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域遼闊，位于亞洲東部，太平洋的西岸，有着漫長的海岸線。長期的曆史發展，使得封建王朝形成了重陸輕海的國防戰略，中國封建統治者并無危機意識，以為隻要封船禁海就可保海疆太平，直到清朝演化成為閉關鎖國的國防戰略。
鴉片戰争爆發後，清政府重西北而輕東南的傳統國防戰略被打破。随着西方殖民侵略的日益加深，到19世紀七十年代，清政府在西北邊疆和東南海疆分别受到了沙俄以及日本的蠶食鲸吞，國防危機日益加深。
（1）沙俄侵占西北邊疆塞患加重
清朝西北地區的新疆與沙俄、印度等國家相鄰，是拱衛清朝内陸的一道屏障，但從立國以來一直也是多事之地。第二次鴉片戰争後，沙俄通過《瑷珲條約》與《北京條約》侵占中國東北大片土地，但是卻仍不滿足，再次把貪婪的目光投向了中國西北。
而當時的英國在控制印度後，迫切的需要擴大自己在中國的影響力，對清政府施壓以獲得更多的利益交換籌碼，也早對中國西北邊疆垂涎已久。
清政府認識到西北邊疆的嚴重局面，妥協退讓必無結果，于是一面命總理衙門與俄新任駐華公使談判，另一面命陝甘總督整軍經武。正當清政府準備大軍西征，收複新疆之時，日本侵犯台灣，東南海疆形勢惡化，海防危機再現。
（2）日本觊觎台灣海疆形勢嚴峻
1874年，日本以琉球國船員在台灣被當地土著殺害為借口，開始了侵略台灣的行動。同年4月，日本聚集5艘軍艦，13艘運輸船共3600多人的艦隊，開始侵犯台灣。清政府通過外交手段發出照會，對日軍的侵略行動提出嚴厲譴責，并積極準備軍事反擊。
随着沈葆桢軍事部署的展開，加上台灣人民對于日軍侵略行為的堅決反抗，侵台日軍陷入進退維谷，騎虎難下的窘境。但是此時，清政府态度卻由積極備戰轉變為妥協，不顧自己在台灣已經取得的軍事優勢，欲屈尊與日本議和。
1874年，清政府與日本簽訂《北京專約》，賠償日本白銀50萬兩。中日《北京專約》簽訂後，總理衙門在奏折中感歎：
“以一小國之不馴，而備禦已苦無策，西洋各國之觀變而動，患之頻見而未見者”。
（3）内憂外患下，财政危機浮現
從鴉片戰争開始，持續的對内對外戰争消耗了清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動搖了清政府的的經濟基礎。龐大的軍費開支，巨額的戰争賠款使得清政府的财政狀況面臨着左支右绌的窘境，戶部财政收支無常，财政收支平衡的狀況被打破，危機逐漸浮現。
各執一詞：“海防”與“塞防”孰輕孰重
财政危機之際，西北邊疆與東南海疆同時面臨着巨大的危機，清政府内部引發了以“籌饷”為導火索的海防與塞防之争，其實質是在财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對于海塞防重要性的權衡以及國家資源傾斜方向的論戰。
海防派認為近代以來，列強皆自海上而來，東南沿海是列強入侵中國的根源之地。而西北邊疆是曆來清政府重視的，我方總體上處于主動地地位，是以主張放棄收複新疆的軍事行動，将有限的财力投入到海軍的建設當中。
塞防派認為第二次鴉片戰争結束後，東南海疆短時間内不會有大的問題，日本雖然對台灣虎視眈眈，但是羽翼未豐，實力不濟。而在西北邊疆，沙俄掠奪大片土地，是以收複失地才是當務之急。山東巡撫丁寶桢認為“各國之患，四股之病，患遠而輕，俄人之患，心腹之疾，患近而重”。
“海防派”和“塞防派”都極力證明自己的正确，反而互相說服不了彼此，争論陷入僵局。左宗棠從全局出發，挺身而出，提出了海塞防并重的觀點：“竊維時事之宜籌，莫謀之宜定者，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并重。”
塵埃落定：海塞防并重的雙戰略中心的形成
左宗棠海塞防兼顧的觀點切合了時局，具有統籌全局的目光，況且清政府在籌議之前就定下了不偏不倚的方針，最終在權衡利弊後痛下決心，最終采納了左宗棠海塞防并重的建議。
在海塞防并重的戰略下，清政府命左宗棠督辦新疆軍務，全力收複失地。另一方面，海防也逐漸被提上日程，清廷根據中國海疆的實際情況，采取了分區設防，分洋分任的方針，沈葆桢和李鴻章分别督辦南北洋的海防事務。
中國作為一個海陸兼備的國家，自古以來就有來自海洋陸地的雙重威脅，面臨着戰略上選擇的雙重困難性。19世紀70年代，在财政危機逐漸形成的情況下，清政府的西北邊疆與東南海疆同時爆發危機，海塞防并重的戰略在當時經濟實力不足的情況下雖說維護了國家領土主權，但卻無異于飲鸩止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