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從很早的時候就已經認識到了指紋的獨特性。在西周時期指印就成了簽訂契約的憑證之一，到了唐朝時期，指紋鑒定技術就開始成熟，因為這個十七大契約和遺囑上都有指紋的存在。直到宋朝時，人們對指紋有了更深的認知。
北宋的黃庭堅曾說過：世人之是以在狀紙及契約文書上捺上指印，是因為不同的人之間出現指印相同的情況非常罕見，是以指印，是辨識真僞最簡單、最有效的手段。而大宋提刑官宋慈，更是第一次采用指紋當作斷案的依據。而西方，直到1880年英國醫生亨利福爾茲才發表了一篇文章，講述了指紋可以當作犯案證據。要比宋慈晚了1000多年。
讓人遺憾的是，宋慈的“法醫”著作《洗冤集錄》，并沒有得到南宋朝廷的重視。反而是後代西方的醫學家将其翻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在世界上流傳。正因為如此，宋慈被西方的醫學專家稱為“法醫學之父”。
那麼《洗冤集錄》有什麼獨特之處嗎？其中記載的一些方法，時至今日仍令人感歎。美國的第一神探都曾經稱呼過此書的原理，至今依然很有價值，是一些顯微鏡電腦所無法取代的。宋慈認為：“獄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檢驗。蓋死生出入之權輿，幽枉曲伸之機括，于是乎決。”《洗冤集錄》就是在他的這種堅持下誕生的。
其中最著名的要屬“紅光驗屍”：
《洗冤集錄》全書共有7萬多字，記述了人體解剖、檢驗屍體、檢查現場、鑒定死傷原因、自殺或謀殺的各種現象，還有各種毒物和急救、解毒的方法，涉獵非常的廣泛。這樣一位有才能的人本應該綻放出他的光芒，但是在《宋史》之中卻沒有關于他的傳記，直到清代的人陸心源補續《宋史》的時候，才将他列入了人物志。不得不說，這是我國封建制度的一種悲哀，這與當時社會中仵作的地位脫不開關系。
我國的司法鑒證技術本來是世界的先驅，卻因為種種的思想上束縛被埋沒，真正将其發揚光大的反而是西方人。宋慈雖然沒有享受到世人對其應有的贊譽，但他終究是一代楷模，将被世人永記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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