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域辽阔，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的西岸，有着漫长的海岸线。长期的历史发展，使得封建王朝形成了重陆轻海的国防战略，中国封建统治者并无危机意识，以为只要封船禁海就可保海疆太平，直到清朝演化成为闭关锁国的国防战略。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重西北而轻东南的传统国防战略被打破。随着西方殖民侵略的日益加深，到19世纪七十年代，清政府在西北边疆和东南海疆分别受到了沙俄以及日本的蚕食鲸吞，国防危机日益加深。
（1）沙俄侵占西北边疆塞患加重
清朝西北地区的新疆与沙俄、印度等国家相邻，是拱卫清朝内陆的一道屏障，但从立国以来一直也是多事之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通过《瑷珲条约》与《北京条约》侵占中国东北大片土地，但是却仍不满足，再次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中国西北。
而当时的英国在控制印度后，迫切的需要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影响力，对清政府施压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交换筹码，也早对中国西北边疆垂涎已久。
清政府认识到西北边疆的严重局面，妥协退让必无结果，于是一面命总理衙门与俄新任驻华公使谈判，另一面命陕甘总督整军经武。正当清政府准备大军西征，收复新疆之时，日本侵犯台湾，东南海疆形势恶化，海防危机再现。
（2）日本觊觎台湾海疆形势严峻
1874年，日本以琉球国船员在台湾被当地土著杀害为借口，开始了侵略台湾的行动。同年4月，日本聚集5艘军舰，13艘运输船共3600多人的舰队，开始侵犯台湾。清政府通过外交手段发出照会，对日军的侵略行动提出严厉谴责，并积极准备军事反击。
随着沈葆桢军事部署的展开，加上台湾人民对于日军侵略行为的坚决反抗，侵台日军陷入进退维谷，骑虎难下的窘境。但是此时，清政府态度却由积极备战转变为妥协，不顾自己在台湾已经取得的军事优势，欲屈尊与日本议和。
1874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北京专约》，赔偿日本白银50万两。中日《北京专约》签订后，总理衙门在奏折中感叹：
“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频见而未见者”。
（3）内忧外患下，财政危机浮现
从鸦片战争开始，持续的对内对外战争消耗了清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动摇了清政府的的经济基础。庞大的军费开支，巨额的战争赔款使得清政府的财政状况面临着左支右绌的窘境，户部财政收支无常，财政收支平衡的状况被打破，危机逐渐浮现。
各执一词：“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
财政危机之际，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同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清政府内部引发了以“筹饷”为导火索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其实质是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于海塞防重要性的权衡以及国家资源倾斜方向的论战。
海防派认为近代以来，列强皆自海上而来，东南沿海是列强入侵中国的根源之地。而西北边疆是历来清政府重视的，我方总体上处于主动地地位，因此主张放弃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将有限的财力投入到海军的建设当中。
塞防派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东南海疆短时间内不会有大的问题，日本虽然对台湾虎视眈眈，但是羽翼未丰，实力不济。而在西北边疆，沙俄掠夺大片土地，因此收复失地才是当务之急。山东巡抚丁宝桢认为“各国之患，四股之病，患远而轻，俄人之患，心腹之疾，患近而重”。
“海防派”和“塞防派”都极力证明自己的正确，反而互相说服不了彼此，争论陷入僵局。左宗棠从全局出发，挺身而出，提出了海塞防并重的观点：“窃维时事之宜筹，莫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尘埃落定：海塞防并重的双战略中心的形成
左宗棠海塞防兼顾的观点切合了时局，具有统筹全局的目光，况且清政府在筹议之前就定下了不偏不倚的方针，最终在权衡利弊后痛下决心，最终采纳了左宗棠海塞防并重的建议。
在海塞防并重的战略下，清政府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全力收复失地。另一方面，海防也逐渐被提上日程，清廷根据中国海疆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分区设防，分洋分任的方针，沈葆桢和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的海防事务。
中国作为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有来自海洋陆地的双重威胁，面临着战略上选择的双重困难性。19世纪70年代，在财政危机逐步形成的情况下，清政府的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同时爆发危机，海塞防并重的战略在当时经济实力不足的情况下虽说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但却无异于饮鸩止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