉麟也回贈他西湖龍井以及藕粉；在政務上，兩人互相協助，彭玉麟替張之洞代為辦理一些軍務，張之洞也應彭玉麟之邀潤色部分稿件。
另外，在中法戰争後，張之洞幾番試圖犒勞彭玉麟統領的湘軍，并為其請功，但是，都被用“愧無寸勞”婉拒了，這使出身清流的張之洞十分佩服。是以，當彭玉麟圓滿完成防務工作，即将離粵時，張之洞非常不舍，提出拜其為師的願望。
雖然，彭玉麟謝絕了，使得兩人沒有成為師生，但是，二人還是保持着密切的聯系。
在這些信中，彭玉麟除了告知張之洞他每年巡閱長江水師的情況外，還着重提到自己病魔纏身，朝不慮夕。張之洞聽聞此事，十分關心，時常讓人送去貴重的禮品藥物。彭玉麟就有三封信提到張之洞的舉動，感謝他“厚賜多珍”，并進行了回贈，用家裡做的臘魚、糟蟹、雪裡蕻等土特産表示謝意。
在信中，彭玉麟還對張之洞在廣東做總督創下的政績，表示肯定和欣羨：“我公軍民慶洽，諸多順遂，功績昭著，敬羨奚如。”同時，撫景傷情，回憶“以前東防共事，獲教良多”，“不禁涕淚頻沾襟也”。可以見得，二人在兩廣的合作是十分和睦與愉快的，兩人交惡可謂是無稽之談。
彭玉麟與張之洞二人都是晚清重臣，但是，出身不同，進仕之路也不同。二人本無交際，但是，卻因為中法戰争走到了一起，成為了共事一方的同僚。他們都是特立獨行的人，一個孤高絕俗、一意孤行，一個晝夜不分、勤勤懇懇，都容易和人産生沖突。
可他們有志同道合之處，在抵禦外侮的問題上，兩人也做到了一緻對外，加之可以以誠待人，充分交流。是以，相處和睦，和衷共濟，最終，才有了鎮南關——諒山大捷。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彼此熟識，成了忘年之交。
不僅如此，他們個人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由墨守陳規轉向推陳出新，開始學習西學，提倡洋務。
在近代時期，中國的民族戰争往往以悲劇結尾，參與者也是如此。但是，張之洞與彭玉麟例外，他們不僅收獲了知己，還赢得了榮耀。清朝看重功名，科舉入仕被視為正途，參軍入伍則低人一等。因張之洞自身走科舉一途，看重功名，是以，用人多用科舉士人。而彭玉麟則發于卒伍，是從軍隊中曆練出來的，按理說難登大雅之堂，不得張之洞的青睐。
但是，張之洞在和彭玉麟共事的過程中，對彭玉麟的行事為人，才識氣節耳濡目染，不由得深深為他折服。于是，消除了傲慢與成見，衷心地希望為徒。雖然，與我們素來知曉的他不同，但是，有信在此，令人不得不相信。
“函綿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書信直抒胸臆，遵循作者的内心，是它與其他應用文體的不同之處，而這，也是書信的史料價值所在。
同時，我們從中也得到了啟發：認識和評判一個人，不能僅根據刻闆的成見，而應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參考資料：
【《清史稿·列傳一百九十七》、《清史稿·張之洞傳》、《中外戰争戰役大辭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