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一身軍裝的譯電科科員顧曉夢在發報機前，破解着來自全國各地的情報，她會将譯好的情報交送科長李甯玉審閱之後，再呈給軍機處處長。這便是她的工作，日複一日地破解密碼、翻譯電報。情景變換，下班之後的顧曉夢會穿上自己最喜歡的旗袍，在舞廳中盡情地歡笑、旋轉
這是電影《風聲》中常見的片段，在現實生活中的譯電科卻曾是軍統情報局下的核心機構。年邁的王慶蓮從來都沒有看過這部電影，但她卻是現實版的“顧曉夢”，也是人們口中的軍統女特務。
隻不過她當時所在的組織比電影中顧曉夢所在的的汪僞特工部更為正統，它便是美國人口中 “民國最強大最重要”的神秘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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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軍統局。
1938年，戴笠上司下的軍統情報局正式成立，憑借着兢兢業業的譯電員們，在情報機關方面極具天賦的戴笠很快就将自己的爪牙伸向了全國各地。
特務這個詞的來由原本就是對從事特殊工作的人的簡稱。1946年，毛人鳳接過管轄權，軍統局從此達到了鼎盛時期，其特務人數達到5萬人之多。刺殺綁架無下限的國命黨特務所進行的“特殊行動”令人聞風喪膽更令人深惡痛絕。特務這個詞也随之污名化，眼前這位身着普通裝束的老人王慶蓮作為中國大陸最後一位軍統女特務，她被“特務”這個詞緊緊捆綁了一生。
1928年4月，出生于浙江江山的王慶蓮，一歲時其父亡故，這對一個普通農村家庭來講簡直就是滅頂之災。父親的去世，使得生活的重擔全都落在了瘦弱的母親身上。但王慶蓮的母親始終堅信，隻有讀書才能改變命運，她堅持供王慶蓮上學，一直到國小六年級。時值抗日戰争吃緊，民生動蕩，家裡沒有一口多餘的糧，更别提供王慶蓮讀書了，辍學在家的王慶蓮便幫家裡人幹些力所能及的農活。
1943年4月的某天，王慶蓮的母親碰巧得知軍統局到江山臨時招人。想起辍學在家的王慶蓮，母親狠了狠心，想到跟着軍隊起碼不會餓肚子，她就給剛滿15歲的王慶蓮報了名。國民黨中一直有着任人唯親的傳統，軍統局也不例外，它的一把手戴笠便是江山人士，出自江山的他更是額外信任江山老鄉的。雖然這次軍統局隻招二十人，但讀過書又是江山人的王慶蓮非常順利就通過了軍統局招生考試，從此開始了她的軍統局生涯。
王慶蓮一行人被帶到了重慶，開始了全新的生活，剛到重慶的王慶蓮被分派到造紙廠做一些簡單的列印工作。但因為工作認真負責，1944年王慶蓮就被上司看中調到了譯電科華南股，擔任譯電員一職。雖然軍銜是準尉，但上司卻給她發的是少尉的工資。在譯電科的生活，她衣食無憂。
在一次采訪中，王慶蓮回憶道：“在譯電科的生活是特别有規律的，一天工作十小時。翻譯華南地區的電報，是我們的首要工作，裡面關于日本軍的電報格外多。譯電報是一件特别複雜的事，所有的密碼都是數字，但又不能直接譯，要在做完減法之後再去根據不同的密碼本才能譯完一份完整的情報。這份工作在别人眼裡是比較輕松的，生活安定，也不用上戰場打仗。但對我來講，卻有極大的壓力，因為我文化水準低，是以就必須加倍努力才能勝任這份工作。雖然時任華南股的股長是我的親舅舅，但他對我加倍嚴格，我譯完的情報經常通不過稽核被打回來，剛去的那段日子每天都在加班。”
在這一幹，就是整整三年，她回憶道：那三年是自己人生中最快樂的階段。白天的時候在科裡認真工作，由于譯電科大部分都是老鄉，大家關系都不錯。下班了便和同僚一起去舞廳玩樂，雖然工作枯燥，但生活無憂，不用為吃喝發愁，那時候的自己是真的開心。工資不夠花便跑去找毛人鳳預支工資，毛人鳳對待下屬人員特别親切，請假啥的都挺友善。
從缺吃少穿的農村孩子到現在的衣食無憂，經常出入舞會，王慶蓮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彼時的她雖然在軍統局工作，但在譯電科工作的她不見鮮血，不拿槍支，不動手殺人。十八九歲的女孩正是愛收拾的年紀，王慶蓮也不例外，她總會給自己偷摸塗上口紅，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為了晚上可以出去跳舞，白天的她拼命工作，日子簡單而開心。
雖同屬于軍統局之下，但那些罪惡的特務工作，暴力的特務分子卻離她很遠。這裡遠離戰争，沒有饑餓，她自食其力過着自己的生活，彼時的她把譯電科當做人間天堂。
在軍統局工作的三年裡，她破譯了839種密碼。日本投降，國命黨内緊急準備發動内戰。此時王慶蓮已經不是一無所知，任人擺布的年紀，她漸漸萌生了想要離開軍統局的想法。雖然她不知道在蔣介石上司的國民黨内工作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但對她個人而講，在這三年，軍統局并沒有虧待她，反而将她保護的很好。她不想評價孰是孰非，她隻想回到農村老家，做個平民老百姓，伺候自己年邁的母親。1946年8月，那時已是一把手的毛人鳳親自給她批了假，她離開了軍統局，再也沒有回去。
蔣介石策劃的内戰爆發，國命黨軍隊退守台灣。當原先的同僚聯系她一起去台灣時，她以侍奉農村老母為由拒絕了。當時的特務很大一部分都跟随蔣介石去了台灣，選擇留在大陸的屈指可數，經過時間的洗滌，至今仍還健在的便隻有王慶蓮一人了。
以前夜晚光彩琉璃的舞會徹底成為了過去，她換下了修身的旗袍，穿上了農村婦女的粗布大衫，她心甘情願地回歸到了農村生活。然而人生這個舞台，總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軍統工作的經曆注定了王慶蓮以後的坎坷生活。
新中國成立，曾在軍統局工作的王慶蓮不免受到别人的指指點點。十年文革開始，大批的政治運動迎面而來，讓王慶蓮猝不及防，她成了許多人口中的反革命分子。
1951年，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24歲有曆史問題的王慶蓮被看做是鎮壓的首要對象。她向杭州市警察局一五一十地交代着自己在國統局工作的情形。她先後在杭州白肉市場和糧食局工作。整整八年，她一直戰戰兢兢，就怕一個幹不好丢了飯碗。
1958年杭州政治清理運動開始，王慶蓮毫不意外地就在清理名單上面。王慶蓮和被打為“右派”的丈夫被下放到了杭州郊區的塘栖鎮。當看到他們被下放的房子時，王慶蓮心酸不已，他們所謂的房子隻是在兩個羊圈中間空的地方搭了張床，如果是兩個大人也就罷了，可身邊還有一個嗷嗷待哺的孩子。杭州多為水鄉，出去勞動都要劃船。去的地方太遠當天就回不來，孩子隻能一個人待在家，與牲口為伴。
但這時的日子還不是最苦難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如果苦難有頂峰的話，王慶蓮覺得在文革中自己的苦難才算達到了頂峰。随口讀一句報紙都會被人關押起來白天黑夜的審問，一天到晚不是被打就是被罵，那是活生生的折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肉體上的折磨已經麻木，精神上的折磨卻最是煎熬。家人就在百米之外，卻不得相見。一個個夜晚，走投無路的王慶蓮都在自己鼓勵着自己：國家主席的夫人都在挨着批鬥，我又算個啥了，憑什麼就活不下去了！直到1981年，國家政策落實到了王慶蓮身上，農村改造的這段日子終于徹底結束了。農村改造的這23年，王慶蓮憑借着自己江山人的倔脾氣硬是将這所有的苦難扛了下來。
回想起曾經國内大規模的政治運動，王慶蓮覺得自己就像漂浮在波濤洶湧大海上的一隻支離破碎的小船，随時都有沉沒的可能。如今的她晚年生活幸福，領有國家發放的終身俸。
她說：“共産黨養了我31年，我發自内心感謝黨和政府。”
她說：“我這輩子對不起我的母親，沒能給她養老，反而還得讓她幫我撫養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