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雨果
公元166年，汉桓帝延熹九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年。这一年里，发生了著名的“党锢之祸”，塞北鲜卑首领檀石槐也大举入寇，另外还首次出现了“清谈之风”，都会后世有着深远影响。
但是，公元166年一个更重要的历史影响却更加可怕。
东汉和罗马，几乎同时开始大瘟疫
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派使节抵达洛阳，实现了与汉朝的首次官方交流。虽然极具历史意义，但史书也只是一笔带过。但一个令后人战栗的巧合发生了——罗马和东汉，几乎都在这一年发生了大瘟疫。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罗马使节抵达东汉首都洛阳时，东汉境内正发生剧烈瘟疫。“延熹九年，楷自家诣阙上疏曰：……今天垂尽，地吐妖，人厉疫”（《后汉书-襄楷传》）。虽然疫情还没有严重波及洛阳，但已成为儒生们指责汉桓帝“宦官专朝，政刑暴滥”，导致“灾异尤数”的证据。
无独有偶，罗马在这一年开始了史上著名的“安东尼大瘟疫”。出征帕提亚帝国（安息）的罗马大军，虽然在战争中获得大胜，在前一年攻克了帕提亚首都泰西封，但也在当地染上了奇怪的瘟疫，并将瘟疫带回了罗马。
瘟疫首先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蔓延，随后在巴尔干、意大利和高卢地区先后扩散，最后整个帝国境内都没有幸免。这场瘟疫持续了20多年，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估计死亡超过1000万），特别是罗马精英人物损失惨重，两位共治皇帝维鲁斯和马可·奥勒留先后因瘟疫去世。
此时，正值罗马帝国最鼎盛的安东尼王朝时代，强大的罗马在瘟疫打击下，人口、生产和税收遭到重创，军队也由于大量老兵死亡而受损。最终，安东尼王朝在192年结束，罗马帝国一度陷入“五帝之年”的混乱，从而走向了下坡路。
在地球另一端，东汉的瘟疫则更加漫长，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里不断爆发，仅在东汉最后三十年里，就记载有十二次瘟疫大流行。特别是在汉灵帝（168年-189年）时爆发的大瘟疫，再加上天灾人祸，直接导致了黄巾之乱。
大瘟疫直到三国、两晋、十六国时代仍然多次肆虐人间，病亡数字动辄以百万、千万计算，导致中国古代人口一度陷入低谷，从汉桓帝时的5600万降到了晋武帝时的1600万。
由此可见，东汉和罗马帝国都是在鼎盛时期被大瘟疫击垮的。那么，两处的瘟疫会不会存在联系呢？
东汉和罗马瘟疫的共同性
从历史资料看，罗马和东汉都留下了关于瘟疫症状的记载，并且同时诞生了两位医圣——东汉的张仲景（约150年-219年）和罗马的克劳迪亚斯·盖伦（129-199）。根据双方的记载，病患都存在发烧、呕血、腹泻呕吐等等症状，罗马方面的记录更加详细，还描述到“大部分痊愈患者会在全身起疮，身上的疹也会像鳞片一样剥落”。
根据以往的一般说法，汉朝的瘟疫可能是流感、鼠疫、出血热等等，罗马的瘟疫则认为可能是天花、麻疹、出血热等等。其中，出血热最接近当时记录的症状，而且将东汉瘟疫和罗马瘟疫联系在了一起。
现在我们说的出血热，一般指的是汉他病毒导致的流行性出血热。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出血热，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埃博拉出血热。不过，无论是汉他病毒还是埃博拉病毒，都是上世纪才被发现的。但是，这两种病毒或其近亲病毒，并非不可能出现在公元二世纪。
埃博拉病毒，源自于非洲的果蝠，比较难以流传到欧亚大陆，但汉他病毒就不同了，这种病毒源自于啮齿类动物，特别是野鼠和家鼠。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二世纪，地球开始进入一个小冰河期，气候趋向寒冷干燥，很可能对欧亚草原的植物、动物乃至游牧民族都产生了连锁影响。隐藏于草原的多种病毒，包括啮齿类携带的鼠疫、汉他病毒，牛类携带的天花、麻疹病毒等等，可能因此从野外传入了游牧部落内部，并借着游牧民族的迁移、征战活动，再传播到人口稠密的农业区。
瘟疫的起源：
从起源地看，罗马瘟疫已确认来自于东方的波斯地区，东汉的瘟疫则可能来自于西方。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皇甫嵩伯父）率军征讨陇右羌族叛乱时，就发生了大瘟疫。皇甫规军中，有十分之三四的人病死。这起瘟疫，很可能就是延熹九年乃至东汉末年大瘟疫的先声。
另一个历史细节也值得我们注意。当时，北匈奴已经被汉朝和鲜卑打败，被迫向西逃窜。汉朝与北匈奴最后的战役（伊吾、蒲类海之战），正是在公元151年前后发生的。北匈奴进一步西迁，闯入了中亚的锡尔河、阿姆河地区，很可能引发了当地游牧民族（包括康居、乌孙、阿兰等民族）重新洗牌，进而发生了更多的征战和迁徙。
我们可以这么猜想，这场瘟疫原本来自于中亚草原的啮齿动物（包括野鼠、旱獭等），在北匈奴对中亚游牧部落的冲击下，沿着丝绸之路分别向东和向西，传播到河西走廊和波斯地区，进而引发了东汉和罗马的大瘟疫。事实上，这场公元二世纪开始的大瘟疫，可能包含了好几种疾病，但气候、地理和民族迁徙的因素，是我们研究瘟疫起源最需要注意的。
总的来说，古代世界虽然很大，汉朝、罗马、匈奴虽然相隔万里，但互相之间也许早就隐藏有不少联系，瘟疫只是其中最容易被史书记住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