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聖令》的主角是宋代的章獻明肅皇後劉娥，她是除武則天之外，中國曆史上另一個穿上龍袍的女人。關于她，多以“狸貓換太子”的故事以訛傳訛，卻未曾有一部完整的曆史小說來講述這位女性政治家的故事。她在曆代皇後中出身最寒微孤苦，從一開始在底層掙紮到收起鋒芒，從為己求生到為夫妻而收斂，再到為天下百姓收起欲望。這不是一個“後宮黑化”的故事，而是一段閱遍世情、最終恪守本心的故事。日前，中國作家網記者圍繞《天聖令》對作者蔣勝男進行了專訪。
《天聖令》，蔣勝男 著
浙江文藝出版社
2021年9月
曆史與生活，靈感翩然而至
中國作家網記者：為什麼會想寫這樣一部小說？
蔣勝男：《天聖令》不僅僅是“一部小說”，其實是我宋遼夏系列小說的第二部。此前的《燕雲台》，是以遼的角度去看宋夏，《天聖令》是從宋的角度去看遼夏。
這個系列的曆史小說探讨那個三朝并立的大時代。當中華文明的走向處于一個十字路口之時，是什麼推動着曆史的車輪？對于那個風起雲湧、精彩紛呈的時代而言，隻有一個視角是不夠的。對于曆史的觸摸，不能受于一時一地一區域的思維限定，而應該用更大的視野和格局去重新審視。是以我寫這個系列的小說，在構思和創作的過程中，用宋的眼光看遼和夏，也轉換思路用遼的眼光看宋和夏，用夏的眼光看宋和遼，這樣才是全景式的曆史再現。這三部書，三個故事，都是探讨在曆史的十字路口前，我們該怎麼抉擇。
中國作家網記者：這次為什麼把朝代聚焦在北宋，小說取名《天聖令》有何寓意？
蔣勝男：《天聖令》是劉娥在執政期間釋出的一個法令，她執政時期的年号是“天聖”，《天聖令》在北宋法制編撰史上起着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目前有一部分的殘本藏于天一閣。
我們現在看宋代，經濟繁華、文化發達，宋代的美學令人沉醉，如《清明上河圖》《東京夢華錄》。但宋朝建立初期，天下仍不穩定，所有人都不知道它會不會成為五代之後的第六代，不知道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局面是否會重演。這個故事，講述的是宋朝初年由亂到治的過程。這部書寫得跟之前的書不太一樣，我加重了對曆史人物的群像，以及這段曆史的思考與演繹。難度提高了，但對我自己來說，是另一種提升。
中國作家網記者：寫曆史小說要避免硬傷，需要做大量的考據類的準備工作。您如何搜集曆史材料，是否有實地考察？
蔣勝男：我一般前期搜集更多的時代資料，在搜集基礎資料之後，我會到當地找博物館，在那個時代留下來的物件中更立體地感受當時人的衣食住行。寫《芈月傳》的時候，我就去西安各種博物館，去湖北找章華台舊址；而寫《燕雲台》的時候我也多次去内蒙古赤峰的遼上京舊址、遼祖陵等。這次為了寫《天聖令》，我多次去了河南開封、鄭州、濮陽等地。還有朋友幫忙資料支援，特地去太原晉祠拍了非常詳細的聖母殿全景和細節給我（聖母殿據說就是以劉娥和身邊侍女為原型的），很暖心。
這期間，也看了許多相關的書籍，比如一些宋代的筆記小說《東京夢華錄》《容齋閑筆》《太平廣記》《大宋宣和遺事》等，比如趙恒、寇準、錢惟演、丁謂等帝王将相的詩詞全集，還有今人寫的一些宋代考據相關的書。
中國作家網記者：您在寫作中有沒有遇到瓶頸期，怎麼克服的？
蔣勝男：其實寫作遇到瓶頸是很正常的。在創作過程中随着資料和思考的深入，如果發現它跟我原來的計劃和認知發生了沖突，繼續深挖下去就變成了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容易失眠、掉頭發，整體狀态很不好。
《天聖令》是卡文之後再出發的産物，它是我寫的第一部曆史小說，初稿創作于2004年到2007年，其實創作完成了，但我還是對成品不滿意，修改的時候卡文了，就先擱置去創作其他曆史小說。當我寫完《芈月傳》和《燕雲台》以後，距離這個故事已經十幾年了。這十幾年中，我的思維方式和創作思路都有了很多的改變，于是我分别在2015年、2016年、2020年進行了多次重新打磨、提升修改。從原來的兩卷本到現在的四卷本，雖然是一樣的故事，但是核心已經完全改變了，這才有了全新的突破。
創作既不要重複别人，也不要重複自己。我追求突破，也無法停止對曆史的探索欲。面對瓶頸，我會閉門深思，排除外界所有的幹擾，靜靜地和一牆的書對話，和古人對話。一段時間後，走出來，走到現代社會，去關注時事，去和他人對話，包括張愛玲說的要聽得到“市聲”：去菜市場買菜，走過天橋，看那些人擺地攤，聽他們講許多有意思的事……生活和創作，是一體兩面的事。體察生活，從身邊的人事中獲得一些感悟，那時候靈感就會翩然而至。
時代洪流中的帝後之愛
中國作家網記者：《天聖令》與您此前創作完成的《芈月傳》《燕雲台》等作品一樣，以曆史上真實的傑出女性為中心。通過這部小說，您想要表達一種什麼樣的女性意識呢？
蔣勝男：時代的浪潮在推動着我的創作。很多“大女主”故事隻是“瑪麗蘇”甜寵劇的披皮套牌，作品中的女性更多還是居于從屬地位，很少能真正地主宰自己的命運。而在現實生活中，女性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的女性需要對标一種嶄新的意識，需要一個參照物，讓她知道如何面對愛情和婚姻的失敗，如何在愛情或婚姻關系中保持自我，認識到女性個體還是一個獨立的人，在社會生活中有自己的獨特存在價值。而這樣的參照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不必拘泥于哪個時代。同時，在我看來，隻有将主角置身于最艱難的環境中，置身于生死之間，自己是自己的倚仗，才能夠真正看出一個人的蛻變來，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在《天聖令》中，劉娥經曆的就是這樣的蛻變和成長。
中國作家網記者：烏蘭其木格認為，《天聖令》最令人感懷的是作者對愛情的笃定與浪漫化的書寫，在日新月異的21世紀，古典主義“願得一心人，白首不相離”式的真摯愛情已發生了較大變化。您怎麼看待她的觀點呢？您的愛情觀是什麼？
蔣勝男：不管我寫過多少作品，我依然相信真摯的愛情是存在的，這樣的愛情不僅僅是甘苦與共一飯一粥，更是理想、信念和情趣的互相投合，是靈魂伴侶。表現在文藝作品上，就不該是情情愛愛、生生死死、分分合合，刻意的甜甜虐虐，而應在理想信念、生活情趣、意志信仰等方面的契合有着健康情感觀念的引導。
就曆史創作而言，我也不喜歡隻講人與人之間勾心鬥角的後宮劇。這固然有一定的真實性，但如果世界上隻有爾虞我詐，這個世界不僅太無趣，而且也是不真實的。如果人心沒有信念、熱情和理想的話，人類文明走不到現在。我相信，在任何一個時代，這個世界上是有真情的。文藝工作者可以揭露現實，揭露冰冷，揭露邪惡，但是文字底下不能沒有信念和信仰，不能沒有熱情和悲憫。
中國作家網記者：有評論家認為，愛情是《天聖令》裡的“金手指”。劉娥出身卑微，但能遇到這麼好的一個男人，他不僅是她的“真命天子”，還真的是一個天子。這算是“金手指”嗎？還是基于現實的合理塑造？
蔣勝男：劉娥和宋真宗趙恒是小說裡最重要的一段愛情。這段愛情有曆史依據，如果劉娥和真宗不是真愛的話，真宗不可能在她沒有孩子的情況下對她情有獨鐘。真宗為了立她做皇後，為她抱養李氏的孩子，并且在執政後期把朝政托付給他，甚至臨時把江山托付給她。我覺得這并不是金手指，而是“人”。當一個人有夫妻的心和夫妻的能量，付出多少，這個世界同樣也會回報于他。男主的鐘情離不開劉娥自身的魅力，這個魅力是與她的成長相關。“一生一世一雙人”，不僅僅是一個男人決定的，還是女人決定的，人和人之間，隻有在靈魂上的高度相似，才能夠成為靈魂伴侶，擁有真正的愛情。這個故事絕對不是一個“赢得帝王寵幸，獲得地位”的宮鬥故事。
劉娥15歲從蜀中逃難到京，經曆窮山惡水、兵災流民。能夠在兵荒馬亂中幸存的人，性格一定是極其堅韌不拔的，從瓦肆歌姬到進入王府，她所擁有的一切都是靠她和自身命運鬥争而來，必然經曆過無數人情冷暖，這樣的經曆造就了劉娥察言觀色、聰穎機變的性格特質。她的命運其實是跟大宋的命運線息息相關的，一個颠沛流離的孤女，映射着大宋開國初年内憂外患，整個王朝前途未蔔的情況。她從逃難到臨朝，宋代也從離亂到繁榮，愛情隻是她生命中的一部分，時代洪流才是主題。
中國作家網記者：在陳崎嵘看來，劉娥和真宗的愛情是一種特殊的變化着的帝後愛情，是弧線，不是直線，是帝後之愛的真實寫照。您認同這一分析嗎？
蔣勝男：我很認同。實際上愛情既永恒又多變，當身邊的人已經成長，而你還停留在15歲那年的話，愛情肯定不能長久。劉娥和真宗剛見面的時候，是初戀的純潔之愛，他們愛情的最大變數便是真宗登基。而我在這裡設計的一場戲，就是展現真宗對登上皇位後的恐懼。很多爽劇容易膚淺地去展現角色，比如一旦身居高位就得意洋洋。這樣了解事物偏膚淺，除非這個角色本身是個很膚淺的人物，因為“權力越大，責任越大”。尤其是真宗作為性格仁厚、并非依靠鐵血鬥争上位的皇帝，忽然就要承擔這麼大的責任，他當時一定非常恐懼。面臨這樣的壓力，他發現劉娥可以和他共同承擔，兩人就迸發出了比初戀時更強烈的愛情火花，真宗更笃定劉娥是他的精神伴侶，人生支柱。
曆史題材的宏觀與細微
中國作家網記者：曆史小說常見的一個問題，就是“個人命運與曆史細節的交彙，想象力與史料的互相輔助”。在《天聖令》的寫作中，您如何處理曆史事實和想象虛構的比重？
蔣勝男：曆史小說與藝術創作之間，一直有一個度的把握問題。如果全部按曆史記載去創作，就失去了小說的趣味性，如果天馬行空地全靠自己杜撰，就是不尊重曆史，誤導讀者。在曆史小說中，曆史事實和想象虛構是互相交織的，沒有情感流動的曆史劇就成了紀錄片或者曆史學網課了。曆史的程序也是依靠人與人之間的情誼和信任一步步推進下去的。
我的原則是“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大事不虛”就是在曆史書上有記載的大事件和時間表，盡量去吻合，在不動大曆史的架構下，去填充人物之間的情感細節。《天聖令》成稿之後，我還是繼續對曆史細節反複打磨。而曆史事件的展現是需要用情節和主角聯系起來的，就需要我去創作，去豐滿人物的性格，由這些人物的性格去推動事物的發展。人物命運肯定與史實挂鈎，但人物特質是史書上呈現較少的，是以在人物創作上要讓情感糾葛、人物性格發展都符合曆史發展的邏輯。既要有曆史真實，也要有藝術真實，而人與人之前的情感互動正是藝術真實所需要的。
中國作家網記者：曆史就像一面鏡子，《天聖令》作為曆史小說，最重要的史觀，它的核心是什麼？
蔣勝男：從小說開頭，劉娥年少時對世界發出的質問，一直到劉娥臨終前與宋仁宗的讨論，實際上每一處都在談民生民本。以民為本，就是本書的主旨。
這部作品的創作史觀是曆史唯物主義，曆史人物在某個階段去做決定時，必須是基于他所在的時代和他的所知。面臨一個曆史選擇的關頭，我們可以推測曆史人物決策時的心理軌迹，參照每個曆史人物處理事件的邏輯和方法，而不僅僅是勝利者的思維方式，看似相同的事情，可能有不同的價值跟過往，以史為鑒，學會從不同角度看待問題，了解他人，了解我們是同一片星空下的“命運共同體”。
中國作家網記者：劉娥在執政期間出台的《天聖令》中的一些條例，比如對女性獨立财産權的保護，廢除許多唐令中奴婢賤籍的條令等，是非常有平等意識的，對于宋代女性地位的整體提升起到了法律保障作用。在那個朝代，劉娥為什麼會有這樣先進的性别平等意識？
蔣勝男：劉娥之是以能有這樣的平等意識，是源于宋代社會的結構性轉換。入宋之後，随着門閥世族的瓦解，“部曲”與“賤口”都成為自由民，教育、文化藝術等領域，也出現了明顯的平民化色彩。社會固化的等級結構被打破，人人都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獲得上升的機會。同時，商品經濟得到發展，“自大街至諸小巷，買賣熱鬧”，是以我們現在展開宋人的畫作，如《踏歌圖》《清明上河圖》，那種平民氣息、市井氣息會撲面而來。在平民社會長成的劉娥，具有了最基礎的平等意識。另外，宋代社會人身依附關系瓦解，由契約雇傭關系所取代，女性也通過解除人身依附關系，獲得了自由民的身份，達到了一定程度的性别平等。
中國作家網記者：比起之前的作品，《天聖令》的語言風格感覺輕快，較之前是否有較大變化？結構上是否受到了話本小說的影響？
蔣勝男：我的曆史小說語言風格都不相同，和我所描繪的時代相符合。《芈月傳》人物的身心都浸淫于詩、書、禮、樂之中，見物比《詩經》，動情吟《楚辭》，自然而然地帶着戰國時代的烙印，是以《芈月傳》的語言風格自然風雅。《燕雲台》的人物生于天蒼蒼、野茫茫的大草原上，是千年的曆史風塵掃過的廣闊天地，語言風格就如草原一般樸實直白。《天聖令》的故事發生在商品經濟發達、城市文明高度發展的宋代，裡面的人物生活在喧嚣熱鬧的宋代城市中，耳邊時常飄過商販的叫賣，勾欄瓦肆的曲聲，平民百姓的讀書聲。這些在市聲中的人物們享受着宋代商品化、城市化、市民化的生活。《天聖令》的語言風格如《清明上河圖》中所畫得一般輕快，猶如茶館的說書人在把故事娓娓道來。
對談者簡介
蔣勝男，溫州大學網絡文創研究院院長。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作家協會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浙江省網絡作家協會副主席、溫州市文聯副主席、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代表作《芈月傳》《燕雲台》《天聖令》《曆史的模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