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山東萊蕪牛泉鎮的村民畢粹德排着長長的隊伍準備遠赴歐洲。此時的畢粹德還不知道，曆史的車輪已經将他卷進了深淵。
畢粹德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中國為幫助協約國而派往歐洲的14萬勞工中的一員，這已經不是中國第一次向歐洲派遣勞工。事實上，早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個月後，北洋政府的内閣總理梁士诒就曾提出中國應該參加一戰并且與協約國結為同盟。
中國為何派遣勞工遠赴歐洲
由于當時中國國力羸弱，梁士诒主張中國派遣勞工而不派遣軍隊，這樣最終就能夠以戰勝國的姿态立于世界政治舞台之中。由于梁士诒是袁世凱的親信，是以許多人對梁士诒持負面評價，但我們從現在的角度來看當時的曆史，不得不說梁士诒對于當時國際政治局勢的判斷是非常敏銳的。
梁士诒（中）與各國外交官
當然，梁士诒的算盤被英國人一眼看穿。當時的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在得知北洋政府要參戰的消息後，對英國回信提到：“在我看來，中國新一代政治家緻力于中國的平等地位以及在戰後擁有一定的發言權，如果這一目标不能夠保證，他們是不會同意其同胞馳援歐洲戰場的。”
英國人拒絕得很幹脆，畢竟勝利的蛋糕有限，多一個人瓜分就少一份利益。當戰争進入到1916年時，局勢的改變讓英國人不得不妥協。1916年2月，凡爾登戰役爆發。這場人類史上最殘忍的戰役傷亡人數超過百萬，被稱為“凡爾登絞肉機”。盡管協約國最終取得戰役的勝利，但由于人數的巨大損失，英法同時想到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國。誰又能想到，中國作為人口大國此時竟然成為了一大政治優勢。
“工蟻”一般的中國勞工
1916年，一家名為“惠民”的公司開始在天津招募華工。根據歸國勞工的回憶，當時的招聘廣告寫着“帶着至少5年的合同去法蘭西吧！你的年收入将達到2000法郎，回來時你将成為大富翁！”在錢的驅動下，報名的華工排的人山人海。
到底有多少錢呢？當時法國開出的價格是華工每人每天5法郎，當時1塊銀圓兌換5法郎，一個華工一個月就是30塊銀圓，同時華工在中國的家屬還能夠領到每個月10塊銀圓的補貼。而中國本土的勞工每個月最多的工資也隻有四五塊銀圓，就此看來法國人開出的條件确實優厚。
威海港中國勞工的臨時營地
前往歐洲的14萬中國勞工中，除了分給英國和法國，還有1萬人被借給美國赴歐遠征軍。在歐洲人的眼裡，中國勞工備受歧視，隻能算得上是一群勞碌的工蟻。
首先，中國勞工的工資更低廉。雖然惠民公司給出的價格遠比中國本土勞工工資高，但實際上，中國勞工的工資除去夥食費、住宿費2法郎，置裝費25生丁，醫療保險25生丁，最終僅剩2.5法郎，同時期的法國士兵每天的工資則為10個法郎，是中國勞工工資的4倍。
其次，雖然名義上是勞工，但做的工作卻并不比士兵危險。按照合同最初的約定，中國勞工是不需要上戰場的，到了歐洲後卻并不是這樣，英國直接将中國勞工投放到前線，除了挖掘戰壕、修築工事等勞動，還有排除地雷這樣非常危險的工作。中國勞工曾一度在距離德國機槍50米的戰壕内進行工作，以至于德國軍隊突破防線時，中國勞工隻能夠用手中的鐵鍬、鋤頭與全副武裝的德軍進行搏殺。
中國勞工在英國坦克總隊清洗坦克
然而對于勤勞的中國勞工而言，難以忍受的從來都是不平等的工資和危險的工作環境，而是尊嚴的踐踏。中國勞工從來沒有進入咖啡館和酒吧的權利，甚至被禁止使用英國人的廁所。在英國人與華工交流的語言手冊中有這樣一句話：歐洲人使用的廁所中國人不準使用。
英國人管理下的中國勞工，跟集中營的管理沒有什麼差別，要求統一穿工服，不許穿平民的服裝。一個勞工因為忍受不了這樣的屈辱，在營房挖了一個坑将自己埋了進去，在戰争結束後數年，屍骨才被人發現。
相比于英國人，法國人對待中國勞工并沒有那麼嚴酷，中國勞工不但可以穿普通百姓的衣服，還可以在閑暇之餘走出營地進行各類活動。盡管如此，歐洲人始終是以絕對的優越感看待中國勞工。
即使面對歧視，中國勞工也不失樂觀精神
在歐洲人野蠻的管理下，華工們經常組織集體罷工，以此來索求自身的合理權益。在一戰結束後，由于華工的合同期限未滿，法國将華工從全國各地調集到法國北部進行戰後重建的工作。這個過程中，華工的待遇日漸糟糕，工資拖欠，缺衣少食，根本無法滿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忍無可忍的華工被迫進行罷工遊行、暴動。
這場罷工的範圍和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沖突最激烈時，法國官員不斷指控華工盜竊、搶劫和濫用武器，法國的媒體也加入批判華工的隊伍中，經常用“殺人犯”、“無恥”、“陰險”來形容中國勞工。法國媒體更是将華工罷工運動稱之為“黃禍”。
但“工蟻”這樣的稱呼，除了英法對中國勞工非人的歧視，其本身還有對于中國勞工勤勞的認可，中國人骨子裡的勤勞、踏實，給歐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比起在法國工廠的其他勞工，中國勞工去的時間更晚，從事的也都是最底層的工作。但很快，中國勞工吃苦耐勞的精神和聰穎的悟性促使他們成為當時的一流勞工，不僅有更高的工作效率，還精通了各種機器的操縱流程。
掌握維修坦克機械技術的中國勞工
一時間，法國的港口、火車站、工廠等地方，都能看到中國勞工熟練操縱機器的身影。英國陸軍在1918年的報告提到：中國勞工是外國勞工中最為優秀的，大多數勞工都能熟練地工作或者很快地掌握工作技能，他們一直都在鐵路、工廠、工廠中的房間高效率地工作。法國軍隊總司令福煦曾給法國總理寫信：“華工是非常好的勞工，他們可以成為最好的士兵，在炮彈的瘋狂轟擊之下依然能夠保持良好的姿态，毫不退縮。”
歐洲人并沒有給華工與他們的付出成正比的回報，即使中國勞工已經做的足夠優秀，在他們的眼裡始終是“工蟻”。這份勤勞的精神終究抵不過政治的博弈。
海外華工終得認可
面對歐洲人的岐視，華工們并沒有忍氣吞聲。海外華工深知他們面對如此粗魯的對待都是源自于北洋政府的軟弱，擁有一個強大國家作為海外華人的支撐成為每一個華工的期望，這份期望深深地激發了華工們強烈的自尊意識、國家意識。
在自尊和國家意識的驅使下，華工們組織了個人進修協會。個人進修會的成員與當地的中國留學生之間互相幫扶，鼓勵華工們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拒絕賭博、鬥毆、吸毒；在閑暇之餘，華工們還會組織一起唱戲、跳舞，并邀請當地的居民一起參加。
敦刻爾克，中國勞工軍營的露天劇場
一時間，去往海外的中國勞工将中國傳統文化深入到法國居民的生活中去。由于中國勞工大多為農民，到法國見識到現代文明後，自發的向中國留學生和法國人耐心請教，其精神面貌也變的煥然一新。據說，一位法國作家見到魯昂的華工時大為驚歎，認為當地華工的行為舉止已經有了巴黎人的樣子；一位英國軍官在侮辱華工時，這名華工勇敢地反諷：當中國人已經成為了紳士，英國人還是野蠻人。
華工的勇敢與樸實最終打動了當地的居民。據統計，在戰争結束後大約有3000名華工與法國女性結婚，最終留在了法國。而這一過程非常艱辛，法國内務總長鮑慕司曾在媒體釋出通告：我們法國的婦女為什麼不嫁給那些凱旋歸國的法國士兵，而是與黃皮膚的苦力聯姻呢？面對這樣的阻力，民國第一外交家顧維鈞發表聲明：中國政府可以付相關責任。江蘇華工張長松和他的法國妻子路易斯最終在中國駐法大使館完成結婚登記手續。
張長松和他的法國妻子路易斯
到1921年為止，大約有11萬華工回到中國，除去留在歐洲的3000餘人，有大約2萬多名華工最終杳無音訊，他們或許戰死異國沙場，或許受到非人的對待而下落不明，留有名字的僅1874人。中國勞工在歐洲戰場為協約國的勝利貢獻了一份力量，正如電影《我的1919》中顧維鈞所說：“中國派往歐洲的勞工就達十四萬，他們遍布戰場的各個角落，他們和所有戰勝過的軍人一樣在流血犧牲。”
巴黎和會期間，北洋政府指令外交使團簽署《凡爾賽條約》的前一天，身在巴黎的中國勞工和留學生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來自山東的華工畢粹德給中國外交代表團團長陸征祥寄去一把手槍，信上還寫道：苟簽名承若日本之要求，即以此槍自裁，否則吾輩必置爾于死地。”相比于國内的人來說，海外華工更能夠體會到當時中國人在國際的地位；相比于北洋政府來說，海外華工以自己的方式不斷做出抗争。正是這份抗争，最終赢得了歐洲人對華工的認可。
1998年11月2日下午，巴黎唐人街區的布迪谷公園内，法國政府為在一戰中犧牲的中國勞工豎立紀念碑。紀念碑碑文由法語和漢語雕刻：紀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法國捐軀的中國勞工和戰士。
據現在不完全統計，法國共有56處公墓的1791個墓穴埋葬中國華工，其中就包括山東華工畢粹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