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寇發動“九一八事變”，在100天内占領整個中國東北地區。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日寇從盧溝橋進攻平津地區，不久華北地區淪陷，中日全面開戰。8月13日，蔣介石發表自衛抗戰書，發動淞滬會戰，中日在上海及周邊大規模激烈會戰數月。12月13日，首都南京失守。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十四年抗戰。
在抗日戰争期間，以國民黨上司的部隊為主擔負的正面戰場，先後發生了江橋抗戰、一二八淞滬抗戰、長城抗戰、綏遠抗戰、平津作戰、淞滬會戰、四行倉庫保衛戰、八一四空戰、南京保衛戰、華北作戰、太原會戰、忻口會戰、徐州會戰、台兒莊戰役、蘭封會戰、武漢會戰、萬家嶺戰役、長沙會戰、浙贛會戰、鄂西會戰以及空軍、海軍作戰等抗擊日寇的戰事。
以共産黨上司的部隊為主擔負的敵後戰場，八路軍、新四軍放手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根據地，自身也由小到大，由弱到強，逐漸發展為奪取抗戰勝利的中堅力量。正面戰場與敵後戰争相對獨立又互相配合，構成了中國抗日戰争的總體。
全民族抗戰開始前，蔣介石就明确将逐漸退守至黃河以南，粵漢線以西。這個戰略布局，意味着華北、江南等廣大國土将成為日寇的後方基地。
而敵後遊擊戰必定是敵強我弱，敵方強大到我方不能用其他戰術戰法與之相對抗，或使用戰術戰法我方損失太大，大到我方無以為繼時才使用，正因為敵方強大，擁有大型部隊，是以遊擊戰多是在日寇的後方基地上進行，也因弱方熟悉該區之地形，而有除火力跟人數上的優勢。
毛澤東正是在這個看起來順理成章的戰略布局之外，發現了一片新天地。對進入戰場時隻有幾萬餘兵力的八路軍來說，如果不合理布局，非但不能發揮作用，而且會“陷于被動的、應付的、挨打的、被敵各個擊破的境遇中”。毛澤東謀劃的戰略方向是：向日軍進攻的相反方向挺進，到敵後去開辟抗日根據地。這一全新的戰略布局後來被概括為“敵進我進”。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毛澤東發來電報，說太原失陷後，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已經結束，以共産黨為主體的遊擊戰進入主要地位，要八路軍總部趕快把部隊分到華北敵後，占領鄉村，發動群眾，收容潰軍，擴大自己，建立根據地。
1937年11月聶榮臻在山西五台山創立了第一個抗日根據地晉察冀根據地。抗戰時期，八路軍新四軍在強敵環伺之下，建立了大大小小無數的抗日根據地，其中較大規模的主要根據地有8個。包括：陝甘甯、晉察冀、晉綏、晉冀魯豫、山東、華中、華南和東北抗日聯軍。
八路軍的遊擊戰通常以能自給自足的小機關，利用地形作為掩護，在自己所熟悉的地形裡四處出擊，用少量部隊在一個點上創造局部優勢，也就是雖然你有一萬人我隻有一千人，但我用時間可以慢慢消滅你的力量。總之就是零敲零打，讓敵人一開始不會損失很多，但這個數字會慢慢累積，直到敵人軍隊士氣崩潰、糧食不足時，再發動緻命的總攻擊。
日寇集中正規軍、僞軍反複“掃蕩”共産黨上司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針對日軍的瘋狂進攻，八路軍、新四軍上司軍民采取“敵進我進、敵退我退”的戰略戰術，開展了極為艱苦的反“掃蕩”、反“清鄉”鬥争。
遊擊戰雖然不足以擊垮日軍部隊，卻可以制造軍事上的僵局。八路軍敵後抗日武裝提出了“敵打到我這裡來，我打到敵那裡去”的“敵進我進”的翻邊戰術，創造了很多極為有效、靈活多樣的戰法，以少勝多。他們在山區實行麻雀戰，在平原地區人工挖掘道地實行道地戰，山區和平原地區普遍使用地雷戰，因地制宜實行破襲戰，在鐵道沿線開展鐵道遊擊戰，破壞鐵道交通線則給日軍以沉重打擊。
中共敵後戰場的迅速發展，與正面戰場相配合，形成了對侵華日軍的戰略夾擊，起到了打擊、消耗、牽制、騷擾敵人，破壞設施，阻斷交通的重要作用。這是抗日戰争由戰略防禦轉到戰略相持的一個重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