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山东莱芜牛泉镇的村民毕粹德排着长长的队伍准备远赴欧洲。此时的毕粹德还不知道，历史的车轮已经将他卷进了深渊。
毕粹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中国为帮助协约国而派往欧洲的14万劳工中的一员，这已经不是中国第一次向欧洲派遣劳工。事实上，早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个月后，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梁士诒就曾提出中国应该参加一战并且与协约国结为同盟。
中国为何派遣劳工远赴欧洲
由于当时中国国力羸弱，梁士诒主张中国派遣劳工而不派遣军队，这样最终就能够以战胜国的姿态立于世界政治舞台之中。由于梁士诒是袁世凯的亲信，因此许多人对梁士诒持负面评价，但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历史，不得不说梁士诒对于当时国际政治局势的判断是非常敏锐的。
梁士诒（中）与各国外交官
当然，梁士诒的算盘被英国人一眼看穿。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得知北洋政府要参战的消息后，对英国回信提到：“在我看来，中国新一代政治家致力于中国的平等地位以及在战后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如果这一目标不能够保证，他们是不会同意其同胞驰援欧洲战场的。”
英国人拒绝得很干脆，毕竟胜利的蛋糕有限，多一个人瓜分就少一份利益。当战争进入到1916年时，局势的改变让英国人不得不妥协。1916年2月，凡尔登战役爆发。这场人类史上最残忍的战役伤亡人数超过百万，被称为“凡尔登绞肉机”。尽管协约国最终取得战役的胜利，但由于人数的巨大损失，英法同时想到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谁又能想到，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此时竟然成为了一大政治优势。
“工蚁”一般的中国劳工
1916年，一家名为“惠民”的公司开始在天津招募华工。根据归国劳工的回忆，当时的招聘广告写着“带着至少5年的合同去法兰西吧！你的年收入将达到2000法郎，回来时你将成为大富翁！”在钱的驱动下，报名的华工排的人山人海。
到底有多少钱呢？当时法国开出的价格是华工每人每天5法郎，当时1块银圆兑换5法郎，一个华工一个月就是30块银圆，同时华工在中国的家属还能够领到每个月10块银圆的补贴。而中国本土的劳工每个月最多的工资也只有四五块银圆，就此看来法国人开出的条件确实优厚。
威海港中国劳工的临时营地
前往欧洲的14万中国劳工中，除了分给英国和法国，还有1万人被借给美国赴欧远征军。在欧洲人的眼里，中国劳工备受歧视，只能算得上是一群劳碌的工蚁。
首先，中国劳工的工资更低廉。虽然惠民公司给出的价格远比中国本土劳工工资高，但实际上，中国劳工的工资除去伙食费、住宿费2法郎，置装费25生丁，医疗保险25生丁，最终仅剩2.5法郎，同时期的法国士兵每天的工资则为10个法郎，是中国劳工工资的4倍。
其次，虽然名义上是劳工，但做的工作却并不比士兵危险。按照合同最初的约定，中国劳工是不需要上战场的，到了欧洲后却并不是这样，英国直接将中国劳工投放到前线，除了挖掘战壕、修筑工事等劳动，还有排除地雷这样非常危险的工作。中国劳工曾一度在距离德国机枪50米的战壕内进行工作，以至于德国军队突破防线时，中国劳工只能够用手中的铁锹、锄头与全副武装的德军进行搏杀。
中国劳工在英国坦克总队清洗坦克
然而对于勤劳的中国劳工而言，难以忍受的从来都是不平等的工资和危险的工作环境，而是尊严的践踏。中国劳工从来没有进入咖啡馆和酒吧的权利，甚至被禁止使用英国人的厕所。在英国人与华工交流的语言手册中有这样一句话：欧洲人使用的厕所中国人不准使用。
英国人管理下的中国劳工，跟集中营的管理没有什么区别，要求统一穿工服，不许穿平民的服装。一个劳工因为忍受不了这样的屈辱，在营房挖了一个坑将自己埋了进去，在战争结束后数年，尸骨才被人发现。
相比于英国人，法国人对待中国劳工并没有那么严酷，中国劳工不但可以穿普通百姓的衣服，还可以在闲暇之余走出营地进行各类活动。尽管如此，欧洲人始终是以绝对的优越感看待中国劳工。
即使面对歧视，中国劳工也不失乐观精神
在欧洲人野蛮的管理下，华工们经常组织集体罢工，以此来索求自身的合理权益。在一战结束后，由于华工的合同期限未满，法国将华工从全国各地调集到法国北部进行战后重建的工作。这个过程中，华工的待遇日渐糟糕，工资拖欠，缺衣少食，根本无法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忍无可忍的华工被迫进行罢工游行、暴动。
这场罢工的范围和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矛盾最激烈时，法国官员不断指控华工盗窃、抢劫和滥用武器，法国的媒体也加入批判华工的队伍中，经常用“杀人犯”、“无耻”、“阴险”来形容中国劳工。法国媒体更是将华工罢工运动称之为“黄祸”。
但“工蚁”这样的称呼，除了英法对中国劳工非人的歧视，其本身还有对于中国劳工勤劳的认可，中国人骨子里的勤劳、踏实，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比起在法国工厂的其他劳工，中国劳工去的时间更晚，从事的也都是最底层的工作。但很快，中国劳工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聪颖的悟性促使他们成为当时的一流工人，不仅有更高的工作效率，还精通了各种机器的操纵流程。
掌握维修坦克机械技术的中国劳工
一时间，法国的港口、火车站、工厂等地方，都能看到中国劳工熟练操纵机器的身影。英国陆军在1918年的报告提到：中国劳工是外国劳工中最为优秀的，大多数劳工都能熟练地工作或者很快地掌握工作技能，他们一直都在铁路、工厂、车间高效率地工作。法国军队总司令福煦曾给法国总理写信：“华工是非常好的劳工，他们可以成为最好的士兵，在炮弹的疯狂轰击之下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姿态，毫不退缩。”
欧洲人并没有给华工与他们的付出成正比的回报，即使中国劳工已经做的足够优秀，在他们的眼里始终是“工蚁”。这份勤劳的精神终究抵不过政治的博弈。
海外华工终得认可
面对欧洲人的岐视，华工们并没有忍气吞声。海外华工深知他们面对如此粗鲁的对待都是源自于北洋政府的软弱，拥有一个强大国家作为海外华人的支撑成为每一个华工的期望，这份期望深深地激发了华工们强烈的自尊意识、国家意识。
在自尊和国家意识的驱使下，华工们组织了个人进修协会。个人进修会的成员与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之间相互帮扶，鼓励华工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拒绝赌博、斗殴、吸毒；在闲暇之余，华工们还会组织一起唱戏、跳舞，并邀请当地的居民一起参加。
敦刻尔克，中国劳工军营的露天剧场
一时间，去往海外的中国劳工将中国传统文化深入到法国居民的生活中去。由于中国劳工大多为农民，到法国见识到现代文明后，自发的向中国留学生和法国人耐心请教，其精神面貌也变的焕然一新。据说，一位法国作家见到鲁昂的华工时大为惊叹，认为当地华工的行为举止已经有了巴黎人的样子；一位英国军官在侮辱华工时，这名华工勇敢地反讽：当中国人已经成为了绅士，英国人还是野蛮人。
华工的勇敢与朴实最终打动了当地的居民。据统计，在战争结束后大约有3000名华工与法国女性结婚，最终留在了法国。而这一过程非常艰辛，法国内务总长鲍慕司曾在媒体发布通告：我们法国的妇女为什么不嫁给那些凯旋归国的法国士兵，而是与黄皮肤的苦力联姻呢？面对这样的阻力，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可以付相关责任。江苏华工张长松和他的法国妻子路易斯最终在中国驻法大使馆完成结婚登记手续。
张长松和他的法国妻子路易斯
到1921年为止，大约有11万华工回到中国，除去留在欧洲的3000余人，有大约2万多名华工最终杳无音讯，他们或许战死异国沙场，或许受到非人的对待而下落不明，留有名字的仅1874人。中国劳工在欧洲战场为协约国的胜利贡献了一份力量，正如电影《我的1919》中顾维钧所说：“中国派往欧洲的劳工就达十四万，他们遍布战场的各个角落，他们和所有战胜过的军人一样在流血牺牲。”
巴黎和会期间，北洋政府命令外交使团签署《凡尔赛条约》的前一天，身在巴黎的中国劳工和留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来自山东的华工毕粹德给中国外交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寄去一把手枪，信上还写道：苟签名承若日本之要求，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于死地。”相比于国内的人来说，海外华工更能够体会到当时中国人在国际的地位；相比于北洋政府来说，海外华工以自己的方式不断做出抗争。正是这份抗争，最终赢得了欧洲人对华工的认可。
1998年11月2日下午，巴黎唐人街区的布迪谷公园内，法国政府为在一战中牺牲的中国劳工竖立纪念碑。纪念碑碑文由法语和汉语雕刻：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和战士。
据现在不完全统计，法国共有56处公墓的1791个墓穴埋葬中国华工，其中就包括山东华工毕粹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