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什麼：是過去傳到将來的回聲，是将來對過去的反映。——雨果
北宋神宗熙甯五年(1072年) 三月二十三日、正在杭州做通判的蘇轼，作為州府的副長官應太守沈立邀請一起到吉祥寺觀賞牡丹花。在花叢中太守沈立提議說，咱們不如每人頭插朵牡丹花吧？！于是乎，大家戴花的同時，蘇轼寫下了這首七言絕句《吉祥寺賞牡丹》：
人老簪花不自羞，
花應羞上老人頭。
醉歸扶路人應笑，
十裡珠簾半上鈎。
其實在宋朝男子簪花之前，唐朝就有了。話說唐玄宗的侄子汝陽王李磁小名花奴，姿容俊美，乃是“皇家第一美男”，他喜好音樂，曾為玄宗敲擊羯鼓，玄宗聽得高興，便親自摘了一朵紅槿花，置于美男侄子的帽子上。玄宗的叔叔、中宗李顯，也曾在景龍年間，下旨讓臣子在立春節令一道迎春，并賜臣剪彩花一人一枝。到晚唐時，唐懿宗招新晉進士在曲江飲宴，并賜進士戴花飲酒，更是成為後世進士的一項榮譽。民謠稱舉子登科有“五榮”，其中“禦宴賜花”僅次于“兩觐天顔”、“胪傳天陛”，位列人之榮耀第三位。
宋初，皇帝賜花隻是随興而為，非朝廷禮制，臣子把今上賜的花捧在手上交與侍從帶走，大概做不得無故公開簪花這事兒。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十九歲的司馬光得中進士，仁宗賜花給他，史稱司馬光不喜歡華麗裝飾，認為簪花“殊失丈夫之禮貌”，勉強之下終是君命不可違。直到仁宗慶曆七年(1047年)，皇上終于有了明令規制：賜你花，你必須給我戴上！
此時的簪花男子，大多是官員士人，他們受帝王的恩寵而有此“豔福”。慢慢的才在民間流行，男子簪花走在坊間街道，已不是什麼新鮮事。
那麼，為什麼宋朝的男人喜歡頭上簪花呢？
首先是官方風氣的影響。兩宋皇帝無不愛花。宋徽宗每次出遊回宮都是“禦裹小帽，簪花，乘馬“。”從駕的臣僚、儀衛，也要按身份的尊卑，分品種、數量戴花護佑在旁。
南宋甯宗嘉定年間，皇上降旨以後逢大朝會、聖節等禮儀大宴，主上就不簪花了，但須賜群臣通草花、羅帛花，并依官序賜之。比如，宰臣、樞密使賜大花十八朵、栾枝花(用雜色羅制作的像生花)十朵，敷文閣學士賜大花十二朵、栾枝花六朵等等，按官階逐次減少，直至禁衛、執事、門吏等底層人員，也有被賜簪花的份額。 于是，簪花漸成人們渴望的一種個人殊榮，這種可誇的自豪感，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
再者，舊俗重陽節登高是頭插茱萸，後來漸變成“菊花須插滿頭歸”，再發展，當然是不拘一格花上頭了。不僅是重陽，每逢喜慶節日，随着百官簪花的儀仗招搖過市，民間男女老幼也戴花響應，場面可觀。
一部《水浒傳》有許多草莽英雄以戴花為美：浪子燕青鬓邊長插四季花；阮小五斜戴破頭巾卻插朵石榴花；旋風柴進、矮腳虎王英、活閥羅阮小七等等都戴。花兒簪在綠林好漢的發間嬌豔與粗犷、芳香與血腥相融合，柔美的花兒都有了無限的張力。
後人對宋代男子簪花的景象有如此評價：在人類花卉文化史上，恐怕沒有哪個民族像宋朝男子這樣，能把花兒戴到了如此登峰造極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