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10日，号稱“紅色特工王”的開國上将李克農，奉中共中央的派遣前往陝西洛川，秘密會見東北軍前線最高指揮官：第67軍軍長王以哲。此前，東北軍在進攻陝北蘇區的作戰中損兵折将，而南京方面非但不予任何補充，甚至還取消了被殲部隊的番号，借機削弱的險惡用心顯露無疑，張學良痛定思痛，有意與陝北紅軍通過談判實作停火。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共中央專門成立了
“東北軍工作委員會”，進而推動雙方結束内戰并聯合抗日，李克農正是我方與東北軍接觸的先行者。
（李克農）
名義上是王以哲的約見，實際上張學良已經秘密飛往洛川，在67軍軍部直接與李克農進行了談話和談判。談判剛一開始，年輕氣盛的張學良就想給李克農來個下馬威，他開口就問：“你們紅軍能不能放下武器接受我們東北軍的改編” ？這位少帥的态度之是以如此強硬，是因為他覺得東北軍的實力要比紅軍大得多。而李克農卻不緊不慢不卑不亢地回答道：“張副司令，我是紅軍的談判代表，不是投降的代表” ！張學良吃了個癟，但是卻是以對李克農刮目相看。
一個月之後的1936年2月10日，李克農應邀再次赴洛川會見張學良，因為第一次接觸時雙方都還有所保留，同時張學良又接到了飛往南京面蔣的緊急指令，是以談判沒有深入。而這一次，剛從南京回來的張學良态度比較積極，想必是又被老蔣氣得夠嗆，雙方不僅深入交換了意見使談判取得實質性進展，還達成了四項口頭協定，更重要的是，約定3月間由我方周副主席親自前來，與張學良進行面談。
對于秘密與中共方面進行接觸，張學良深知行動的危險性，是以從西安到前線，東北軍内部都實施了最嚴格的保密措施，張學良的行蹤也被故意掩蓋。然而，這個絕密消息還是洩露了出去，而偵知李張舉行會談這個情報的，正是戴笠的特務處。
（張學良）
一、軍統的萌芽其實是“總司令部密查組”。
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以後，為了對派系紛雜的軍隊内部實施監控，以及對北方軍閥開展拉攏策反等工作，是年6月間，老蔣在“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設立了一個“密查組”，辦公地點置于南京老虎橋27号，以黃埔二期的胡靖安為組長。密查組的情報和活動直接對老蔣本人負責，内部下設總務、偵緝和審訊三個科，組員以黃埔生為主，包括戴笠、徐志強、黃安祿、許忠五等骨幹，人員并不多，重點承擔的任務，仍然是搜集各地軍事情報然後分析彙總給總司令部。
這一時期政治形勢比較特殊，因為老蔣的黃埔系軍隊既要準備實施“二次北伐”打垮張作霖，還要應對武漢和南京兩個“國民政府”的對立（武漢政府一度宣布東征讨蔣），更要清查軍隊内部的政治異己，是以特務活動就總體而言，還是以軍事方面的情報為第一要務，密查組的主要力量，也用來搜集武漢方面、北京方面的情報。
至于“清黨”等其他的特務工作，後面是以成立了隸屬于黨部的“黨務調查科”，時間已經是1928年4月，也就是說，軍統的萌芽狀态其實要早于中統。
（戴笠）
但是由于老蔣的地位當時并不穩固，這個密查組的存在時間非常之短，1927年8月13日，由于徐州之敗和桂系的“逼宮”，老蔣被迫辭去總司令職務第一次下野，總司令部都不存在了，那麼這個所謂密查組也随之黃了攤子，成員作鳥獸散各尋出路。不過胡靖安和戴笠倒是很執着，一直在上海堅持搞情報，沒有編制沒有經費撐到年底，胡靖安堅持不住出了國，隻剩下戴笠一個“情報個體戶”兀自單幹，終于捱到了1928年1月，老蔣搞定各方以後通電複職。
第一次下野的經曆，讓老蔣深感情報和特務工作的薄弱，遂重建密查組，着戴笠以總司令部“上尉聯絡參謀”的身份主持工作，期間主要的任務是從内部瓦解張作霖、張宗昌等軍閥部隊，因為“二次北伐”是1928年的重要戰事。戴笠帶着唐縱、徐亮、王天木、周偉龍等十人北上活動，工作頗有成效，很得老蔣歡心，期間軍銜一路晉升為少校和中校，而這十個人也就成為後來軍統元老級别的所謂“十人團”。
（唐縱）
在二次北伐和中原大戰期間，戴笠和他上司的密查組很是活躍，能夠掌握各路新軍閥的基本動态，也對國民黨内部老蔣的政敵進行監視和情報收集，為老蔣問鼎最高權力出了不少的力。可惜好景不長，“九一八事變”爆發的1931年底，在各方勢力的聯合攻讦下，老蔣被迫第二次下野，下台之前，老蔣隻好指令戴笠将密查組更名為“聯絡組”，名義上是聯絡黃埔同學統一政治态度，實則繼續幹着諜報和特務勾當。
不過“校長”兩次下野期間戴笠的表現，都給老蔣留下了忠心耿耿和情報專業能力較強的印象，為軍統的崛起和他日後的飛黃騰達打下了基礎。
（胡靖安）
二、力行社的成立和“特務處”的初具規模。
1932年3月，掌握槍杆子和錢袋子的老蔣再度出山，也是在這個月，一幫黃埔生滕傑、賀衷寒、康澤、胡宗南等人，有鑒于大多數黃埔系軍官日漸腐敗，在老蔣的授意下，成立了所謂黃埔精英團體的“三民主義力行社”，簡稱
“力行社”
，其意大約取自于古語“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力行社在意識形态群組織形态上呈現出法西斯主義傾向，主要目标就是維護老蔣的獨裁統治，它以黃埔軍人為核心，同時成立了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複興社”，簡稱
“複興社”
。
有必要解釋一下力行社的組織結構，它采取遞進式的成員吸收制度，
不過是第三層的最基礎組織，成員通過考察取得信任後，才能被吸收進第二層組織
“同志會”
；最後再經過選拔才能進入核心組織
，并且這三個階梯式的組織之間沒有橫向聯系。按滕傑等人的設計：“隻有自上而下的集權，沒有自下而上的民主”，是學習德意法西斯組織的産物。
力行社最詭谲之處在于：基礎組織中除了幹部外，一般成員根本就不知道有上一層組織的存在，是秘密存在的政治團體。
（滕傑）
力行社的主要工作分為調查、行動、組訓、籌款四大類，不過要注意，作為最核心的組織，不僅力行社是秘密存在的，即便“同志會”也不太為人所知，公開打出招牌活動的隻有最基層的“複興社”。而在複興社的常設辦事機構中，則設立了組織、軍事、宣傳、特務等七個處，老蔣論功行賞，任命“力行社”核心成員之一的戴笠，以原來的密查組、聯絡組為基幹，組建了其中的特務處，
以戴笠為處長、鄭介民為副處長、唐縱為主任秘書，這就是後來軍統的“三駕馬車”之格局。
是以就組織關系而言，特務處實際隸屬于“力行社”，但是由于力行社的秘密性，是以公開的稱謂才是“複興社特務處”，這一點大家要理清楚。而就性質而言，特務處是密查組改頭換面的産物，它仍然有自己的權力群組織沿革，跟力行社、複興社并沒有實質性的從屬關系，某種意義上屬于“挂靠”，以掩蓋其不倫不類的身份，同時其活動原則也直接受老蔣的控制，比如暗殺民主人士（楊杏佛、史量才等被殺即特務處所為）、制裁（張敬堯等企圖當漢奸的軍閥）、反諜、情報搜集等等。
要知道，這些行動沒有老蔣的直接授意，其他軍警機關是不敢動手的，而特務處的性質決定着，它可以放開手腳“幹髒活”。期間複興社成員多以藍衣為統一服裝（因為它不是正規的軍警機關），故被坊間稱為“藍衣社”。
換句話說，藍衣社的稱呼跟特務活動沒啥直接聯系，真正起這方面作用的隻是戴笠的特務處。
三、特務處不妨可以視為“軍統”的雛形。
在CC系掌握的“黨務調查處”（黨務調查科更新）和黃埔系掌握的“特務處”兩大特務機關中，老蔣逐漸更信任和重用後者，一方面是“黨務調查處”被二陳控制得很牢固，不那麼100%的忠誠于老蔣個人，而戴笠和它的特務處卻把“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每天挂在嘴邊，大肆鼓吹對老蔣的絕對忠誠；另一方面，是在軍閥混戰、對日諜戰、控制軍隊等領域，以黃埔軍人為基幹的特務處執行力和行動力較強，對于老蔣來說，作用也更大一些。
比如1934年6月9日的“藏本事件”，當時日本駐南京領事館的副領事藏本英明突然“失蹤”，日本方面以其被抗日分子“殺害”為由，給南京政府發出通牒，要求48小時内必須“活要見人死要見屍”并作出合了解釋，否則将以武力“相周旋”，日艦亦雲集下關江面，擺出一副随時開戰的架式。南京政府為此焦頭爛額，軍警憲包括“黨務調查處”等機關集體出動，也未能找到藏本的蹤迹，老蔣大罵“娘西屁”急得團團轉。
而此時戴笠判斷這個日本人肯定走不遠，極有可能匿在近郊的紫金山一帶，遂指令特務處集中力量向該處實施搜查，果然在明孝陵附近發現藏本，然後将其押送至國民政府外交部。既然人已經找到并且毫發無傷，日本人也就不好再挑事，一場外交風波遂告平息。
（賀衷寒）
同月，在江西發生了燒毀意大利進口飛機的“南昌機場大火案”，當時的江西是紅軍與白軍作戰的主戰場，老蔣的南昌行營即設于此處，是以此案影響巨大。對于案件的調查，老蔣最初交給了南昌行營“密查組”辦理，注意這跟戴笠早年的密查組不是一回事，而是一個在戰區遂行任務的純軍事調查機構，組長是黃埔一期的鄧文儀。當時的南昌行營密查組由于作戰需要，偵察、諜報、通訊和技術人員逐漸增編到1700餘人，是特務處和黨務調查處都竭力企圖兼并的對象。
鄧文儀在解放戰争時期是新聞局長，可見對密偵并不在行，又礙于空軍乃是“蔣夫人”插手的地盤，畏手畏腳查來查去也查不明白，而CC系和徐恩曾（黨務調查處處長）為了實作已方的野心，在案件調查中故意制造輿論推波助濫，讓蔣氏夫婦非常狼狽。老蔣無奈之下，另委戴笠的特務處查辦。
（鄧文儀）
戴笠一番偵破下來确定是該案是意外失火，并且拿出了足夠的證據，讓方方面面都比較滿意，深得老蔣歡心，一邊将鄧文儀撤職一邊把行營密查組全部交給特務處管理，使複興社特務處一夜之間勢力壯大數倍。關于南昌大火案的曆史細節，筆者之前的文章中曾有介紹，總之到了1935年下半年，經過整合後的特務處勢力大增，幾有與“黨務調查處”并駕齊驅之勢。
但是由于戴笠的資曆太淺、地位較低，在國民黨的上層、政府和軍隊中的能量和份量，仍然遠遠落後于政治對手。
（楊虎城）
四、西安事變成為“特務處”徹底崛起的分水嶺。
時間進入到1936年，特務處受領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監控在西北的楊虎城陝軍和張學良東北軍，以利老蔣督促他們與紅軍拼個兩敗俱傷。開篇所述李克農與張學良、王以哲的密會，盡管保密措施非常嚴格，還是被無孔不入的特務處偵知，戴笠得知後火速上報老蔣。不過此時老蔣正被兩廣實力派的攻讦弄得焦頭爛額（6月間爆發兩廣事變），中央軍主力也在長江以南應對，是以對遠在西北的張學良隻能以安撫為主，并沒有深究東北軍和紅軍秘密達成和平協定一事。
及至12月初，戴笠更是從張學良身邊的親信處，直接獲得張、楊有意“兵谏”的絕密消息，自然再次火急火燎上呈。然而老蔣對此不以為然，軍統大特務文強曾經回憶道：“蔣得知後認為這是謠傳，他估計張學良絕不會出此異謀”，遂按計劃行程，仍然攜大批要員從洛陽到達西安。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在蔣系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發生，老蔣及大批随員皆被扣押，而在南京的戴笠則是捶胸頓足，深以老蔣不重視情報為憾。
（老蔣、錢大鈞和張學良在西安）
文強回憶說：“戴笠哭喪着臉，圍屋嚎叫，一籌莫展，認為老蔣兇多吉少，很難有活命的可能”，因為戴笠與其他軍政大員不同，他的地位和權力皆來自老蔣的私相授予，老蔣但凡完蛋，他也就什麼都不是了。抓狂中的戴笠什麼招都想過了，甚至準備尋找能夠“飛檐走壁”的高手去營救，已經到了急病亂投醫的地步。而随着宋美齡等主和派出面斡旋，戴笠又自告奮勇前往西安“随駕”以表達忠誠，這确實是有生命危險的，因為地方雜牌軍最痛恨這幫蔣系特務，據說戴笠登機前特意帶了兩把手槍，當然不是打仗用的。
而與此同時，特務處的上級機構“力行社”内部卻發生了意見分裂，骨幹成員賀衷寒、鄧文儀、劉健群等人都站到了宋美齡的對立面，支援何應欽對西安方面用兵，這就有逼迫張、楊殺蔣的嫌疑，老蔣事後對此怒不可遏，是以力行社的衰落隻是時間問題了。而戴笠在事變前的情報搜集、事變中的費心“救駕”、事變後對張、楊的辣手，都使老蔣頗為滿意，在粉飾自己的《西安半月記》中還特别提到了戴笠的名字，這就意味着，特務處的崛起也是時間問題了。
果不其然，西安事變後“力行社”的骨幹成員大部分失寵，期間毫無作為的CC系和“黨務調查處”也被老蔣罵得體無完膚，而戴笠的受寵程度和權勢日增。
（铨叙少将軍銜、中将職務軍銜）
五、真正意義上的“軍統”出現于1938年。
全面抗日戰争爆發後的1937年12月，為整合所有特務組織和諜報機構，組建了以陳立夫為局長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南京警察廳長陳焯為副局長），當然，這不是我們普遍認為的“軍統”，而是軍統前身“特務處”、中統前身“黨務調查處”等機關共同組建起來的一個大雜燴。其中以徐恩曾的“黨務調查處”為基幹組建第一處（黨政情報處）、以戴笠的特務處為基幹組建第二處（軍警情報處）、再以後來的大漢奸丁默邨為處長組建第三處（郵政檢查處），早期的軍統局以對日諜報為主，當然也有秘密監控延安方面的任務。
注意兩個點，第一是從這時開始，戴笠和他的特務隊伍不再是秘密組織的特務部門，而是正規軍事機關“軍事委員會”的下屬機構，與力行社、複興社的隸屬關系已經解除，由于老蔣對力行社一幫骨幹的嚴重不滿，其已處于名存實亡的狀态。第二是戴笠的機構，終于跟“黨務調查處”平起平坐了。
軍統局二處
從最初的十個人發展到擁有數千人和龐大網絡的特務機構，并且成為了黃埔系内部的一個重要派别，其中固然有老蔣着意扶植的因素，但是西安事變期間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也确實是一個分水嶺。
（陳立夫）
當然這幾個貨是硬捏在一起的，陳立夫雖然位高，但是戴笠卻有老蔣罩着，是以軍統局内部是互相不服烏煙瘴氣，局本部和三個業務處在南京居然是分成四個地方辦公，可見其混亂程度。直到1938年3月29日在武漢召開國民黨的“五屆四中全會”時，根據老蔣的提議，會議才作出了大力擴充特務組織和分别管理的決定，即将軍統局第一處獨立出來，正式組建“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也就是簡稱“中統”的特務機構，以徐恩曾為副局長主持工作，局長由中央黨部秘書長朱家骅兼任。
同時以第二處繼承“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招牌，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軍統”誕生（第三處裁并）
，以戴笠為副局長主持工作，局長由委員長侍從室侍一處主任兼任，隻因當時的侍一處主任是湘軍出身的賀耀祖，是以他挂了軍統局長的虛職，後來的錢大鈞、林蔚等人其實都兼着這個職務，主要由于是戴笠不過是黃埔六期的铨叙陸軍少将（職務軍銜是中将，也就是軍統局“中将副局長”），資曆和級别實在太低。另一方面，“力行社”被解散，什麼同志會什麼複興社當然也煙消雲散，其基層成員大多轉入新成立的“三青團”。
是以戴笠和他的“軍統局”是1938年4月被準許成立的，軍統内部每年紀念的“四一大會”也源于此，以示跟陳立夫上司的軍統局有本質的差別，而這個真正意義上的“軍統”，其挂牌時間其實已經是1938年8月間，不久武漢淪陷，局本部整體遷往重慶。
（徐恩曾）
六、軍統勢力的急劇膨脹又使老蔣如芒在背後。
名義上的軍統局局長是不到羅家灣局本部上班的，這裡當然是戴笠說了算，而軍統“三駕馬車”中另外的兩位，也因故或借故不來，其中資曆超過戴笠的鄭介民，在軍統的職務是
“主任秘書”
，但是他始終在軍事委員會二廳（情報）忙活，不願意在戴笠手下聽吆喝，戴笠借機提拔親信毛人鳳擔任了“
代理主任秘書
”，掌握了軍統大部分資料和秘密，為其後來繼承戴笠的衣缽打下了基礎；而後來任命的“
軍統局幫辦
”唐縱，是侍從室二處六組組長，老蔣身邊的和核心情報幕僚，也基本不去軍統局坐班。
尤其是在抗日戰争期間，對日情報、諜戰以及淪陷區的地下活動，成為特務機構活動的重點領域，而在這些方面，新的軍統擁有先天性的優勢，畢竟成員多為黃埔畢業生，是以在老蔣的支援和戴笠的統領下，軍統的插手領域和活動範圍、以及組織的規模迅速擴大，從幾千人發展到内外勤多達50000餘人，尚不計秘密發展的成員、汪僞内部的投誠者以及軍統掌握的武裝，比如别動軍和忠義救國軍等等，據估計如果算上暗中“反正”的僞軍，戴笠能夠掌握的武裝人員不下幾十萬。
（鄭介民）
按照高層對“兩統”的分工，“中統”是不可以插手軍隊事務的，同樣“軍統”也不可以在政府機關和黨務系統内培養勢力，老蔣的意思就是“各司其職、互相監督和互相制約”，而實際上為了争權奪利以及業務上有所重疊，這兩家的内鬥屢禁不止。同時在老蔣手下的三大政治派别中（政學系、CC系、黃埔系），始終存在着争當主流的沖突，其中政學系是一群老官僚（楊永泰、張群、熊式輝等），他們主要控制政府部門，與主軍的黃埔系沒有直接的利害沖突。
那麼在黃埔系看來，CC系及其附屬的中統，才是他們成為唯一嫡系的大敵，作為黃埔系的急先鋒，“軍統”從一開始就是制衡中統的有力工具，戴笠自然也清楚老蔣的真實意圖，曆來對中統就是毫不客氣。到抗戰中後期，“軍統”的權勢滔天，已經漸有壓垮“中統”之勢， 其高潮事件就是在戴笠的精心設計下，
中統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長徐恩曾貪腐敗露被“撤職查辦，永不錄用”，也就是說，戴笠居然把政治對手的實際控制人給搞掉了！
（毛人鳳）
是以到了1945年的春天，在特務系統中已經是戴笠的軍統一家獨大，連侍從室警衛組都被軍統掌握了，這又讓崇尚權力制衡術的老蔣心生疑懼，加之陳立夫、陳誠等政敵的不斷呼籲，以及唐縱對軍統勢力評估的秘密報告，老蔣開始下決心抑制軍統的勢力了。早在抗戰勝利之前，老蔣就已經成立了一個“五人秘密小組”來監控軍統，不僅自兼組長，成員還包括陳立夫、唐縱、胡宗南（你沒看錯）和宣鐵吾等四人，每月要求戴笠必須詳細彙報軍統的工作。
抗日戰争勝利後，戴笠已于1945年8月升任“
代理局長
”，适逢舉國掀起反對特務統治的巨大浪潮，老蔣就坡下驢，下決心裁并和改組軍統局，在之前已有“五人秘密小組”的基礎上，又于1946年2月公開下令成立一個“八人小組”，全權負責軍統局的改組事宜。這八個人分别是戴笠、鄭介民、唐縱、宣鐵吾（上海警察局長）、陳焯（北平警察局長）、黃珍吾（南京警察局長）、李士珍（中央警校教育長）、葉秀峰（中統局長），裡面除了舊部鄭介民關系還算湊合之外，其它六人幾乎全部是戴笠的政治對手。
（戴笠企圖靠上美方）
戴笠深感大事不妙，借口在華北地區巡視“肅奸”工作，遲遲不肯傳回重慶參加八人小組的會議，其實是在給自己争取時間，一面發動各種關系遊說，希望能夠讓老蔣在改組和縮編軍統局的問題上回心轉意。另一方面暗中布置軍統勢力的分散轉移，同時謀求“海軍總司令”的位置作為後路，更訓示軍統心腹成立秘密組織“警壇社”，而最後一個是極其犯忌的“作死”舉動，接到密報的老蔣曾經說道：“
這個戴局長不是昏頭了，就是另有所圖
”（可不是副局長了哦）。
隻不過戴笠當時畢竟權勢熏天，各方均有所顧忌，軍統局的裁減和縮編工作推進起來非常困難，而戴笠一旦于1946年3月14日機毀人亡，軍統局的改制立即上了快車道。下一篇文章，筆者将着重介紹軍統之後半生“保密局”的來龍去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