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一身军装的译电科科员顾晓梦在发报机前，破解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情报，她会将译好的情报交送科长李宁玉审阅之后，再呈给军机处处长。这便是她的工作，日复一日地破解密码、翻译电报。情景变换，下班之后的顾晓梦会穿上自己最喜欢的旗袍，在舞厅中尽情地欢笑、旋转
这是电影《风声》中常见的片段，在现实生活中的译电科却曾是军统情报局下的核心机构。年迈的王庆莲从来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她却是现实版的“顾晓梦”，也是人们口中的军统女特务。
只不过她当时所在的组织比电影中顾晓梦所在的的汪伪特工部更为正统，它便是美国人口中 “民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神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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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统局。
1938年，戴笠领导下的军统情报局正式成立，凭借着兢兢业业的译电员们，在情报机关方面极具天赋的戴笠很快就将自己的爪牙伸向了全国各地。
特务这个词的来由原本就是对从事特殊工作的人的简称。1946年，毛人凤接过管辖权，军统局从此达到了鼎盛时期，其特务人数达到5万人之多。刺杀绑架无下限的国命党特务所进行的“特殊行动”令人闻风丧胆更令人深恶痛绝。特务这个词也随之污名化，眼前这位身着普通装束的老人王庆莲作为中国大陆最后一位军统女特务，她被“特务”这个词紧紧捆绑了一生。
1928年4月，出生于浙江江山的王庆莲，一岁时其父亡故，这对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来讲简直就是灭顶之灾。父亲的去世，使得生活的重担全都落在了瘦弱的母亲身上。但王庆莲的母亲始终坚信，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她坚持供王庆莲上学，一直到小学六年级。时值抗日战争吃紧，民生动荡，家里没有一口多余的粮，更别提供王庆莲读书了，辍学在家的王庆莲便帮家里人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1943年4月的某天，王庆莲的母亲碰巧得知军统局到江山临时招人。想起辍学在家的王庆莲，母亲狠了狠心，想到跟着军队起码不会饿肚子，她就给刚满15岁的王庆莲报了名。国民党中一直有着任人唯亲的传统，军统局也不例外，它的一把手戴笠便是江山人士，出自江山的他更是额外信任江山老乡的。虽然这次军统局只招二十人，但读过书又是江山人的王庆莲非常顺利就通过了军统局招生考试，从此开始了她的军统局生涯。
王庆莲一行人被带到了重庆，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刚到重庆的王庆莲被分派到造纸厂做一些简单的打印工作。但因为工作认真负责，1944年王庆莲就被领导看中调到了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一职。虽然军衔是准尉，但领导却给她发的是少尉的工资。在译电科的生活，她衣食无忧。
在一次采访中，王庆莲回忆道：“在译电科的生活是特别有规律的，一天工作十小时。翻译华南地区的电报，是我们的首要工作，里面关于日本军的电报格外多。译电报是一件特别复杂的事，所有的密码都是数字，但又不能直接译，要在做完减法之后再去根据不同的密码本才能译完一份完整的情报。这份工作在别人眼里是比较轻松的，生活安定，也不用上战场打仗。但对我来讲，却有极大的压力，因为我文化水平低，所以就必须加倍努力才能胜任这份工作。虽然时任华南股的股长是我的亲舅舅，但他对我加倍严格，我译完的情报经常通不过审核被打回来，刚去的那段日子每天都在加班。”
在这一干，就是整整三年，她回忆道：那三年是自己人生中最快乐的阶段。白天的时候在科里认真工作，由于译电科大部分都是老乡，大家关系都不错。下班了便和同事一起去舞厅玩乐，虽然工作枯燥，但生活无忧，不用为吃喝发愁，那时候的自己是真的开心。工资不够花便跑去找毛人凤预支工资，毛人凤对待下属人员特别亲切，请假啥的都挺方便。
从缺吃少穿的农村孩子到现在的衣食无忧，经常出入舞会，王庆莲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彼时的她虽然在军统局工作，但在译电科工作的她不见鲜血，不拿枪支，不动手杀人。十八九岁的女孩正是爱收拾的年纪，王庆莲也不例外，她总会给自己偷摸涂上口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为了晚上可以出去跳舞，白天的她拼命工作，日子简单而开心。
虽同属于军统局之下，但那些罪恶的特务工作，暴力的特务分子却离她很远。这里远离战争，没有饥饿，她自食其力过着自己的生活，彼时的她把译电科当做人间天堂。
在军统局工作的三年里，她破译了839种密码。日本投降，国命党内紧急准备发动内战。此时王庆莲已经不是一无所知，任人摆布的年纪，她渐渐萌生了想要离开军统局的想法。虽然她不知道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内工作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但对她个人而讲，在这三年，军统局并没有亏待她，反而将她保护的很好。她不想评价孰是孰非，她只想回到农村老家，做个平民老百姓，伺候自己年迈的母亲。1946年8月，那时已是一把手的毛人凤亲自给她批了假，她离开了军统局，再也没有回去。
蒋介石策划的内战爆发，国命党军队退守台湾。当原先的同事联系她一起去台湾时，她以侍奉农村老母为由拒绝了。当时的特务很大一部分都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选择留在大陆的屈指可数，经过时间的洗涤，至今仍还健在的便只有王庆莲一人了。
以前夜晚光彩琉璃的舞会彻底成为了过去，她换下了修身的旗袍，穿上了农村妇女的粗布大衫，她心甘情愿地回归到了农村生活。然而人生这个舞台，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军统工作的经历注定了王庆莲以后的坎坷生活。
新中国成立，曾在军统局工作的王庆莲不免受到别人的指指点点。十年文革开始，大批的政治运动迎面而来，让王庆莲猝不及防，她成了许多人口中的反革命分子。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24岁有历史问题的王庆莲被看做是镇压的首要对象。她向杭州市公安局一五一十地交代着自己在国统局工作的情形。她先后在杭州白肉市场和粮食局工作。整整八年，她一直战战兢兢，就怕一个干不好丢了饭碗。
1958年杭州政治清理运动开始，王庆莲毫不意外地就在清理名单上面。王庆莲和被打为“右派”的丈夫被下放到了杭州郊区的塘栖镇。当看到他们被下放的房子时，王庆莲心酸不已，他们所谓的房子只是在两个羊圈中间空的地方搭了张床，如果是两个大人也就罢了，可身边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杭州多为水乡，出去劳动都要划船。去的地方太远当天就回不来，孩子只能一个人待在家，与牲口为伴。
但这时的日子还不是最苦难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如果苦难有顶峰的话，王庆莲觉得在文革中自己的苦难才算达到了顶峰。随口读一句报纸都会被人关押起来白天黑夜的审问，一天到晚不是被打就是被骂，那是活生生的折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肉体上的折磨已经麻木，精神上的折磨却最是煎熬。家人就在百米之外，却不得相见。一个个夜晚，走投无路的王庆莲都在自己鼓励着自己：国家主席的夫人都在挨着批斗，我又算个啥了，凭什么就活不下去了！直到1981年，国家政策落实到了王庆莲身上，农村改造的这段日子终于彻底结束了。农村改造的这23年，王庆莲凭借着自己江山人的倔脾气硬是将这所有的苦难扛了下来。
回想起曾经国内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王庆莲觉得自己就像漂浮在波涛汹涌大海上的一只支离破碎的小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可能。如今的她晚年生活幸福，领有国家发放的退休金。
她说：“共产党养了我31年，我发自内心感谢党和政府。”
她说：“我这辈子对不起我的母亲，没能给她养老，反而还得让她帮我抚养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