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什麼：是過去傳到将來的回聲，是将來對過去的反映。——雨果
在家天下統治中，如果皇帝沒有嫡長子，隻有庶子，選哪一個兒子為繼承人，也成為朝廷當時的頭等大事，不僅是皇帝家事，更是國家大事。
明神宗朱诩鈞時期，皇後王氏無子。神宗曾臨幸李太後宮中宮女王氏，王氏懷上龍種，後來王氏進封恭妃，萬曆十年(1582年)八月，王恭妃生下皇長子朱常洛。神宗最寵愛的妃子是鄭貴妃，十四年(1586年)正月，鄭貴妃生下皇三子朱常詢。神宗加封鄭貴妃為皇貴妃，地位僅次于皇後，據說，神宗和鄭貴妃約定，立朱常詢為太子。“神廟時，光宗生，其母無寵。己而福王生，其母鄭氏也。上璧之甚，嘗于玄帝神前盟曰:‘有子則為後于天下。’書其盟于約，中分之，上藏其半，鄭藏其半，猶流俗之所謂合同者。”這時，朱常洛己五歲，按嫡長子繼承制，他應被冊封太子，生母王恭妃應該進封皇貴妃。“惟帝王子，居嫡長者，必正諸位”，意思是，太子應該是皇後的第一個兒子，即嫡長子；若皇後無子，應是庶出的第一個兒子。
朱常洛未封太子，而鄭貴妃卻極受寵愛，群臣擔心神宗會“廢長立愛”，進而引起皇室内部争奪，危及朝廷安穩，影響整個統治政權的存亡，紛紛上疏要求封朱常洛為太子，或冊封王恭妃，如吏部員外郎沈憬，刑部主事孫如法等，都因上疏獲罪了。太子的确定過程一方面激發起大臣們紛紛表達意見，以示自己的權利所在，另一方面，皇權借此打擊、排斥異己。
神宗又借口朱常洛是宮女的兒子，不願封他為太子，遭到李太後的反對，因為李太後在生下神宗前，曾是裕王(後來的穆宗)府中的侍女。“帝入侍，太後問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後大怒曰：‘爾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蓋内廷呼宮人曰‘都人’，太後亦由宮人進，故雲。”這表明在皇宮内部，有關立儲一事沖突也很尖銳。
萬曆二十年(1592年)正月，朱常洛己經到了要受教育的年紀，但太子出閣講學的禮儀與其他皇子不同，皇長子必然不能采用庶皇子出閣講學的禮儀。這又是群臣請求神宗立太子的一種新方式。
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首輔王錫爵請立太子。神宗以祖訓為借口，提出三王并封。但如果三王并封事成，朱常洛就失去了皇長子的身份優勢，并且成年後就要去自己的封地就國，再想被立為太子就難了。朝中一片嘩然，反對三王并封，但都遭到神宗處罰，同時也收回了三王并封的指令。
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面對群臣多年要求立太子的上疏，神宗被逼無奈，隻好下令“冊立皇長子為太子，暨冊封福王、瑞王、惠王、桂王，诏告天下”。次年國本，太子的冠禮、婚禮同時舉行。從萬曆十四年到二十九年，長達十多年的“争”告一段落，朱常洛的儲君地位基本穩定。
立誰為太子本是皇帝家事，但為什麼這些大臣支援皇長子朱常洛，而不是其他皇子呢？
其一，立朱常洛為太子，符合嫡長子繼承制的原則，嫡長子繼承制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繼承制度，明太祖朱元璋一登基便冊封嫡長子朱标為太子，他認為“國家建儲，禮從長嫡，天下之本在焉”。他們維護朱常洛，就是在維護嫡長子繼承制，維護明朝祖制和封建禮制。是以，他們在道義上站穩了，于是更加積極地向神宗上疏請立太子。
其二，大臣們的公開站隊，也是受利益驅使的。在明朝祖制和封建禮制的束縛下，朱常洛将來被立為太子以及登上皇位基本是沒有問題的。這個時候向他示好，牢固他的儲君地位，待他即位，這些支援他的大臣将會獲得巨大的政治資源。如仁宗朝的“三楊”楊榮、楊士奇、楊溥，仁宗做太子時與漢王朱高煦展開奪嫡鬥争，“三楊”都是太子的支援者，當太子一即位，“三楊”便進入内閣，得到政治話語權。
其三，則是明朝特有的言官制度，言官由都察院和吏、戶、禮、兵、刑、工六科給事中組成，他們品級不高，但可監察皇帝和群臣，他們被賦予維護規定的權力。明朝監察制度完善，設定都察院、監察禦史、六科給事中專門負責監察違背制度的組織群體。都察院“職專糾勃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勃。凡百官狠茸貪冒壞官紀者，勃。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用者，勃”;十三道監察禦史“主察糾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勃，或封章勃”。六科“掌侍從、規谏、補闊、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正是有了這些制度規定，這些言官敢于向神宗上疏請立太子，他們或因争谏獲罪，卻也留下“清流”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