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什麼：是過去傳到将來的回聲，是将來對過去的反映。——雨果
戴笠生于1897年5月28日，幼時名為戴春風，在他14歲上高小時取學名為“征蘭”，直到30歲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時才改名為“笠”，據說這次改名是因為頭一次考黃埔失敗後，他的一位通過考試的朋友認為“征蘭”一名不夠男子氣，于是戴笠想到了《越謠歌》中“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輯”的詩句，遂取了這個後來令很多人感到陣陣寒意的名字。然而，這個名号初聽上去未必更有男子氣概，對于《越謠歌》，《風土記》的解釋為:“越俗性率樸，初與人交，有禮。”
大權在握的戴笠在國民黨的西方盟友那裡又得了個新綽号:“中國的希姆萊”。但戴笠的确不是希姆萊，雖然從外部效果上看，兩個人都在人間各自制造着地獄般的恐怖，但希姆萊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分子，他相信并且踐行着法西斯主義的教條。戴笠雖然“支援民主”，平時“三民主義”不離口，可從他的所作所為上看，誰又真會相信他是中山先生的信徒；若說他是法西斯分子，也不确切，現實中的戴笠恰恰處在與法西斯敵對的陣營中。或許就像戴笠的手下私底下稱呼他“戴老闆”那樣，他倒是更像一位精明的生意人，純粹的商人隻認錢，不管什麼主義，戴老闆的生意似乎也不管什麼主義，他認的倒不是錢，而是人。
戴笠總是強調自己是“總司令的戴笠”時，他已然十分明确地向世人表明:他之是以能在民國政壇中平步青雲、呼風喚雨，自1932年以來一直把持着“中央調查統計局第二處(特務處)”及後來“軍統”的大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戴笠乃“總司令的戴笠”。于是，“蔣總司令”的身形在這個令人恐怖的特務頭子後面若隐若現地浮現出來，令世人多少領悟到民國時期四處制造恐怖的特務政治的真正源頭所在。
1935年，西湖畔舉行了一次特務處讨論會，與會各方“雖然采納了克格勃或蓋世太保的運作技術、間諜方式群組織形式，但戴笠拒絕接受它們的組織精神。戴笠強調，中國秘密特工必須建立在中國的‘仁’和‘義’，‘忠’和‘孝’的概念上。‘我們的同志在仁義的原則上集合起來，我們的集體團結是通過忠誠和義務建立起來的。’”依此概念，在特務處總部大會堂便挂起一幅醒目的智語:“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這是戴笠親自提出的口号;而在他後來欽點的軍統局歌裡，最打動他的詞是:“維護我們領袖的安全”。戴笠十厘清楚，“新生活運動”中的“禮義廉恥”，黃埔系的“親愛精誠”，到了蔣校長那裡，最終隻對應着一個“忠”字，對校長的忠，就是對黨國的忠，且這一順序決不可以倒過來。
在戴笠對蔣介石的忠誠裡，“智慧”是第一重要的要素，而這所謂的“智慧”實際上不過是要跟對人的算計。隻有先跟對了人，然後才有絕對服從和徹底奉獻。戴笠經常把自己從事的特務工作和“有神出鬼沒之機”的諸葛亮拉上關系，把他看成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間諜王”，或許戴笠還有些把自己知遇于蔣校長和諸葛孔明當年知遇于劉玄德相聯系起來的意思。自然，經過這番算計後的忠誠絕不會指向原則、主義、理想之類抽象之物，它隻指向現實而非觀念中具體的人。同時，此種忠誠一定會反過來要求忠誠對象至少能知道有他戴笠這麼個具體效忠者的存在，這才算有效的忠誠，否則便成了白忙活一場的賠本買賣。此種效忠模式再清晰不過地顯現出戴老闆忠誠之術裡傳統人治的政治底色。
除了有“智慧”，還須有“能力”。對此，作為黃埔六期騎兵科肄業的戴笠心知肚明，他承認自己沒帶兵打仗的本事，不過他另有一套讓“校長”側目的本事。剛入黃埔時，戴笠就“拼命吸收他認為蔣會感興趣的資訊。每隔幾天，他就會把以摘要或單子形式寫成的情報送到蔣介石的辦公桌上。一開始‘校長’看都不看就把這些報告扔進了廢紙簍。戴笠會很耐心地把這些摘要揀起來，燙平後再放回蔣的桌上。”
1928年，戴笠被其老同學胡宗南推薦到“黃埔校友會畢業學生調查處”，又拜托蔣介石随從副官胡靖安引薦，成為蔣介石的一名侍衛。于是他故伎重演，“利用他作為蔣介石司令部門口警衛的位置，在蔣介石每次通過的時候把這些寫有密報的紙條遞上去。”戴笠的辛苦得到了回報，“校長”很快注意到自己這個門生提供資訊的價值，漸漸開始把一些重要的情報工作交給他去做，戴笠由此邁出了通向權力的第一步。
1932年，戴笠進入國民黨内右翼團體“力行社”的核心圈，無奈他資曆太淺，在社中黃埔一期的滕傑、賀衷寒、鄧文儀等“天子門生”眼裡，不過是個開會時負責警衛的小角色。老蔣一開始非常倚重社中黃埔前四期成員，可他們卻“無視蔣介石的寶貴時間，經常向蔣呈送洋洋萬言的檔案。蔣多次向他的新幹部們建議要簡明扼要，但他們不予理睬，照樣啰唆，甚至還向朋友們誇耀他們交給領袖的備忘錄的長度。”相比這些同樣不能打仗卻以忠誠和廢話見長的“老大哥”們，戴笠在情報方面的高超能力和務實作風使他脫穎而出，從此得到老蔣特别賞識，地位迅速竄升。
既跟對了人，身上本事也得了賞識，才輪得到在必要時分能夠“徹底奉獻”，這種敢死行徑江湖上稱之為“義氣”，從上海灘的流氓堆裡摸爬滾打出來的戴老闆明白這套江湖規矩在政界同樣重要。1927年，蔣介石下野後欲到日本作戰略性流亡，戴笠聞訊趕忙去敲走背運的“校長”大門，自願為他當保镖。西安事變爆發後，戴笠便決心為蔣介石“赴難”，與蔣夫人、宋子文同機飛往西安。登機時，他“帶了兩支左輪手槍，滿懷與校長共生死的決心。當他們終于到達西安見到蔣時，他沖向前去，跪在總司令面前抱住領袖的腿失聲痛哭，責罵自己保護領袖失職。”
雖然戴笠演得有點兒過火，卻感動了蔣介石本人。而“那些在西安事變中未能前來援救領袖的競争對手們在蔣的眼裡是以而失寵。比如，委員長認為，鄧文儀和賀衷寒在那兩個星期中的表現動搖。于是蔣回到南京後，便把他們及另一些人全都降級。”鄧文儀更是一直倒運，打入冷宮冰封了十幾年後，才重被任命為侍從室書記。
在戴笠忠誠之術裡，還有最難做到的一點，即：除了主子與奴才間的信任外，更須營造出一種“親近”、“親密”的氣氛，使彼此相處得自在、惬意。在這方面，戴笠确有本事“用不同的辦法使他的主子放松，使蔣介石松弛的一面表現出來。”比如戴笠年輕窮困時總能保持着衣冠楚楚的風度，可跟着校長發迹後，反倒“經常是衣服皺巴巴的，穿得很糟糕，也不刮胡子，甚至有些邋遢。這給人的印象是，戴笠漫不經心的氣質從某種程度上說正好符合蔣介石的另一面———可能是他的一個内在而松弛的王國”。
憑借這套效忠之術，戴笠不僅得到蔣介石賞識，還得到蔣介石喜歡，提起他時往往用“雨農”來稱呼，如同自家人一般。面對如此強勁的競争對手，黃埔一期、“天子門生”的鄧文儀不得不自歎弗如，酸酸地說:“要做希姆萊隻有雨農才夠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