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奧斯威辛，大家都記得阿多爾諾的名言：“奧斯威辛之後，詩已不複存在。”詩已不複存在，而永存的是關于奧斯威辛的反思。
但“奧斯威辛以後”60年，類似的大屠殺悲劇并沒有從人類曆史中消失。正如安南在紀念奧斯威辛解放60周年聯大會議上指出的：“自納粹大屠殺以來，發生在高棉、盧旺達和前南斯拉夫等地的種族大屠殺就沒有及時得到預防或制止。在今天的世界就有許多類似的喪失人性的可怕事件正在發生，國際社會不應對此漠不關心，甚至予以否認。”
這是為什麼？是否可以說，原因之一是“詩”仍然太多，而反思太少。就是對奧斯威辛的紀念，除了對暴行的憤怒和對遇難者的哀悼，對于這場駭人聽聞的大屠殺何以發生的深層原因，人們是否已經有了足夠的反思呢？
新華社記者提到：根據奧斯威辛博物館曆史學家的最新研究結果，在集中營存在的4年間，共有110萬人在這裡喪生。但是這則報道沒有述及這個數字背後的複雜故事。事實上，在1990年筆者初訪奧斯威辛時，這裡的銘牌上寫的遇難者數字是“約410萬人”。1992年，這塊銘牌被上述記者提到的“最新”結果所更換。
410萬或“至少400萬”的數字，初見于1945年5月12日蘇聯專門成立的一個國家委員會發表的報告，當時奧斯威辛解放才3個多月，這個報告主要是根據集中營内殺人設施的“工作效率”推斷出來的。此後40年，在蘇聯體制的各國，這個數字成為不容置疑的信條，任何試圖重新考證這個數字的人都被說成“替納粹辯護”乃至是“新納粹”而受到嚴懲。
而在西方，人們對這個數字半信半疑。對本民族罪孽深刻檢討的德國人大都承認這一數字，而其他西方國家的著述一般都說是100-250萬。他們的依據多種多樣：戰後審判庭上的證言、各種記錄中來到奧斯威辛的人數與幸存者數之差，以及戰前戰後人口調查的推算等等。
歐洲的一些極右翼、種族主義者和新納粹分子則抓住400萬數字缺乏實證依據一事大做文章，把奧斯威辛災難，乃至整個納粹暴行說成是“謊言”。
嚴肅的學者有責任澄清曆史的真相。在這方面，奧斯威辛博物館曆史研究部主任弗朗西塞克·佩帕博士作出了卓越貢獻。
作為波蘭猶太學者、奧斯威辛遇難者親屬，佩帕幾乎把自己的一生都用來追求“真實的奧斯威辛數字”。從1965年起，40年來他在世界各地搜集了關于歐洲猶太人、納粹運動、大屠殺與集中營問題的大量證據。
1980年，他上司的研究小組得出結論：在集中營存在期間來到奧斯威辛的不幸者總共約130萬人，其中猶太人約110萬。這130萬囚徒中，先後有212，820人被轉移到别的囚禁地，有1，500人被釋放，約500人僥幸逃亡成功，8000人活到最後獲得解放，其餘1，077，180，即約110萬人都在集中營遇難，其中猶太人約占96萬。
1991年，佩帕的著作《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營囚徒與遇難者人數估計》在耶路撒冷出版并受到好評，标志着納粹暴行的主要受害群體猶太人對佩帕研究的肯定。次年，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營國家博物館的銘牌正式據此更換。
佩帕的工作是知識分子的正義感、社會責任感和學者的嚴謹、客觀、求實精神的結合。他對蘇聯數字的更正，曾經使一些新納粹分子以為有機可乘，他們故意歪曲、乃至編造佩帕“戳穿了奧斯威辛謊言”的說法。佩帕為此非常憤怒。
佩帕在1993年緻美國得克薩斯大學的一份公開信中聲明：“我獻身于這樣的事業已經28年：儲存對于無數納粹暴行犧牲者的記憶，以警告人們不能漠視一切形式的種族、宗教和民族仇恨煽動者，他們毀滅正義，制造苦難并屠殺無辜人民。”
佩帕還指出，被押解到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營的猶太人中的絕大多數，都是一到集中營就被殺害，隻有約20萬被役使為奴工的人進行了登記。是以遇難者遠比囚徒登記數為多毫不足怪。客觀的研究者不能隻從殺人者一方獲得證據，奧斯威辛檔案中的登記數的價值在于：它證明該集中營的遇難者不會少于20萬，但從邏輯與事實上它都不能用來證明遇難者不會多于此數。蘇聯當年的數字雖有很大水分，但一個集中營就殺死一百多萬人，還不夠喪盡天良嗎？”
蘇聯打敗納粹解放奧斯威辛的偉大貢獻，是波蘭人民和世界人民永遠牢記的，在1945年的條件下作出倉卒估計也完全可以了解。但後來為宣傳目的禁止人們加以研究更正則不可取，而且這種不嚴肅的做法恰恰給新納粹抓住數字破綻，為否定大屠殺的存在提供了口實。
這場“數字官司”的确發人深省。其實，從殺人者留下的案卷中算出的數字，與奧斯威辛檔案中留下的20萬囚徒登記數一樣是有研究價值的，但它隻能說明死亡數的下限而不能當做死亡數本身，更不能以此否定間接推算法的價值。
對别人發生的事都這樣文過飾非，甚至别人已經反思而自己還在替人家掩蓋，對自己的曆史還怎麼能有反思态度？如果對自己的曆史持這種态度，我們又怎麼有能力讓别人為自己的曆史罪行真心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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