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随着生産力的發展，人口的增長，以往的井田制土地制度已難以适應生産的需要。這種情況在各諸侯國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齊國還比較嚴重。
要扭轉這樣的局面，已到非從制度進行改革不可的時候了。那麼，對于齊國來講，該如何進一步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呢？
據《國語 齊語》載，齊國宰相管仲制定了“相地而衰征”政策，也就是按土地肥饒及産出多寡以确定賦稅輕重等級，這是我國古代财政征課制度上的一個重要變革。
管子，名夷吾，字仲，春秋時期颍上（安徽省颍上縣）人，姬姓後裔。生年不詳，卒于公元前６４５年。少年時期，管仲家貧，為維持生計，曾與好友鮑叔牙共經商。因經商奔走四方，深知群眾疾苦，是以其經濟思想的重要的一項政策就是“富民”。後經鮑叔牙推薦輔佐齊桓公治理齊國。
管子任齊國宰相長達四十年，輔佐齊桓公對内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攘夷狄，建“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大業，讓齊國成為五霸之首。
按史書記載，曆代學者、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對管仲的評價很高，并尊其為楷模，對後世有很大影響。其著作《管子》一書中的經濟思想，更是被後人尊奉為經典。
正是在此書中，管仲提出了著名的“相地衰征”思想。據《管子 大匡》載：“賦祿以粟，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饑而不稅。歲饑弛而稅。”也就是說規定不論公田（井田）和私田，一律按實際畝數征稅；平均稅率為１０％；對災害歉收之年視情況而定減免。
又《國語 齊語》載：為促進魚鹽業發展，“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就是說魚鹽貿易隻是稽查而不征收關稅、市稅。
另，據《管子》載：齊國有以“田畝藉”的田稅、“邦布之藉”的戶籍稅、“征人藉”的人頭稅，還有“以室庑藉”的房産稅和“以六畜藉”的動産稅等各種稅收。
實際上，管仲在實地考察齊國國土的分布與特征後，按照地形地質來生産與收稅，符合老百姓預期心理，同時也為提高糧食産量作出一個保障。
如在《牧民》篇中，管子提出了耕戰論，：“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戰勝，戰勝則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于粟地，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 反映出他考慮了為民為國的雙重利益。
再如“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廪。國多财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廪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軍令行。”
可見，管子的倫理思想基本格局，基本囊括了國家、土地、百姓三者之間的關系。
總之，“相地而衰征”，是一項充滿辯證法意識的土地政策。這是我國征收土地稅的開始。它承認私田合法，也就承認了私田主人對土地的所有權，加速井田制的瓦解。在經濟和政治上，得到老百姓的擁戴，為鞏固齊國政權作了良好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