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入海——二十世紀海上代表性書家作品大展》日前在上海韓天衡美術館開幕，展會集輯了99位書法大家的228件作品，讓觀衆領略上一世紀海上書壇藝兼衆美、筆墨流芳的空前成就。
白蕉 行草書 畫蘭跋語 豆廬藏
海上書壇的奇特構成二十世紀海上書壇異軍崛起、璀璨輝煌，是開放多元化的上海在特定曆史條件下所形成的“不可有二”的獨有文化藝術現象。其很重要的構成群體是辛亥革命前後一批來到上海的清廷官吏、遺老。他們原本就是聲名赫赫的碩學鴻儒，兼以雅擅翰墨，有着較高的藝術創作力和娴熟的筆墨表現力；抱殘守缺成為“海上流人”後，憑借筆墨擅長，轉變為“聞人名士”，以為謀生之計，如吳昌碩、沈曾植、陳三立、康有為、李瑞清、曾熙、劉春霖、張謇、羅振玉、高振霄、楊度、趙叔孺等皆個中翹楚。清末民初的數十年間，海上書畫家從各自松散獨立的鬻藝課徒狀态，逐漸衍生出半制度化的結社交流模式，相繼成立了豫園書畫善會、上海書畫研究會、海上題襟館金石書畫會、蜜蜂畫社、中國女子書畫會等藝術社團。這些半雅集、半交易類型的組織，建構起資源共享、互利合作的平台，既增強了書藝的交流，人才的培養，又促進了作品的商業交易。海上書壇名家雲集，代表人物如于右任、徐悲鴻、沈尹默、袁克文、白蕉、馬公愚、潘伯鷹、褚德彜、黃賓虹、王福庵、錢瘦鐵、張大千等。學界名流、文壇骁将而兼擅翰墨者，如章炳麟、王國維、魯迅、葉恭綽、章士钊、郭沫若、郁達夫、茅盾等。1912年劉海粟等人創立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就專門開設書法相關科目。當時的師資有金石書畫家馬公愚、黃葆戉、潘天壽、朱複戡、方介堪、王個簃、諸樂三、錢瘦鐵、賀天健、朱屺瞻、李健等，培養出青年才俊如李可染、程十發、來楚生等。又如徐悲鴻、豐子恺、陸俨少、費新我等，都有着不同美術院校的背景。創立于上海的南洋公學也專開書法課程，從這裡走出了李叔同、謝無量、馬衡、邵力子、朱東潤等書壇俊彥。他們有以書畫為業者，但更多供職于當時的文化教育領域、新聞出版機構、政府部門等。他們大多兼有舊學的啟蒙、新式教育與留洋求學的背景，有相對穩定優越的生存資源，書法多屬副業。此外随着照相、珂羅版印刷等新技術的發展助力，古來的經典碑帖得以化一為萬，廣為傳播，帖學的魅力得到還原，在碑體書風籠罩下的帖學回歸已成一種趨勢。在上海形成了以沈尹默、白蕉、潘伯鷹等為代表，專師二王的書家群體。他們上溯晉唐，反思傳統，令海上書風呈現出不拘一格的多姿多彩。當年漫步在上海灘喧嘩的鬧市中，鱗次栉比的商鋪廣告，名人書寫的店招，令人目不暇接。各體書法，或秀美遒勁，或含蓄樸茂，美不勝收。徜徉其間，仿佛進入一座露天的海上書法展館。當時沈尹默、馬公愚、唐駝、劉山農并稱“題額寫匾四大聖手”，許多店鋪匾牌即出自他們的手筆，書法與商業相融，堪稱一時盛景。
海上百年争奇鬥豔的書風在新舊文化的交融碰撞中，在新興市民文化審美的激發中，二十世紀海上書壇曆百年變遷，幾代書家呈現出濯古來新、體貌各異的風格。以下略舉海上代表性書家的書風，擇其要者簡加評述。碑派流風，各逞其妙乾嘉金石訓诂之學興起，至道鹹在阮元、包世臣的鼓吹下，碑派書風逐漸成為主流。随着1889年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的出版風行，碑學思想得到進一步宣揚，以前清遺老為代表的民國海上書壇在此曆史審美背景下，碑派書風占據了主導地位。海上書家在承襲碑體風尚的同時，面向自由而嗜好嘗新的藝術市場，憑借各自的學識儲備和個性審美，尋求變通、自開生面的創作理念異常活躍。吳昌碩是詩、書、畫、印四絕一通的大師，也是海上藝苑的标杆性人物。書藝以篆名世，紮根獵碣十鼓，專情數十年，由似至不似，自成新格。所書石鼓變其形而攫其神，左右揖讓，取勢盤搏，獨樹一幟。他在強調“與古為徒”的同時，更注重“當出己意”，是汲古來新的表率。吳昌碩又是以一藝打通隔牆的高手。其隸、真、行、草，皆以篆籀法出之，構成風格統一而又個性識别強烈的書風體系。這種蒼拙渾樸、豪邁勃發、強其骨的藝術語彙，又統領構築着他繪畫、篆刻的審美境界，并以畫、印反哺于書，最終形成其老辣雄渾、精氣彌滿的統一藝術面貌。在國弱民卑的彼時，自有提振民族精神的意義。
吳昌碩篆書八言聯“進德之難如舟上水 藏身于密若木經冬”豆廬藏
以遺老之身遁居滬上的沈曾植，是晚清官場見識廣博、難得能識天下事的智者。他在理學、史學、佛學和金石訓诂等多領域都有精深造詣，被尊為“近世通儒”。沈氏早精唐楷晉帖，後轉入碑派，得筆于包世臣，嗜張裕钊，于漢魏六朝碑版廣取博收；晚年銳意思變，于北碑中取方筆，于漢碑中得拙樸，取黃道周、倪元璐翻覆盤旋之勢，形成奇峭博麗、險趣橫生的沈氏獨有書風，使古老的章草走向了現代。他是“以學入書”的典範，正是學養、見識，使民國初已遲暮的沈曾植成就為一位極具破繭能力的大家，寓于滬上的他啟示了一代書家，如于右任、馬一浮、謝無量、呂鳳子、王秋湄、羅複堪、王蘧常等皆受到沈書的影響。
沈曾植 臨張芝章草《秋涼平善帖》豆廬藏
近代碑學推波助瀾的主角康有為，晚年也寓居海上，就地助推着滬上的碑派書風。康有為于《石門銘》和《石門頌》等摩崖類書法得力最多，兼融篆隸于行楷，線條駿發圓綿，墨色蒼潤相間，氣象古樸渾拙。結字上緊下松，縱橫開張，意态飄逸，具有濃郁的北碑意趣，又自成氣象。惜此老眼高手低，所書時有線質虛浮之弊。老輩告我，某日友人去拜訪他，他正提筆書寫楹聯，友好奇地詢問：“康聖人你這執筆法跟你《廣藝舟雙楫》寫的可不一樣啊？”康答：“書是寫給别人看的。”足見此公狡狯精思未必笃行，有成就的理論家并不等同于創作大家。康有為寓居鬻書上海期間收徐悲鴻、劉海粟、蕭娴等為弟子，都是他碑派書法的傳承踐行者，皆一時俊傑。李瑞清寓滬鬻字，亦名重一時。其書初學黃庭堅，後習篆籀與晉唐漢魏六朝，書風遒勁、生澀、疏朗，筆道老辣而富金石古意，是忠實的碑派。此公抵滬曾咨詢沈寐叟，沈稱在上海要靠賣字生存，務必要迎合市場“好新奇”的口味。故此後他在創作中多運用顫掣之筆，筆道線條抖顫如蚯蚓。合理使用澀筆或能增加書法的意趣，過度強調即成習氣，且闆滞不暢，缺失了自然的書寫性。這也是迎合市場的書壇一例。據稱其“年獲不下萬金，衣食賴以無慮”。後輩名家如李健、胡小石、呂鳳子、張大千、錢浩齋等，都宗法其書風，風靡一時。曾農髯早年與李瑞清同在京為官，共研書法，清亡後在上海與李瑞清并稱“南曾北李”。曾熙書法學漢隸及北碑，尤得力于《瘗鶴銘》《張黑女碑》《夏承碑》和《華山碑》。他以篆隸圓筆為本，下窮魏晉，溝通南帖北碑，融合方圓，用筆圓通潤澤，線條剛柔相濟，形成寬博縱逸、雅健遒麗的風貌，較之李瑞清尤顯沖和雅逸。帖學複興，回望晉唐藝事尚變，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民國碑體書風仍占據主流地位時，帖學的回歸已在多元文化中心的上海發轫并形成強勢，出現了以沈尹默、白蕉、潘伯鷹、鄧散木、馬公愚等為代表的師法二王的海上書家。他們堅持傳統帖學道路，奮力自振，以帖學為尚，但也不棄碑學，清醒辯證地審視發揮着碑學對帖學的補助功能。
沈尹默是近現代推動帖學的領袖。沈氏書宗二王，貫通唐宋，融冶蘇、米，也兼涉六朝碑版。漂泊重慶時，每日晨起必磨墨一小碗，勤奮程度可見一斑。沈氏中年偶也清狷，嘗稱所書小楷當不輸文徵明，其實此說也頗中肯。他的書法，精于用筆，恪守中鋒，清隽俊朗，給人以緩暢、流美、典雅的審美感受。惜沈尹默晚年高度近視，幾乎盲人。上世紀六十年代，在日本著名書法家豐島春海書展上，先生觀看大對聯，鼻子幾乎貼着作品。平時若書寫作品，由家人蘸墨遞筆至他手中，訓示天地頭與行隔，而全篇寫就，竟能渾然一體，可謂：“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也是對“書為心畫”的最好诠釋。
沈尹默 行書 毛澤東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詩》
白蕉是海上本土的才子，他集“才”“狂”“逸”于一身，性灑落有晉人風，在藝術上也保持着一以貫之的清狂和灑脫，是有風骨的文人。其詩、書、畫皆允稱一代。白蕉書師法二王，精于行草，側鋒轉中，格調疏雅閑逸，氣韻如蘭，散發出一股疏冷簡遠的氣息。他的書法融詩文、繪畫乃至淡泊自守的精神氣質，儒雅閑逸自然，意韻直追晉唐，是回歸二王時代公認的妙人。
白蕉 行書 孫其遇《處世》
馬公愚作為海上帖學複興群體重要人物之一，素有“藝苑全才”之譽，諸體皆精，尤善榜書。他真、草取法鐘、王，以筆力渾厚，氣息醇雅為特色，其隸法《石門頌》《乙瑛碑》，篆書得力于石鼓、秦诏版，也頗具功力。馬公愚推崇“中庸平和”，書風整饬均衡，秀美純正，具醇和古麗之美。他與鄧散木堪稱是四體皆精的“雙子星座”。潘伯鷹也是二王書風的積極追慕者。他藝事精湛，兼工詩文。其書得力于王羲之及褚、趙，書風流麗勁健、蕭散超然。草書得《十七帖》及《書譜》之法，有二王風緻。而用筆剛毅凝重，拙巧相生，得中和之美。碑帖兼融，别出機杼清末民初的海上書家大多沿襲着碑派的時風，雖然在個人成就上展現出較強烈的碑體面目，但習書經曆或起步于帖而後續于碑，或以碑立本補給于帖，如沈寐叟的以碑入帖，李瑞清的以帖法入碑，其實碑帖互濟一直是不息的潛流。到民國中期，碑帖之争的影響已逐漸消弭，書家們走出“碑學籠罩”，以完全開放的眼光審視碑帖的各自優劣，将兩者互相融合、取長補短，“如春在花，如鹽在水”，形成琢物無痕的全新遊藝狀态。如弘一法師的書法中有他對碑帖的辯證汲取，也融彙了他現代音樂、繪畫、戲劇等多領域的美學修養，更印證了古人“書禅默證”的說法；如于文史、考古、書法、篆刻等均深有研究的沙孟海，書風從早年但求平正的尚韻，到晚年務追雄渾的尚氣，兼具意态揮灑的帖學和蒼遒樸茂的碑派之長；如學問精深的陸維钊，從早年崇碑，到苦心孤詣演繹為亦篆亦隸、縱逸奇肆的“蜾扁”體；如一生以篆書為研究和創作重點的朱複戡，其草書以碑意寫二王，呈現出帖面碑骨的别緻；再如因右臂風痺，改習左手執筆作書的費新我，逆勢行筆，書法形成了巧拙互用，似奇反正的獨特風貌。此外，謝無量、葉恭綽、袁克文、宋季丁、趙冷月的“發乎本心、佳趣天成”，沈曾植、王蘧常、于右任的“以碑入草、另啟新境”值得提出，作為藝術的書法，迥别于一般毛筆的書寫。上海二十世紀書壇的百卉競放與精于書藝的徐悲鴻、劉海粟、來楚生、陸俨少、謝稚柳、唐雲、程十發等傑出畫家的介入，有密不可分的關系，他們以萬物互聯的遷想妙得，“以畫滋書、别開生面”極具催化新格的發蒙意義，這是足堪深究的一個課題。
李叔同 楷書四言聯“識真君子 敬古如來”西泠印社藏
來楚生 隸書 節錄史遊《急就篇》
海上書壇的學術理論成就理論與創作，如鳥之雙翼，左右為用，方能振翅翺翔，鵬程萬裡。在上海的書法學術理論研究中，傳統的書法史學研究是被深入發掘并取得較高成就的一個領域。1930年沙孟海發表于《東方雜志》的《近三百年的書學》一文，是以清代書法為主體進行宏觀系統研究的開山之作，其識見卓越，占據了當時書法史學研究方法論的制高點。文中将清代書法分為帖學、碑學、篆書、隸書、顔字五派。通過對各派書家作品風格、流派傳承等方面的系統闡述，勾勒出清代書法發展的整體面貌，奠定了民國書法史學研究的基礎。1934年至1935年，馬宗霍《書林藻鑒》《書林紀事》先後問世。另外還有胡小石的《中國書學史緒論》、李健的《中國書法史》、馬公愚的《中國書法史》，都是這一時期的力作。海上書壇在書法技法理論探索中也取得了卓越的成果。1932年，于右任在上海發起創立标準草書社并編輯出版《草書月刊》，手書集字刊印《标準草書千字文》，使倡導标準草書成為一場聲勢浩大的書法革新運動。于右任從經世緻用的角度提出“文字乃人類表達思想，發展生活之工具，其結構之巧拙，使用之難易，關于民族前途者至切”，為标準草書确立了易識、易寫、準确、美麗四個标準，對草書的推廣普及功不可沒。
王蘧常 章草四言聯 “前程錦繡 如畫河山” 上海市書法家協會藏
沈尹默作為帖學的領軍人物，1943年撰寫了他的第一篇論書著作《執筆五字法》，辨五字執筆法與四字拔镫法的混淆，表述了當時他對書法的認知。他的書法學術理論著作，更多發表于1949年後。他以現代學人的嚴謹對書法藝術及其技法進行探索，對筆法問題做了深入解析，其“中鋒論”和“執筆五字法”，影響了幾代人，為書法研究、教育、普及都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帖學回歸的高峰人物白蕉撰有理論著作《書法學習講話》《雲間言藝錄》等，篇什不多，俱會心之論，很具品質。他的《書法十講》每講均能縱橫古今，旁征博引，又帶有明确的個人觀點，細緻而深刻。另外潘伯鷹著有《書法雜論》《中國的書法》《中國書法簡論》，郭紹虞著有《從書法中窺測字型的演變》。拱德鄰、潘學固、胡問遂等海上書家也在書法理論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普及工作。知行合一，學術理論上的百家争鳴，生機勃發，與書法創作的叩撞互補，辯證為用，使二十世紀的海上書壇始終在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金光大道上呼嘯前行。
作者：韓天衡
編輯：陳韶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