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什麼：是過去傳到将來的回聲，是将來對過去的反映。——雨果
公元166年，漢桓帝延熹九年，是中國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年。這一年裡，發生了著名的“黨锢之禍”，塞北鮮卑首領檀石槐也大舉入寇，另外還首次出現了“清談之風”，都會後世有着深遠影響。
但是，公元166年一個更重要的曆史影響卻更加可怕。
東漢和羅馬，幾乎同時開始大瘟疫
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羅馬帝國皇帝馬可·奧勒留派使節抵達洛陽，實作了與漢朝的首次官方交流。雖然極具曆史意義，但史書也隻是一筆帶過。但一個令後人戰栗的巧合發生了——羅馬和東漢，幾乎都在這一年發生了大瘟疫。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羅馬使節抵達東漢首都洛陽時，東漢境内正發生劇烈瘟疫。“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阙上疏曰：……今天垂盡，地吐妖，人厲疫”（《後漢書-襄楷傳》）。雖然疫情還沒有嚴重波及洛陽，但已成為儒生們指責漢桓帝“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導緻“災異尤數”的證據。
無獨有偶，羅馬在這一年開始了史上著名的“安東尼大瘟疫”。出征帕提亞帝國（安息）的羅馬大軍，雖然在戰争中獲得大勝，在前一年攻克了帕提亞首都泰西封，但也在當地染上了奇怪的瘟疫，并将瘟疫帶回了羅馬。
瘟疫首先在小亞細亞和叙利亞蔓延，随後在巴爾幹、意大利和高盧地區先後擴散，最後整個帝國境内都沒有幸免。這場瘟疫持續了20多年，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估計死亡超過1000萬），特别是羅馬精英人物損失慘重，兩位共治皇帝維魯斯和馬可·奧勒留先後因瘟疫去世。
此時，正值羅馬帝國最鼎盛的安東尼王朝時代，強大的羅馬在瘟疫打擊下，人口、生産和稅收遭到重創，軍隊也由于大量老兵死亡而受損。最終，安東尼王朝在192年結束，羅馬帝國一度陷入“五帝之年”的混亂，進而走向了下坡路。
在地球另一端，東漢的瘟疫則更加漫長，在後來的一百多年裡不斷爆發，僅在東漢最後三十年裡，就記載有十二次瘟疫大流行。特别是在漢靈帝（168年-189年）時爆發的大瘟疫，再加上天災人禍，直接導緻了黃巾之亂。
大瘟疫直到三國、兩晉、十六國時代仍然多次肆虐人間，病亡數字動辄以百萬、千萬計算，導緻中國古代人口一度陷入低谷，從漢桓帝時的5600萬降到了晉武帝時的1600萬。
由此可見，東漢和羅馬帝國都是在鼎盛時期被大瘟疫擊垮的。那麼，兩處的瘟疫會不會存在聯系呢？
東漢和羅馬瘟疫的共同性
從曆史資料看，羅馬和東漢都留下了關于瘟疫症狀的記載，并且同時誕生了兩位醫聖——東漢的張仲景（約150年-219年）和羅馬的克勞迪亞斯·蓋倫（129-199）。根據雙方的記載，病患都存在發燒、嘔血、腹瀉嘔吐等等症狀，羅馬方面的記錄更加詳細，還描述到“大部分痊愈患者會在全身起瘡，身上的疹也會像鱗片一樣剝落”。
根據以往的一般說法，漢朝的瘟疫可能是流感、鼠疫、出血熱等等，羅馬的瘟疫則認為可能是天花、麻疹、出血熱等等。其中，出血熱最接近當時記錄的症狀，而且将東漢瘟疫和羅馬瘟疫聯系在了一起。
現在我們說的出血熱，一般指的是漢他病毒導緻的流行性出血熱。另外還有一種特殊的出血熱，就是令人聞風喪膽的埃博拉出血熱。不過，無論是漢他病毒還是埃博拉病毒，都是上世紀才被發現的。但是，這兩種病毒或其近親病毒，并非不可能出現在公元二世紀。
埃博拉病毒，源自于非洲的果蝠，比較難以流傳到歐亞大陸，但漢他病毒就不同了，這種病毒源自于齧齒類動物，特别是野鼠和家鼠。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二世紀，地球開始進入一個小冰河期，氣候趨向寒冷幹燥，很可能對歐亞草原的植物、動物乃至遊牧民族都産生了連鎖影響。隐藏于草原的多種病毒，包括齧齒類攜帶的鼠疫、漢他病毒，牛類攜帶的天花、麻疹病毒等等，可能是以從野外傳入了遊牧部落内部，并借着遊牧民族的遷移、征戰活動，再傳播到人口稠密的農業區。
瘟疫的起源：
從起源地看，羅馬瘟疫已确認來自于東方的波斯地區，東漢的瘟疫則可能來自于西方。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規（皇甫嵩伯父）率軍征讨隴右羌族叛亂時，就發生了大瘟疫。皇甫規軍中，有十分之三四的人病死。這起瘟疫，很可能就是延熹九年乃至東漢末年大瘟疫的先聲。
另一個曆史細節也值得我們注意。當時，北匈奴已經被漢朝和鮮卑打敗，被迫向西逃竄。漢朝與北匈奴最後的戰役（伊吾、蒲類海之戰），正是在公元151年前後發生的。北匈奴進一步西遷，闖入了中亞的錫爾河、阿姆河地區，很可能引發了當地遊牧民族（包括康居、烏孫、阿蘭等民族）重新洗牌，進而發生了更多的征戰和遷徙。
我們可以這麼猜想，這場瘟疫原本來自于中亞草原的齧齒動物（包括野鼠、旱獺等），在北匈奴對中亞遊牧部落的沖擊下，沿着絲綢之路分别向東和向西，傳播到河西走廊和波斯地區，進而引發了東漢和羅馬的大瘟疫。事實上，這場公元二世紀開始的大瘟疫，可能包含了好幾種疾病，但氣候、地理和民族遷徙的因素，是我們研究瘟疫起源最需要注意的。
總的來說，古代世界雖然很大，漢朝、羅馬、匈奴雖然相隔萬裡，但互相之間也許早就隐藏有不少聯系，瘟疫隻是其中最容易被史書記住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