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什麼：是過去傳到将來的回聲，是将來對過去的反映。——雨果
“第一流的知識分子，必是第二個政府”，這是李敖大師的名言。他的這句話，常常讓我想到魯迅。
想魯迅當年，那樣痛斥國民黨，針砭當權者，志在揭露國民政府的橫暴，甚至意在動搖乃至推翻其統治，追随者之衆、影響力之巨、身後力量之強、投槍匕首之猛，說彼時上海虹口景雲裡周宅是知識分子圈中的“第二政府”，應該不算太虛誇吧。
隻是，問題的蹊跷在于：在那命如草芥的時代，辭職“下海”後的魯迅，論公開身份不過一自由撰稿人，可說無職無權平頭老百姓一個。思想如此“危險”，姿态如此決裂，生殺予奪的國民政府，卻似一直對他莫可奈何，不僅沒有暗害之，甚至還時常予以優容。
魯迅去世後，許廣平母子與一衆友人
雖然也批他為“堕落文人”，可實際上，不僅睜一眼閉一眼讓他文章發表，繼續“流毒中國的青年”，最終還讓他安然老死家中，容許其風光大葬，甚至送一大筆錢安撫其妻兒，給其全集出版大開友善之門，搞得敵友界限都有點模糊了。
這一切，似乎顯得當權者很寬宏大量，甚至很慈悲為懷，也給不少朋友一種感覺，認為民國政府很禮遇知識分子，是中國文人的“黃金時代”。可事實真的是如此嗎？或者說，這就是全部事實了嗎？為此，我一直都是存疑的。
一，國民政府的權力松散與擲鼠忌器
一種很流行的意見認為，魯迅之是以能橫眉怒怼政府、撕心裂肺罵公權而安然無事，是因彼時的國民政府為政開明，以及勢力松散之故，是以對“街巷異口之議”，或佯裝不見,或姑息縱容。
我個人不完全否定這樣的觀點，隻是覺得将緣由解釋止此，未免過于單純。不僅一廂情願，也有悖于曆史實情，更美化了一些“老虎”的本相。因為，稍悉現代史即知，人家民國政府照樣是暴力起家、造反立國、暗殺成瘾的，對待異見分子并不比此前任何王朝更顯慈祥。
南京著名景點
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有一大份黑賬，就是牠的暗殺史。在很短的時間内，僅軍政與文化領域，被他們刺殺掉的異已人物，比較有名的都可寫本書。比如這份小名單：鐵良、德壽、鳳山、鄭汝成、陶成章、湯化龍、唐紹儀、陳其美、張敬堯、鄧铿、曾仲鳴，鄧演達 、張嘯林、楊傑、楊虎城、楊永泰、廖仲恺、楊杏佛、黃競武、史量才、王亞樵、李公樸、聞一多等等，實難以盡數。
恐吓、槍斃、活埋、虐殺、爆炸、滅門，手段也是無所不用其極，裂腸斷手，傷心慘目，令人鄙薄，令人發指。 這些本是為反抗滿清而起的“革命黨人”，當後來居上也成為秉政者後，不少人奉“革命”為神聖圭臬，容不下絲毫雜音。這些舊事，但凡讀過高金陵《同盟會的“暗殺時代”》、魏斐德《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等書的朋友，想必都曾觸目驚心。
國民政府實在不是一個吃素的佛系政府。1920年代以後，它對左翼力量的剿除也始終不遺餘力，典型的案例，就是諸如“左聯五烈士”、“龍華二十四烈士”的街頭慘死。這些年輕人，在當時隻不過是“左聯盟主”的“下屬”，尚且要喋血送命，當權者獨獨會放過頭領魯迅？難不成真的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周樹人”筆名“魯迅”？
魯迅沒有“享受”到暗殺的同等待遇，據楊奎松等研究者推斷，主因有二：其一，他在彼時名聲太大、名望太高了，擡手動腳都會關涉到國際觀瞻及各方勢力，如此人物國民政府自然擲鼠忌器，不好貿然。《沈醉回憶錄》就說，“顧忌他名聲，一直沒敢下手”。
其二，魯迅生前，是罵天咒地，誓不合作，可并非蠢驢，不會白白自陷死地。他極為謹慎，“對朋友可以裸體,上戰場必須穿甲胄”，是以他一般不會公然去辱罵袁世凱、蔣志清這樣一些主腦人物。馮雪峰回憶說，1930年時，曾有人希望他公開罵下蔣氏，他當場回絕：“文章是很容易寫的”，不過“在上海就無法住下去，隻能到國外去當寓公了”。
第四排右一為魯迅
他所取政策，是含沙射影聲東擊西式的春秋筆法，國民政府感覺未傷及中樞，會警告會敲打會恐吓，可也無妨放他一馬了。
二，作為光複會、同盟會及民國政府“老資格”的魯迅
太多朋友還忽視了，魯迅不止是“純文人”而已，他還有彼時體制内，前資深“老革命家”的一面。他能保全自身，他這一身份，也是極為關鍵因素。
1911年的魯迅，身穿自己設計的大衣
魯迅至少在1906年6月，25歲那年，由仙台傳回東京時起，就積極參與反清愛國運動，且是同盟會的一份子、光複會的資深成員。雖然，周作人說他未曾真入光複會，可是他的熱心參預是有據可查的；其密友許壽裳，回憶錄中更明确指他是會員，甚至該會曾有意栽培他為頭領之一的。隻是說，光複會是暗殺團體，“入會的人，對于家人父子本不相告”，是以即便其弟周作人，也不了解内幕。
魯迅墨迹
這層隐秘身份，李敖特别提示過，“二周”研究專家倪墨炎，在《魯迅的社會活動》這本2006年所出專著中，更有詳細考證，确鑿無疑。一般意見認為，是光複會在1907年要安排他回國刺殺清廷某位重臣，他覺得無甚意義，才逐漸淡出而已。可以說，擺起革命資曆，他也是留日分子、革命黨人、“二會”成員、“民國元勳”章太炎高足、民國政府日後一幹要員的“好友”，資深程度隻怕比蔣氏還要高出一籌。
民國時代的紹興城
1903年前後，光複會密謀組建，活動中心在日本，大學營則在紹興。其上司者蔡元培、陶成章，核心骨幹徐錫麟、許壽裳等，不是魯迅的同鄉，就是其至交，不是其通家，就是其師長，魯迅與當時的革命大業淵源極深。這些材料，如今都是有案可查的。
職是之故，論學曆不過雜牌醫專肄業的魯迅，尚籍籍無名的周樹人，1909年底一歸國，可以就任紹興中學堂監學；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一締建，他能夠立即“當官”，火速進京，受蔡元培直接任命，擔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此後，他曆經14年的進階公務員生涯，如果不是和上司章士钊鬧沖突，差點升任司長，還受過袁世凱兩次接見。
魯迅知己蔡元培
魯迅能有如此“官運”，當然絕非僅因與蔡元培有着紹興鄉誼、累世通家的“人脈”，憑借更多的，其實是他自身的“革命資曆”。譬如他的二弟周作人，在日留學時就知讀書，與革命黨人關系較疏遠，屬于圈外人，就不可能有這官榮，隻能到大學教書。
可以講，魯迅論起身份，本身就是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的“老同志”，他的指斥雖狠雖越界，可即便是國民黨内部，不少人也覺得沒啥大不了。不僅如此，很長一段時間，魯迅在外面炮火四射，國民政府卻依然給他發高薪呢。
三，辛亥革命“紹興會”與民國政府中堅勢力“江浙幫”的庇護
我們都清楚， 清末革命黨人及其國民政府，上層最核心力量，是由廣東人和江浙人主導的。到了北伐後，随着孫文病逝、汪季新背離、廖仲恺被暗害，廣東勢力一落千丈，“江浙幫”基本把持了國民政府。
江浙革命黨人，論人數、聲勢、财資、骨幹、力量、背景，自辛亥革命起，都幾乎盤踞中心。光複會成立比同盟會還早，馮自由《前革命史》就說，“光複會既成立，與會者獨浙皖兩省志士，而他省不與焉”，直白講革命剛興起時，内部都是浙皖兩省人。這一趨勢，到了蔣志清時代的國民政府，更是變本加厲，江浙人完全占據為内部最核心的上層圈。
而據今人謝一彪《陶成章傳》考察，革命黨高層委實安徽人都少，最具聲勢的是浙人，而浙人内又主要集中于紹興人。彼時最著名的一線人物，諸如秋瑾、徐錫麟、蔡元培、陶成章、陳伯平等，均為紹興人。光複會的會長、副會長及其重要骨幹，幾乎皆出自紹興。
正因其主持者幾乎都來自紹興，是以光複會中，紹興籍會員也是此響彼應，父子聯袂、兄弟相邀入會者，不知凡幾。僅《紹興市志》所記，城内登入在案的光複會成員，就達265人。大概也是以，後來有人就說，光複會就是“紹興會”。
依據現有材料，我們可以知道，魯迅自1930年代徹底“左翼化”轉向之後，選擇與國民政府對抗，是好多次都深陷險境的，是冒着生命危險的，并非真的安然無憂。例如1930年，這位民國政府的“老前輩”，就因參與自由運動大同盟，被當局通緝，沈醉明言曾“動議要幹掉他”。
而他能安然無恙，與他的“人脈”強大、及地方背景不無關系。他遭到一些當權者嫉恨的同時，國民政府内部另一派系，諸如宋慶齡等，尤其是“江浙幫”、“紹興會”的許多要員，其實也在暗中保護他。這其中，就有蔡元培、邵力子、朱家骅、陳布雷等身居要沖的江浙故人，連“上海灘皇帝”杜月笙都出過大力。
上海魯迅故居一樓會客室
邵力子說，“對此一代文豪，決不能有絲毫之摧殘”；當國民黨準備登報，造謠污蔑魯迅拿日人津貼，從人格上破壞他形象時 ，陳布雷立即制止。就連蔣氏，對魯翁都似乎頗尊敬，據增田涉寫于1947年的《魯迅的印象》這本書，彼時“行政院長（即蔣）暗地派人向他聯絡，說希望跟他會面，但是他拒絕了”。蔣也是浙江人，他的一生，對江浙人、對黃埔系，都比較寬容。
沈醉等
後來，魯迅逝世時，蔣還派人送去10萬喪儀費。甚至，魯迅病重時，蔣還曾訓示設法撥出一筆錢幫魯迅去日本養病。他說，“我是浙江人，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氣”。
四，練就“防身的本領”，藏身租界并受多方勢力保護
魯迅抨擊國民政府，與之對抗，并非無理取鬧，并非單槍匹馬，更無意專程自尋死路。他是有極深厚的人脈基礎作保障，有着絕佳的鬥争政策，并有多方勢力在暗中回護他的。
他從來都不是天真的書生，也不是莽撞的粗漢子，槍林彈雨，赤膊上陣，作無謂的犧牲。魯迅嘲罵醜惡勢力，的确是明火執仗，是敢冒被逮捕被殺頭的風險的，可他在公然抗争的1930年代前後，也的确聰明地“亂邦不居”，所借住乃上海日本租界領域。這是國民政府沒有管轄權的地方，想查禁乃至謀害他，委實并不容易，引發的将是國際争端。
是以，作家李敖，對于同屬“文壇英雄”的魯迅，一輩子都不服氣。當年，他作《李敖有話說》的節目，公開“炮轟”，說魯迅之是以敢罵當權者，是因為他很“慫”，隻會躲在租界裡搞事情，受着洋大人與日本鬼子的庇佑，“生命的最後10年，是在日本人的掩護之下寫的文章”雲雲。
上海魯迅故居——“租界”各拆一半，是為“且介亭”
他還批判說，魯迅的文章，“賣出去也許會被騷擾，可他的人身非常安全，不像我們，動不動就要被關起來，他不會。是以魯迅的勇猛，在我看來，必須得說，是來自租界的保障”。魯迅地位比他高，他很不滿，“今天将魯迅捧為英雄的人，指他怎麼敵視，或者如何跟國民黨政府對着幹，把他說得那般高風亮節，我無法接受這種說法”。
李敖的話，雖然偏執，可細想也并非純然信口雌黃。我們如今所了解到的，魯迅在彼時，雖說孤軍奮戰，可暗地裡至少受到三方勢力庇護，可能連他自己蒙在鼓裡：1，國民黨上層中的開明派，諸如宋慶齡、蔡元培、陳布雷等要員；2，日本的某些同情人士與進步勢力；3，來自延安的力挺者。三方雖并非一夥，甚至時常敵對，可都有自身考量，反倒歪打正着不謀而合。
在日本友人家中
不然，假若國民政府真動真格，真通緝你，真暗殺你，連廖仲恺、唐紹儀、楊永泰這等守備森嚴的權要，都難逃一死，一介文人的魯迅，不要說啥租借，山陬海澨照樣分分鐘讓你喪命。通緝令的發出，很大程度上，不過申饬他不要太過分，要留心言行分寸而已。
魯迅罵人20多年，尤其愛怒斥當權者，何以能全身而退，原因自然不一而足，以上不過幾點推測而已。
我下午蹲窗邊閑談這些，私心所期，是能多少還原一點曆史的真實狀況。另外需要補說的是，我個人極為喜歡魯迅，最近所重讀書，依舊還是他的雜文集。我談這些，主觀上沒有絲毫用意，要去降低周公的“偉大性”。我重點想提及的，是我們應尊重曆史，同時也有必要将迅翁複原為真實的“人”——惟有真實的尊重才是真正的尊重。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其偶像魯迅故居門前
魯迅不是刀槍不入無所畏忌的神。他也有老婆孩子，也有顧慮之事。他的一生，都在頑強地鬥争，與權貴鬥、與權力鬥、與虐政鬥、與國民黨鬥、與國民政府鬥、甚至還要與愚民鬥，幾乎與四面八方結惡。最終，不至于潦倒落魄，且能保全而退，依仗的不是僥幸，不是虎狼們突然良心發現，更不是險惡社會施予慈悲，而是靠政策。
魯迅是勇者，也是智者，其勇足以達其道，其智又足以自保。當年，曹聚仁的《魯迅評傳》這樣評價他，"我以為，他是坐在坦克車裡作戰的,他先要保全起自己來.再用猛烈火力作戰。它爬得極慢，但是壓力很重——畢竟他從紹興師爺的天地中出來的，每下一着棋，都是有其謀略的”。
為什麼魯迅如此兇猛，如此火力大開，狙擊當權者，抨擊國民政府，卻安然無恙，我覺得了解通曹聚仁這段話，就可以領會全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