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變是唐文宗時期的一次反宦官鬥争，發生于太和九年(835年)。
宦官最初是以一種特殊的奴隸身份出現的。宦官的職責使他們不可能有任何參與國家大政方針決策的可能，按說不可能會釀成宦官之禍。然而宦官專權還是經常出現。出現宦官專權的根本原因在于最高統治者的昏庸和皇權的衰弱以及由此産生的對宦官政策和政策上的縱容姑息。中國封建社會宦官專權危害最大的莫過于東漢、唐、明三朝,而尤以唐為甚。清代學者趙翼說：
“東漢及前明宦官之禍烈矣，然擾竊主權以肆虐天下，至唐則官官之權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廢君，有同兒戲，實吉來未有之變也。
唐代宦官專權從唐明皇始愈演愈烈，自德宗後，宦官擁立的皇帝有七人，為其所殺者有順宗、憲宗、敬宗三人。宦官的專權造成了晚唐政治上的極端黑暗和混亂，頭腦稍微清醒一點的皇帝都意識到要想有所作為必先消除宦官勢力。唐文宗就是這樣一個頭腦較為清醒的皇帝。
“甘露之變”始末
文宗登上皇帝的寶座還是想有點作為的，文宗深知宦官專權的為害之大，他最初起用翰林學士宋申錫出任宰相,圖謀誅除宦官王守澄，《舊唐書·宋申錫傳》記載：
“申錫時居内廷，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嘗因召對與申錫從容言及王守澄，無可奈何，令與外廷朝臣謀去之”。“申錫既得密旨，乃除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喻之。
由于王璠洩露了秘密，宋申錫反遭宦官誣陷，被貶為開州司馬，緻使這次打擊宦官的計劃未及實施就被迫流産。宋申錫被貶後，文宗誅宦官的決心仍很大，卻苦于一時無可信可用之人，其焦急煩躁心情可想而知。此時李訓、鄭注作為特殊時期的特殊人物出現了。李訓是世家子弟，精通經學，中過進士，曾因事流放，後來居住洛陽結交賢豪，認識了鄭注。鄭注本姓漁，精于醫學，太和八年，由于王守澄介紹，為文宗治病，漸被信用。李訓也因而得王守澄推薦見了文宗。李訓、鄭注也不負文宗之望，巧妙地除去了韋元素、楊承和、王守澄、王踐言等宦官，之後為徹底清除權宦勢力，又發動了“甘露之變”。
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禦紫宸殿，左金吾衛大将軍韓約按李訓等的布置，奏稱金吾左仗院中石榴樹夜降甘露，請皇帝親往觀看，于是文宗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金吾左仗院旁)。先命宰相李訓等前往察看，《舊唐書·李訓傳》載：
“既還，曰：‘臣等恐非真甘露，不敢輕言。言出，四方必稱賀也。’”
文宗又命左右神策軍中尉宦官仇士良、魚志弘等再去驗看，這時金吾院中早已設下了伏兵，其是引誘宦官到金吾衛衙中圍殺。宦官走後，李訓急召守在丹鳳門外的兵士進宮以備接應。仇士良、魚志弘等剛進左仗，韓約因緊張過度面色發白汗流不止。仇士良覺得很奇怪，這時恰巧風吹動布幕，露出伏兵，仇士良等大驚，連忙退出，奔回殿上。守門人想要關門，被仇士良厲聲一喝吃了一驚，竟來不及把門關上。李訓急呼衛士上殿保駕，已經來不及了，宦官劫奪了文宗急忙還宮。京兆少尹羅立言率京兆府三百餘人自東來，禦史台中丞李孝本率禦史台二百餘人自西來。不久,宦官調禁軍大殺朝官，李訓、鄭注和宰相王涯、舒元輿以及王璠、郭行餘、羅立言、韓約、李孝本等十餘家全族被殺，朝中幾乎為之一空。文宗也差點被廢。“甘露之變”以宦官的勝利而告結束。
“甘露之變”雖然以皇帝和朝官的失敗而告終，但事變發生前卻不能不說其發動者文宗的考慮十分周密，策劃者李訓、鄭注計劃非常詳盡。
文宗深深憂慮于宦官之禍欲謀誅宦官，但卻不敢與外朝宰相謀議。宰相作為中央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本來應該是皇帝依靠的積極力量，但文宗時期的宰相大都不同程度地依附宦官，他們無意反抗宦官也無膽誅除宦官，其主體已失去了與宦官相抗衡的鬥志和鋒芒。當時的朝官分裂為牛李兩黨，他們各樹宗派，勾結宦官，互相排擠，不可能幫助文宗。文宗清楚地看到了這一事實，是以不可能與宰相們共商大計。這就是文宗思考周密所在，就這一點看來文宗還可算作為一個有主見的皇帝。當此時，李訓、鄭注作為“孤寒新進之士”的代表人物被文宗視為合适的人選加入了這場反宦官的鬥争。
李訓、鄭注策劃“甘露之變”計劃詳盡、主意巧妙。
首先是假“甘露之變”主意的巧妙。
甘露降于樹本來是極其平常的事，怎麼可以用來欺騙宦官呢？如果是夏秋之季确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倌，但“甘露之變”時是十一月下旬，地處北方的長安已經十分寒冷了，不太可能有甘露，如偶爾真有甘露降臨，就被看作是大吉大利的兆頭。而李訓、鄭注偏用這一計謀，正是抓住了人們普遍所有的好奇心理，宦官也不例外。正因為冬夜不太可能會降甘露，是以事變當天，韓約奏稱夜降甘露，文宗先讓宰相李訓等去看，李訓回來說不敢确定真假，這又是一着妙棋。正因為李訓等如是說，說明金吾衛院中石榴樹上确有類似甘露的東西，這就更需要進一步證明，接着文宗又讓仇士良等宦官再去看就變得合情合理了。至于後來發生的變故實屬意外，從計劃來講是沒有什麼漏洞的。
其次是兵力的部署。
李訓被提升為宰相後，考慮到宦官掌握禁軍，必須要有足以和宦官抗衡的武裝，
“乃以大理卿郭行餘為邠甯節度使，戶部尚書王璠為太原節度使，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大尹事，太府卿韓約為金吾街使，刑部郎中知雜李孝本權知中丞事，皆訓之親厚者。冀王璠、郭行餘未赴鎮間，廣令召募豪俠及金吾台府之從者，俾集其事。”“出注為鳳翔節度使”
準備内外合勢。當宦官領旨去金吾衛院内看甘露時，李訓又馬上召兵士進官準備和裡邊的伏兵來個裡應外合，是以在兵力的部署上也是很周到的。
然後“甘露之變”的發動者和策劃者們卻誰也沒有料到失敗的會是自己，而且敗得這麼慘。事變當天“諸司從吏死者六七百人”，此後禁軍又展開大屠殺，一共死了上萬人。“甘露之變”雖然策劃得比較周密，但縱觀事變發生的前後經過，卻也有失誤之處。
“甘露之變”的失誤之處。
一是，未先奪宦官兵權。
前面已講到甘露事變前，文宗依靠李訓鄭注成功地除去了宦官王守澄，當時很重要的一點是先奪了他的兵權。在殺王守澄時，同時利用了他和仇士良的沖突，以扶植仇士良的方法消滅了王守澄。然而仇士良的勢力壯大以後，又釀成新的宦官之禍，仇士良掌握禁軍是十分棘手的事情，但當時已沒有辦法奪他的兵權了。這一點與其說是失誤不如說是無奈更恰當些。正因為這個原因，是以在對抗仇士良的武裝上做了相應的安排。
二是，各方面沒有密切配合。
首先當宦者“既去”，李訓召丹鳳門外兵士進宮以備接應時，《舊唐書·李訓傳》載
“唯璠從兵入，邠甯兵竟不至。”
文宗這方就少了可以抗衡的力量。
其次當意外發生之時更沒有誰能沉着鎮定地應付，以便使事情發生轉機。
“中尉、樞密至左仗，聞幕下有兵聲，驚恐走出，阍者欲扃鎖之，為中人所叱，執關而不能下。”
這其實是很關鍵的一步，宦官出得此門便有了施展的機會。
其三，文宗是預知李訓的密謀，但在伏兵暴露後，不能配合默契反而落入宦官手裡。而宦官在劫奪文宗時卻十分幹淨利落，李訓舉輿急呼，宦官郗志榮奮拳擊訓，訓仆地，
“乘輿既入，門随合，宦者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
其四，李訓因要搶頭功提前起事，以緻事發時，鄭注不能及時從鳳翔搬兵配合。
三是武裝力量的懸殊也是事變失敗的重要原因。
因為李訓的武裝屬于臨時募集，與訓練有素的禁軍相比自然不堪一擊。而禁軍大殺宰相朝官時，李訓方面更無與之抗衡的力量。
“十一月，注聞訓事發，自風翔率親兵五百人赴阙。至扶風，聞訓敗，乃還。”
由于李訓想搶功，是以事發時，救援力量仍遠在風翔，不能積極配合。
“甘露之變”的前因後果。
“甘露之變”的前前後後，最賣力地為文宗鞍前馬後奔忙的應該算是李訓和鄭注。二人以寒微之士的身份為文宗所賞識，成為文宗誅除宦官勢力的左右手。在外朝宰相大都依附宦官，宦官勢力十分強大時，誅滅宦官無疑是件十分危險的差事，李訓、鄭注如此奔命，除了封包宗知遇之恩的原因外，另外也有為自身考慮的因素，即除掉對手。為什麼要這麼說呢？文宗時期對皇權威脅最大的就是宦官專權。當時，李訓、鄭注的權力也十分顯赫，而對其權力威脅最大的自然是宦官。要保持這種權力，非消滅宦官勢力不可。潛在的消滅對手的精神力量支撐着李訓、鄭注去勇敢地面對勢力強大的宦官。是以從反宦官鬥争所要實作的目的講，一方面是文宗為了解除宦官對皇權的威脅，重振皇權。另一方面是李訓鄭注要消滅對手以鞏固自己的權力。
“甘露之變”失敗後，《資治通鑒》記載：
“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
“甘露之變”造成這樣的結果，對文宗是很沉重的打擊。文宗本來想要有所作為，不想到最後落得表面是皇帝實則隻是囚徒的下場，這對一個原本有意進取的皇帝來說确實是件悲慘的事情。文宗對于在事變中慘遭殺戮的人懷着深深的歉疚，自己也是郁郁寡歡。開成五年，文宗于郁郁中去世，年僅三十三歲。甘露事變後，仇士良礙于四方方鎮勢力，未敢廢文宗，文宗死後，又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内侍得幸于文宗者誅貶相繼。日本僧人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也記載着：
“又聞開成天子今年正月三日崩。聞新天子上位。城中殺卻四千餘人，先帝(文宗)時承恩者也。”
宦官的心狠手辣于此暴露無遺。
總結：甘露之變後，宦官更狷狂嚣張，使朝廷遭到重大損失。退一步想，即使甘露之變成功，消滅的也隻是權宦勢力，而宦官作為中國封建制度的附屬物會依然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