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勢合久必分，曆史王朝總會在某個節點後盛極而衰。對于大唐王朝來說，這個節點便是“安史之亂”。那麼，大唐衰敗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麼呢？今天我們便結合今人觀點進行剖析，看看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偌大的大唐王朝土崩瓦解。
第一個：亡于少數民族政策
支援這一觀點的學者較多，自中唐以來便已誕生了此類說法，稱大唐的覆滅與不完善的少數民族政策有關。
近年來，有學者提出了“河北胡化論”，從本質上來說就是這一觀點的引申。
隋唐建立于亂世，唐廷吸納了大量周邊少數民族，但安置少數民族的政策并不健全，直接導緻少數民族地區出現“胡化”的現象。有學者認為，一旦“胡化”在邊遠之地普及，這裡便會産生一種離心力，當地的人民缺乏對大唐王朝的歸屬感，容易被其他勢力策動。
當然，也有不少學者反對這一觀點，認為唐朝的少數民族的政策是相對成功的。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大唐王朝有不少胡人血統的大臣，這些大臣對唐朝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且行走在挽救王朝的前沿。唐朝的少數民族政策，與後世的滿清高度類似。清王朝雖将最高軍權牢牢地控制在滿族手中，但卻任用了大量中高層外民族将領。
在筆者看來，李世民的少數民族政策是成功的，但李隆基的少數民族政策卻是失敗的。李世民堅持将軍權控制在“自己人”手中，即便任用了大量藩将，掌握最高軍權的仍是漢族重臣及李家人。相比之下，李隆基卻沒有把握好這一尺度，任由軍權被拿捏在高仙芝、安祿山等藩将的手中。
除此之外，從兩位大唐皇帝任用的藩将身份上，我們亦可發現端倪。
李世民任用的少數民族人才，多為出身高貴的少數民族權貴，如：突厥王子、鐵勒王子等，無不是少數民族貴族。反觀李隆基，他任用的少數民族人才多是出身草根的寒門子弟，即“多是雜種賤胡”，例如：安祿山就是個出身雜胡的死囚犯。
雖說，“英雄不問出處”，但無法否認的是古代貴族階層擁有平民所不具備的責任感和榮譽感，這些人一旦忠于大唐，往往會對中央産生一定的向心力。況且，這些少數民族貴族在當地享譽盛名，容易獲得部屬的擁戴。
相比之下，那些出身寒門的少數民族子弟，即便獲得了高人一等的地位，也很難取得少數民族地區的擁戴。在這種不服氣的心态下，這些人難免會心生反叛之意。
第二個：亡于科舉制度
近日筆者在網絡上看到另一種觀點，同樣引人深思：安史之亂爆發的首因，是失意軍人與失意士人結合。
這一觀點，是前文中“華夷之辯”的反證，持這一觀點的學者給出的依據是策動安史之亂的幕僚多為漢人，而不完善的科舉制正是這些漢人發動叛亂的首要原因。熟悉曆史的朋友都知道，雖然武周時期後科舉盛行，但原有的門閥士族仍處于權力核心，那些出身寒門的學子很難獲得大權，即便有也隻能算是鳳毛麟角。
科舉制的推行，無疑給廣大寒門子弟出人頭地的機會，讓他們獲得了成為人上人的機會，但即便是在科舉盛行千年後，這項人才選拔制度仍無法滿足讀書人的需要。在文學領域我們能看到，唐代文人大多自負，唐詩中出現最多的便是“懷才不遇”的喟歎。唐朝的讀書人，大多希望學有所成，“學而優則仕”，極少會像其他朝代懷才不遇的才子一樣隐居山林（即便隐居山林也都是在多年名落孫山後）。
對于無法中榜的士人來說，他們的出路十分有限。科舉失意以後，不少文人（尤其是那些頗有才名者）都會遠走河朔，在軍閥手下當幕僚，走一條“曲線救國”之路。藩鎮軍閥，與這些落魄文人有同樣的心境，那就是對現實不滿。這兩股對現實不滿的力量互相結合，對原本的秩序産生了強大的沖擊力。
汲取了唐代前車之鑒的宋朝，在重文輕武的同時，大量啟用士人，讓讀書人的出路更多。即便是多年不中的倒黴蛋，亦能得到中央傾向性政策的支援，通過其它途徑混到“鐵飯碗”，是以，宋朝從根本上杜絕了這種情況的發生。
第三個：亡于開邊政策
不少朋友認為，唐朝皇帝（尤其是李隆基）窮兵黩武，開邊過度。還有不少人拿出了開元時期的軍費記錄，用以證明開邊過度耗空國庫的說法。
為什麼這種說法不見史學家提及？
這是因為唐代的軍費開支再多，也不會拖垮國家經濟。我們不妨拿出唐代前後的漢、宋兩朝，通過對比就能發現唐朝的軍費開支不算多。衆所周知，自天寶到開元，唐朝經濟始終處于富庶的上升期，是以李隆基執政時期中央的軍費開支實屬九牛一毛。
況且，唐朝采取了“以戰養戰”的政策，是以在許多對外戰争中非但不會耗費大量軍費，還會憑借占地的資源發一筆财。這套政策，對國内經濟反而起到一定推進作用。
筆者發現，很多朋友對唐廷窮兵黩武這一點的認識并不全面，将這種現象的成因歸咎于皇帝個人，亦或是歸咎于某個貪功的将領。
根據史料來看，當時的确存在不少想要去邊疆立戰功的将士。例如，王忠嗣持重安邊，可他手下的兄弟卻覺得跟着王忠嗣混沒有什麼前途發展，對他離心離德。為了安撫麾下的将士，老成持重的王忠嗣不得不采取一些激進的對外政策，在確定勝利的情況下發兵攻打轄區外的少數民族，讓手底下的将士獲得升遷的機遇。
然而，這些貪功的将士畢竟隻是少數。
相比于常年混迹于邊疆，指望着用軍功博前途的士兵來說，内地的士兵往往有偏安的願望。随着唐朝和平日久，内地逐漸出現了“不識兵戈數代人”的狀況，距離中央較近的地方軍甚至連怎麼打仗都忘了。安史之亂爆發之際，内地的守軍還鬧出過這樣的亂子：叛軍的軍号一吹響，便有被吓破膽的守軍在城牆上跌落下來。
《仁本第一》有雲：“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安史之亂中，我們能看到“好戰”的邊軍及“忘戰”的中央軍，這一時期的大唐可謂兼具“好戰”與“忘戰”，從這個角度來看國家處于危亡已是大勢所趨。
第四個：亡于軍政制度
自高宗以後，府兵制逐漸退出曆史舞台，直到李隆基登基後這項征兵制度徹底被募兵制所取代。必須要說的是，均田制隻是府兵制的支撐政策，其本身的變動尚不足以影響到府兵制。朝廷逐漸廢止了府兵制之後，均田制仍被保留下來。
唐代中後期的士兵，不論是在服役期内留守地方的守軍還是終生服兵役的中央軍，基本都是通過募兵制招募而來的。由府兵制到募兵制，軍隊完成了向職業化的轉變。然而，這一轉變是不完善的，在轉變的過程中埋下了軍隊地方化的種子，使藩鎮勢力崛起。
安史之亂為何爆發？
筆者認為離不開府兵制被破壞時誕生的節度使制度。
顯而易見的是，唐朝軍事實力最強的時期，正是府兵制盛行的時期。李世民推行府兵制，是以貞觀時期的唐軍戰鬥力世界第一；高宗沿用府兵制，是以高宗時期的唐朝疆域最廣。中唐之後，有大臣看到了制度轉換後的弊端，是以恢複府兵制的呼聲水漲船高。
有不少曆史愛好者認為，唐代“天下财富，國都不藏”的政策，間接導緻唐代地方權力威脅到朝廷，進而引發藩鎮割據。說實話，這項政策的出台的确帶來了地方政權威脅到中央政權的隐患，但凡事均有利弊，該政策亦有利國利民的一面。
且看安史之亂期間，國都被叛軍攻占後，大唐仍能借助地方資源發動反擊，這便是最有力的證據。
當時，東南财閥尚在，大唐天子可借此東山再起。張巡據守睢陽整整三年，若地方府庫中沒有龐大的積蓄打底，單憑城内軍民甯死不屈的意志和草根樹皮，恐怕也難撐過這三度寒暑。
反觀後世的靖康之亂，汴梁一旦被金人攻陷，北宋便在頃刻間土崩瓦解，連回環的餘地都沒有了。
總而言之，大唐之軍政有利有弊，我們亦不能将唐王朝之衰敗歸咎于某項軍政，這是有失嚴謹的。在唐朝發展的過程中，貞觀、開元兩大盛世是大唐各項政策利處的展現，那麼，天寶年間的動亂就是各項政策弊端的展現。
後世的王朝，無不借鑒了大唐之興衰。甚至，從唐王朝289年的發展史中，生于現代的我們亦能收獲頗豐。
參考資料：
【《資治通鑒》、《舊唐書》、《新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